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那个年代，”楼听松的声音带着岁月的沉淀，继续讲述，“一场普通的阑尾炎，一次严重的高烧，在缺医少药的野外，都可能夺走性命。深山里不仅有野兽出没，甚至还有残余的土匪流寇。常年累月在外勘探，无法在父母跟前尽孝，无法陪伴妻儿，这是埋在每个勘探队员心底最深、最无奈的痛楚。”他的话语中充满了那个时代特有的沉重。
“那……您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呢？”徐若杭轻声问道。她离开杭州优渥的生活来到王门镇，内心也曾有过彷徨和坚持的困惑，楼听松的话触动了她。
楼听松转过头，目光明亮而坚定地看着徐若杭，仿佛穿透了时光：“正因为我们知道苦是什么滋味，所以我们才更想拼尽全力，把该吃的苦都吃完，为我们的家人，为我们的孩子，拼出一个不再需要吃这种苦的未来！”他顿了顿，语气变得更加深沉，“那个时候，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工业建设急需矿产资源作为‘粮食’和‘血液’。我们肩上扛着的，是为国家寻找‘工业粮食’的使命感和巨大压力！这份责任，重如山岳，让我们不敢有丝毫懈怠。”
说完，他特意放缓了脚步，回头看了看身后越聚越多的年轻面孔，仿佛要将这些话刻进他们心里。“就在这黑水山，我们现在走的这一带，那时候还叫王门公社。”
“是的。”关小月肯定地点头，仿佛也随着他的话语回到了那个年代。
“有一天，我在勘探时不慎从山崖滑落，浑身多处擦伤，只能在营地休息。结果伤口感染化脓，发起高烧，情况危急。我们队长带着两名队员，用简易担架抬着我，连夜徒步走了四十多公里的山路，才把我送到了当时的场镇卫生院。”楼听松的声音平静，却描绘出一幅惊心动魄的画面，“医生处理了伤口，发现我严重营养不良，免疫力极差，让队长想办法给我弄点有营养的东西补补。我们现在去看病人，都送鲜花水果，那时候大家最缺的就是营养啊！可我们勘探队经费紧张，那点工资都得寄回家里养家糊口。”
“王门镇那时候很闭塞，我们勘探队有人受伤住院还缺营养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镇上有一位大家都叫她‘八婆婆’的老大姐……”楼听松说到这里，眼角微微闪烁起泪光，他深吸了一口气，“她就经常熬了鱼汤给我送来。她做的鱼汤，那个鲜美的味道……我到现在都忘不了。”
关小月和徐若杭对视一眼，眼中充满了感动与敬意，不忍心打断这位长者的深情回忆。
“我们心里过意不去，几次三番推辞。那时候谁家都不宽裕，谁也不容易。八婆婆就对我说，她的父亲和丈夫都是为了新中国牺牲的，她给我们勘探队煮点鱼汤，也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支援国家建设，让我们一定不要客气。”楼听松的声音有些哽咽，他摆了摆手，“这就是我第一次来铜山的故事。”他似乎不想再深入挖掘更多沉痛的细节，适时地止住了话题。
何明远注意到，走在前面的林穗宁仍在兴致勃勃地谈论着她的党建话题，而褚世安则不时回头关注楼听松这边的情况。周围的人们都沉浸在那段艰苦而光荣的往事中，若有所思。
“楼组长的故事，真是给我们上了一堂无比生动、直击心灵的党课啊！”关小月由衷地感慨道。
“那您第二次来铜山呢？”徐若杭对这位长者的经历充满了好奇，迫不及待地追问。
众人也都用期待的目光看着楼听松。他们是楼听松的下级，不敢像关小月和徐若杭那样随意发问，但眼神里写满了想听的渴望。
“我第二次来铜山县，”楼听松的目光扫过关小月和徐若杭，带着一丝意味深长，“可是组织上交流我过来，挂职担任铜山县委常委、副县长。”
“呀！您还是我们的老领导啊！”关小月又惊又喜，热络地再次与楼听松握手。
“那时候改革开放没多久，铜山县滥采乱挖矿产资源的情况非常严重。组织上考虑到我的专业背景，派我过来，主要任务就是整顿矿业秩序，抓好矿产资源管理。”楼听松简略地说道。
