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后套地区的傅作义，看着全国战场风起云涌，尤其是八路军在近在咫尺的华北打出局面，他麾下的绥远子弟兵早已按捺不住。
“我们绥远军不是后娘养的！”傅作义在五原的指挥部里，对着地图上包头、归绥（今呼和浩特）的方向重重一点，
“八路军能在山里打，我们就能在平原上打，老待在河套里，骨头都要生锈了。”
傅作义的目标明确而务实：打出后套，收复绥远省部分失地，偷袭包头工业区。
在短暂控制工业区后，傅作义部队会争分夺秒地进行 “破坏性拆迁” 。
利用准备好的汽车，将能搬走的关键机床、小型发电机、图纸、技术工人（营救或动员）、成品钢材、煤炭等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全部运走。
带不走的大型设备，则尽可能破坏其核心部件，使其短期内无法被日军利用。
这不仅是为了政治声望，更是为了解决部队严重的物资匮乏问题。
包头有日军经营的煤矿、铁矿和小型钢铁厂，这对几乎全靠外部输入的绥远军来说，是致命的诱惑。
他的战术也与八路军不同，充分发挥了绥远军骑兵和善于野战、攻坚的特点。
他策划了“雪原”行动：利用冬季黄河封冻，日军机动相对不便的时机，以精锐骑兵为先锋，配属了从“东山”体系秘密换装的步兵炮和火箭筒，对包头外围的日军据点发起一系列快速、凶狠的突袭。
“告诉弟兄们，打下来，过年就有白面馍馍，有新棉衣！打不下，咱们就还得在这喝西北风！”
傅作义的战前动员简单直接，却极富煽动力，绥远军的行动，旨在为这支孤悬北方的劲旅，打出一片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对于背负着“不抵抗”污名、流落关内的东北军而言，复仇和重返故土是刻入骨髓的执念。
少帅张学良虽然身处羁縻，但东北军旧部依然是一股强大的力量。
借助与“明义五金厂”深度捆绑的优势（以矿产资源和未来的东北权益为抵押），部分东北军精锐部队（如何柱国、缪澂流等部）已经秘密完成了换装。
“东山”提供的武器，虽然不是最先进的，但数量充足、质量可靠，尤其是大量的仿捷克式轻机枪、迫击炮和充足的弹药，使得这些东北军部队的火力远超国内一般杂牌军，甚至不输于日军二线守备部队。
他们的目标并非强攻武汉、天津这样的大城市，而是采取了一种更聪明、也更解气的策略：
集中优势兵力，对北平北面、西面的昌平、延庆、怀来等日军兵力相对薄弱的山区县城和重要关口发起猛烈攻击。目的在于扫清北平外围，扩大缓冲区，震慑城内日军。
大规模、不间断地破坏北宁铁路（北平-沈阳）和平绥铁路（北平-包头） 的华北段。他们的工兵部队得到了“东山”提供的专业爆破器材和指导，让日军这两条战略动脉几乎瘫痪。
每一次战斗胜利，他们都会大张旗鼓地宣传：“东北军打回来了！”
这将极大地鼓舞了沦陷区民众的士气，也像一根毒刺，深深扎在华北日军的心脏地带。
东北军的行动，既是复仇，也是一场为自己正名的战斗。
他们要用日寇的血，洗刷曾经的耻辱，并向世人宣告：东北军仍在战斗，他们从未忘记白山黑水。
当全国各路人马准备在战场上高歌猛进时，深处后方的川军，呈现出的则是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
他们没有急于倾巢而出，收复失地，而是在天府之国的盆地里，拨弄着一把更为精明的算盘。
得益于四川丰富的矿产资源和无空袭之忧的相对安全，川军与“东山”体系的合作早已超越了简单的武器买卖，演变成一种更深层次的“资源-技术-制造”同盟。
川军利用自身控制的矿场（如会理的铜、綦江的铁、自贡的盐），从“东山”换取的不仅是成品武器，更多的是机床、图纸和关键零部件。
重庆、成都的兵工厂在“东山”技术支持下日夜轰鸣，不仅能生产足够的步枪、机枪和迫击炮满足川军自身需求，更将大量富余的军火，以高出成本数倍的价格，秘密销往云南的龙云、湖南的薛岳等。
四川的桐油、猪鬃、生丝、粮食、中药材，通过“东山”的渠道，变成了源源不断的外汇和急需的工业品。川军高层凭借此道，积累了惊人的财富，这庞大的“金库”不仅用于购买更多先进设备，更成为他们维系内部、抗衡中央的重要筹码。
然而，坐拥金山，并不意味着川军已脱胎换骨，其内部根深蒂固的军阀习气和蒋介石的刻意制衡，使得其强大潜力被严重束缚。
以潘文华、王瓒绪等为首的实权派，利用与“东山”的直接关系和自己掌控的厂矿，优先武装其嫡系部队，打造了几个装备仿制中正式、捷克式、82迫击炮、山炮，甚至拥有“东山”产无后坐力炮的“精兵”团。
这些部队装备水平直追中央军嫡系，是川军门面和压箱底的本钱。
然而，更多非嫡系部队和新建补充旅，则依然使用着老旧的川造步枪和混杂的弹药，被称为“架子兵”。
军阀们需要保持庞大的员额来维系地位和向重庆索要粮饷，却不愿将宝贵的资源平均分配，导致川军整体呈现出“头小身子大，外强中干”的奇特面貌。
蒋介石迁都重庆后，对身边这支庞大的“杂牌”充满戒心，他以“抗战全局”为由，设立兵工署统一调配，将四川兵工厂相当一部分产能划拨给中央军，
并时常以命令形式，将川军那些好不容易装备起来的“精兵”调往最危险的前线，名为抗日，实为消耗，这使得川军高层更加警惕，愈发倾向于“藏拙”。
因此，川军在此次风起云涌的“主动出击”浪潮中，表现得异常冷静和务实。
他们并未策划大规模攻势，而是选择性地对当面日军控制下的、资源丰富的山区县城（如酉阳、秀山） 发起团级规模的战斗。
目的并非政治宣传，而是实实在在地夺取锑矿、汞矿等战略资源，以换取更多利益。
他们最大的投入，是持续不断地选派有文化的青年军官和技工，前往“东山”基地或通过其渠道，学习炮兵、通讯、工兵、医疗乃至飞行驾驶。
这是一笔对未来的人才投资，远比消耗在当下的攻城略地更为划算。
川军高层们清楚，他们积累的工业底子和财富，是一股足以影响战局甚至改变历史的强大力量。
他们在等待，等待日军与全国其他势力拼得两败俱伤，等待重庆中央与地方矛盾激化，或者等待一个能真正带领他们摆脱困境、实现更大图谋的领袖出现。
川军并非不想出场，而是他们正在下一盘更大的棋，他们的沉默，是一种在乱世中保存并增殖实力的智慧，也是一种在各方势力夹缝中寻求最终突破的耐心。
这支看似保守的力量，其未来的走向，必将深刻地影响着整个战局的平衡。
至此，1937年末至1938年初的中国战场全景图终于清晰：
太行山是八路军的质量提升核心区。
宜昌是蒋介石中央军的政治仗焦点。
桂系、晋绥军在各自战区进行扩张和表演。
傅作义在北方为生存和发展而战。
东北军在华北心脏地带进行复仇与破袭。
川军则在艰难中学习和积累。
每一股力量都在利用“东山”体系带来的变量，基于自身的目标和处境，做出不同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