东京大本营的争吵持续了数日,最终,一个充满矛盾与妥协的决议形成了。
陆军省和海军省相互瞪着眼,谁也说服不了谁。
海军嚷嚷着要全力南下,跟英美在太平洋上争霸;
陆军则红着眼睛,坚持必须摁死“东山”体系,否则寝食难安。
吵到最后,只能各退一步,搞了个折中方案:
第一,战略重心向东南亚倾斜。
大部分新造的军舰、飞机和精锐师团,优先补充到南方军。
海军如愿以偿,拿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资源,去经营他们的“绝对国防圈”。
第二,中国战场,转入“战略维持”。
大本营明确告诉冈村宁次:短期内,别指望有大规模增援了。
你的任务不是消灭所有敌人,而是“守住核心点和线,确保占领区资源能为帝国所用”。
第三,组建“快速反应部队”。
大本营给华北补充一大批战车坦克飞机,命令冈村宁次以战车部队和摩托化步兵为基干,
仿效谢毅峰第九路军的模式,组建几支高度机动、火力强劲的快速打击集群。
这些部队不用于占领地盘,专门负责“救火”,哪里八路军或“东山”势力冒头,就闪电般扑过去,咬一口就走,绝不缠斗。
第四,推行“两光”战术。
针对八路军和根据地依赖民众的特点,大本营批准了更残酷的“经济绞杀”策略。
当遭遇抵抗或需要获取物资时,快速反应部队将执行“抢光、烧光”政策。
目标不是杀人,而是摧毁抵抗力量的生存基础。
把村庄、乡镇的粮食、财物、生产工具全部抢走,带不走的就一把火烧掉,
将老百姓驱赶到荒野,留下一片废墟,把沉重的难民包袱甩给中国各方势力去消化。
冈村宁次拿到这份命令,脸色阴沉得能滴出水来。
他想要的是足以扭转战局的重兵集团,得到的却是一纸“维持现状”的指令和这种近乎土匪流寇的战术指导。
但他没有选择。
很快,日军华北方面军开始了调整。
精锐的第27师团、第110师团和108师团以及其他部队的精锐,
装备大本营输送来的战车和坦克以及本身就有的,补充了大量卡车和摩托车,组建了五个快速反应旅团。
他们配备了最强的无线电通讯,力求反应速度。
同时,日军开始有计划地收缩兵力,放弃了一些偏远、难以坚守的县城和小据点,
将兵力集中到天津、保定、石家庄、太原等大城市及连接它们的铁路、公路干线沿线。
那些被孤立的城市,如石家庄,成了巨大的“堡垒”。
日军在里面囤积弹药,但粮食储备有限。
他们的补给方式变成了:城里快断粮了,就派快速反应旅团突然出动,
像蝗虫一样扑向一个事先侦察好的、防御相对薄弱的区域,抢掠周围乡村或小城镇的粮食和牲畜,得手后立刻撤回城里。
留下一片废墟,大量只有衣服的老百姓在风中瑟瑟发抖。
他们刻意控制着行动的频率和规模,避免激起全面反抗。
在宣传上,也极力淡化暴行,声称这只是“无奈的征粮行动”,并未大规模屠杀平民,
试图将矛盾定义为“物资争夺”而非“种族灭绝”,降低中国民众的同仇敌忾之心。
在华北平原上,出现了诡异的景象:大部分时间,双方隔着战线对峙。
但每隔一段时间,日军的钢铁洪流会突然从某个据点冲出,迅猛突击,洗劫一片区域后,又迅速缩回。
他们不寻求占领,只追求破坏和掠夺。
面对这种新战术,柯明义和延安方面也迅速调整策略。
“小鬼子有点东西啊,居然开始玩起土匪战术。”
朱老总在作战会议上指着地图,“他想倒好,用这种办法,既维持他孤立的据点,又不断消耗我们,给我们制造麻烦。”
“那就让他来。”毛委员冷笑,“他以为他是流寇,我们就是天罗地网。命令各部:
一、 加强情报网,密切监视鬼子快速部队的动向,提前预警。
二、在重要产粮区和物资囤积点,部署机动防御力量,配备反坦克武器。
三、老百姓实行坚壁清野,粮食能藏则藏,藏不了就转移。
四、我们的快速部队,谢毅峰的第九路军,任务就是猎杀他的快速部队,只要他敢出来,就找机会截断他的退路,狠狠揍他!”
“东山”基地也加速了技术对抗。
无线电侦听部队全力破译日军快速部队的通讯密码,争取掌握其行动规律。
一场围绕“机动”、“掠夺”与“反机动”、“保护”的新形态斗争,在广袤的华北平原上拉开了序幕。
日军试图用这种毒辣而高效的方式维持局势,并拖垮对手。
而柯明义和抗日军民,则在血与火的考验中,继续锻造着更坚韧的盾与更锋利的矛。
华北的战局,进入了一个更加复杂、更加考验双方智慧和韧性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