就在这时，异变突生！ “领导！领导！我有冤屈！我有重要情况要向您反映！”几个身影不知从哪个角落突然钻了出来，径直朝着楼听松围拢过来。
徐若杭定睛一看，心头猛地一沉——为首的正是周月娥！她立刻上前一步，拦住周月娥：“大姑！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有什么事我们回镇上说！”
关小月也认出了周月娥，立刻上前配合徐若杭，一边将周月娥和她带来的人往旁边引，一边压低声音说：“周大姐，你有什么问题，到镇上找我，找徐主任，肯定给你解决！这几位是来我们这投资的企业老总，不是政府的领导，你找错人了！”
“对呀，大姑，他们是企业公司的领导，不管咱们地的事。”徐若杭赶紧一唱一和。
“你们别框我！我看你们镇上的干部都陪着，肯定是上边来的大领导！”周月娥嘴上不信，但脚步已经被关小月带着往旁边挪动。因为她确实在人群里看到了几个黑水项目部的熟面孔，包括何明远。
这边的动静立刻吸引了前面的人。林穗宁和褚世安都停下脚步看了过来。褚世安眉头微蹙，看向陆云深：“云深，这是什么情况？”
陆云深一脸茫然，连忙摇头：“董事长，我……我不清楚。”
就在这时，何明远上前一步，声音清晰而简练地汇报：“褚书记，林主任，这位周大姐家的林地在咱们6号矿区征地红线范围内。她主张她家的实际面积是51亩，但林权证登记只有31亩。由于矿区早年盗采严重，导致山形地貌发生很大变化，与原始测绘图纸（图斑）对不上，四至边界模糊不清。当时镇上为了尽快完成土地收储交付给我们，就按林权证登记的31亩给了补偿。她现在要求追讨她认为被‘遗漏’的20亩的补偿款。”
他的汇报条理清晰，要点明确，瞬间让领导掌握了核心问题。
“哦，如果是这样，那这是地方政府在征地补偿过程中遗留的历史问题，应该由地方政府负责厘清和解决，跟我们企业没有直接关系。”林穗宁听完，立刻基于职责划分做出了判断，语气干脆，意图将企业责任撇清。
褚世安与楼听松交换了一个眼神，没有立刻表态，反而看向何明远，带着一丝探究：“小何，这些情况……你是怎么了解得这么清楚的？”他似乎对何明远能如此精准汇报产生了兴趣。
“褚书记，我是近期负责跟镇政府对接协调工作（指讨薪事件后续）时，从王门镇企业办徐若杭主任那里了解到的。”何明远坦然回答，并用眼神示意了一下正在安抚周月娥的徐若杭。
“褚书记，这位是我们项目部的主管，何明远。”陆云深见状，立刻上前补充介绍何明远的身份。
褚世安微微颔首，随即向旁边的总经理刘建民和副总经理邹景明示意了一下。两人立刻靠拢过来。褚世安低声指示道：“建民总，景明，你们下来主动跟镇政府方面深入了解一下这个情况。事情虽然发生在征地环节，但毕竟跟我们矿区的开发建设密切相关，甚至其根源（盗采）也与此地历史有关。我们必须主动掌握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和潜在风险，明确我们的责任边界在哪里，做到心中有数。”他的指示显得更为周全和主动。
“好的，书记，我们马上落实。”刘建利落地应下。
“政府有政府的法定职能，我们企业有企业的核心任务。最重要的是各司其职，管好自己分内的事。”林穗宁在一旁补充道，再次强调了她的观点。
褚世安脸上保持着微笑，看了林穗宁一眼，没有反驳。但何明远却从他那看似赞同的微笑中，敏锐地读出了一丝对林穗宁直接干预清江公司具体事务、且态度过于机械的不满。何明远不动声色地向后退了半步，保持距离。
他刚才出言解释，是基于下属的本分——领导问及项目相关情况，而他恰好了解。褚世安随后对刘建民和邹景明的指示，核心是“主动了解相关性，分析利害”，这是一种积极的风险管控和机会把握思维。而林穗宁的“无关性”思维，则倾向于划清界限，避免介入，是一种相对保守和防御的姿态。
何明远脑海中再次闪过财宝老师关于期货和股票思维的比喻：股票要善于发现机会（机会思维），期货要时刻警惕风险（风险思维），但两者都需主动研判。褚世安更像是在做多空双向的研判，而林穗宁则倾向于不做不错。
