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蒋的“阳谋”如同一块巨石投入死水，激起千层浪。全国的目光都聚焦到了武汉，等待着这座孤城的最终命运。
然而，预想中的悲壮突围或是惨烈攻城并未发生。战场呈现出一种诡异的静默。
日军前线部队接到了含糊其辞的命令：“加强监视，伺机而动，避免重大伤亡。”
于是，鬼子兵们依旧蹲在战壕里，偶尔打几发冷炮，或是派小股部队进行战术侦察，但师团级别的重炮群和坦克部队始终按兵不动。
城内的国军则开始了有条不紊的“战略转移”。这更像一场精心导演的舞台剧。
报纸和广播里，充满了“依依惜别”、“誓死掩护”、“保存火种”的悲情报道。
一队队市民在军队的“保护”下，携家带口，沿着事先规划好的路线，缓慢向西南方向撤离。汉阳兵工厂的机器被拆解装车，由最精锐的部队押运，率先离开。
日军侦察机在头顶盘旋，将这一幕尽收眼底。指挥部里，军官们争论不休。
有人主张立即出击，哪怕只截下部分物资也好；但更多人担心，一旦全力攻击，二十万困兽犹斗的军队必然拼死抵抗，即便获胜，伤亡也将难以承受，更会坐实“屠杀”的恶名，给国际社会以口实。
“让他们走。”
最终，一道来自更高层、带着几分无奈的命令定下了基调，“占领一座空城，也好过用帝国勇士的鲜血去填满它。我们的目标，是消化已占领的区域，为未来的战略积蓄力量。”
命令是下来了，但小鬼子的军官么，虽然没有下克上，但幺蛾子也是少不了的。
联队长松井太郎盯着地图，手指在上面戳来戳去：“八嘎！蒋介石的撤退速度太快了！命令第三大队，立刻出发，沿着长江北岸追击，能抢多少物资就抢多少，要是遇到国军的殿后部队，不用硬拼，打几枪就撤！”
旁边的参谋脸色犹豫：“联队长，总部说不能发动大规模进攻，要是咱们跟国军打起来，会不会……”
“怕什么！”松井太郎拍了桌子，“咱们只是‘例行巡逻’时遇到了撤退的敌人，难道还不能还手？记住，别把事情闹大，只要能让蒋介石知道，想安安稳稳撤走，没那么容易！”
另一边，重庆黄山官邸里，老蒋正看着最新的电报，嘴角勾起一抹笑。电报里说，日军只是派了小股部队骚扰，并没有发动强攻，而且西方记者的报道已经发往国外，全是夸赞国军“人道主义撤退”的内容。
“辞修，做得好。”老蒋把电报递给陈诚，“告诉武汉那边，加快速度，争取在半个月内把主要人员和设备都撤出来。另外，让戴笠多派些人，盯着那些从武汉撤出来的技术人员，别让他们跑到‘东山’或者延安去！”
陈诚点头应下，心里却犯嘀咕，这些年，戴笠的人跟“东山”的情报网斗了不少次，从来没占过便宜，这次想拦住那些心灰意冷的技术员，怕是没那么容易。
果不其然，三天后，一艘从武汉开往重庆的货船在途经宜昌时，突然遇到“水匪”。等国军的巡逻艇赶过来，船上的五个汉阳兵工厂技术员已经没了踪影。
戴笠接到消息时，气得把杯子摔在地上：“一群饭桶！连几个人都看不住！肯定是‘东山’的人干的！给我查！就算把宜昌翻过来，也要把人找回来！”
可他心里清楚，这事儿八成是没戏了。“东山”的人做事向来干净利落，既然能把人带走，就绝不会留下痕迹。
好在，小鬼子还算懂事，没搞出大乱子。
于是，历史上惨烈的武汉会战，以一种近乎“默契”的方式走向了终点。
1936年深秋，当最后一批殿后的国军部队悄然撤出武汉防线时，日军才小心翼翼地开进了这座华中重城。他们得到的，主要是一座几乎空无一人的城市和大量无法带走的固定工事。
消息传到重庆，老蒋在日记中写下：“武汉虽失，然精华犹存。此乃以空间换时间之要义，国际社会当能明鉴。”
他成功地将这杯苦酒，酿成了悲情英雄的壮歌，尽管其中滋味，只有他自己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