“基层政府工作千头万绪，如果干部素质不过硬，工作不细致、作风不扎实，就容易出现这类历史遗留问题，给后续工作带来被动。”林穗宁望着另一边还在处理问题的关小月等人，语气中带着一丝自上而下的评判。
“上级领导统筹全局不容易，基层干部直面千家万户，工作量大面广，难免会有疏漏。我们要多理解、多支持他们的工作嘛！”褚世安立刻笑着接话，语气圆融。他常年与各级地方政府打交道，深知关系维护的重要性，绝不会在公开场合留下任何对地方政府不满的话柄，姿态放得很低。
“明远，”楼听松忽然开口，声音平和却自然带着一种让人信服的权威，“你过去关镇长那边看看。如果她们一时处理不完，就跟关镇长说，请她们先忙，我们大部队就不打扰她们处理公务了。但务必转达，今晚的晚餐，我们诚挚邀请关镇长和徐主任务必赏光。”
“好的，楼组长。”何明远应声，立刻向关小月那边走去。楼听松看似随意地安排褚世安的下属办事，实则自然地将自己融入了褚世安和林穗宁的谈话圈，也顺便调整了话题方向。
“企业和政府尽管分工不同，但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把国家建设好，把经济发展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楼听松平和地说道，起到了很好的调和作用。
何明远一边走，一边暗自思忖：褚世安作为基层公司一把手，需要总揽全局，平衡各方，因此考虑问题更全面务实，注重实际效果和长远关系。而林穗宁，显然缺乏扎实的地方基层工作经验，对复杂问题的判断容易流于表面和教条，考虑问题条条框框比较多，灵活性不足。
关小月一小会耐心而有力的沟通协调，周月娥等人被劝离了，来得突然，散的干脆。
关小月快步走回来，脸上带着歉意的笑容：“各位领导，实在不好意思，打扰大家调研了。我们的个别群众觉悟不高，看问题比较现实。她家已经获得了一百多万的补偿款，现在还有一些后续的小问题正在处理中，她也是心里着急，方式方法欠妥。请各位领导多多包涵。”
“小插曲，没关系。关镇长，我们继续往前看看吧？”陆云深赶紧出面，试图重新引导行程。
然而，林穗宁似乎还想就此事发表看法，她对着关小月，用一种略带指导意味的语气说：“关镇长，基层工作关键在于细致和扎实。只要我们把工作都做扎实、做到位了，群众自然就挑不出毛病了嘛。”这话听起来像是建议，却带着一丝隐晦的批评和居高临下的意味。
徐若杭在一旁听得微微蹙眉。她忽然上前一步，脸上带着恭敬的笑容，语气却清晰有力：“林主任，您说得对，基础工作一定要扎实。就拿眼前的事说，咱们黑水村前期为了支持矿区建设，村民大会原本已经同意，无条件将进场道路两侧各让出4米土地，这样道路就能拓宽到12米，全线5公里，涉及新让出土地约60亩。这本来是为项目做贡献的好事。”
她话锋一转，略带无奈地说：“可现在，部分村民反悔，鼓动大家要求征地补偿。这笔账很好算，60亩地的补偿，加上青苗费、拆除部分院墙的补偿，加起来大概需要300多万。如果关镇长不带着我们没日没夜地进村入户做群众工作，耐心协调沟通，那么现在摆在西矿集团面前的只有两个选择：要么额外支出这300多万，要么就只能接受一条只有4米宽的狭窄村道作为唯一的进场道路。关镇长和镇政府，可是在实实在在地为项目排除障碍、保驾护航啊。”
徐若杭这一笔账，算得清清楚楚，数据准确（显然来自与何明远的交流），合情合理。她的话音落下，现场出现了一刹那的寂静。
林穗宁脸上的表情瞬间有些凝滞，她张了张嘴，却发现一时竟无法反驳。她没想到这个年轻的镇干部会如此直接、又有理有据地回应她，而且直指问题的核心——地方政府的努力和付出，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切身利益和项目进度。 轻飘飘的一句“工作要扎实”，在徐若杭列出的具体困难和巨大工作量面前，顿时显得苍白无力，甚至有些不近人情。
褚世安的嘴角几不可察地向上弯了一下，随即恢复如常。楼听松则眼中闪过一丝赞赏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