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都的喧嚣是分层的。市井的叫卖，权贵的车马，构成浮华的表面。而在一条僻静的青石巷深处，“墨韵斋”书铺则像一处思想的暗流，在寂静中积蓄着力量。
书铺门面寻常，店内却别有洞天。后院一间雅室，烛火通明，空气中弥漫着新墨与陈旧竹简混合的独特气味。这里，便是陈彦的天地，也是即将诞生的《新潮》刊物的摇篮。
陈彦年近四十，面容清癯，下颌线条刚硬，眉宇间锁着经年累月思考留下的刻痕，也凝聚着一股不容折辱的刚毅。
他曾是朝中有名的“硬颈”御史，因屡次上书抨击时弊、触怒权贵，最终心灰意冷，挂冠而去。辞官后，他并未归隐，反而在这许都一隅，开辟了新的战场。
此刻，他正伏案疾书。
案头堆满了周铄那篇《论“痛打落水狗”》的传抄件，也散落着一些记录李朔在邺城废窑演讲内容的残页。
他欣赏周铄的犀利，也理解李朔的激情，但他更深知，零星的呐喊与青春的宣言，虽能振奋人心，却难以形成改变世道的洪流。
当下的思想界，一面是死水般的僵化，一面是初生般的混乱，急需一盏引路的灯，一个凝聚的核。
他放下笔，拿起一方刚刚刻印好的素帛封面，上面只有两个力透帛背的大字——《新潮》。
“便是它了。”他低声自语，眼中闪烁着决然的光芒。他要创办的，不仅仅是一份刊物，更是一面旗帜，一个阵地，一场彻底的思想启蒙运动。
创刊号的核心，便是他刚刚完成的发刊词——《敬告青年》。
他并未采用骈四俪六的华丽辞藻，而是以清晰、有力、近乎宣言式的笔法，为新时代的青年立下了六条准则：
“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挣脱依附，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勿为古人之奴隶，勿为权贵之牛马。
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笃信宇宙进化之理，与时俱进，勿固步自封，逆潮流而动。
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以奋斗征服命运，以行动创造未来，勿学隐士逃避责任，独善其身。
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睁眼看天下，知彼方能知己，勿再坐井观天，抱残守缺。
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崇尚实证，追求实学，以效用衡量价值，勿尚空谈，勿慕虚名。
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以理性为尺度，以事实为依据，破除迷信盲从，勿以臆想代替真理。”
这六条，如同六把锋利的标尺，试图度量出一个区别于旧式文人的、全新的青年形象。
它不直接鼓吹某种政治主张，而是致力于重塑人的思想根基——从人格独立到思维方式，从价值取向到世界眼光。
《新潮》创刊号一经秘密刊行，立刻在渴望新知的青年群体中引发了地震。
周铄读到了，在那六条标准中，他看到了自己批判精神的理论支撑，主动将自己更为犀利的杂文《礼教杀人论》投给了《新潮》。
李朔读到了，他激动不已，认为这完全道出了他的心声，立刻将自己在“求道会”的演讲整理成《青春与赤火之使命》一文，请求发表。
无数迷茫中的寒门士子、甚至一些对家族束缚感到厌倦的贵族青年，都将《新潮》视若瑰宝，争相传阅、讨论。
陈彦以其深厚的学养、清晰的理路和不妥协的姿态，迅速团结和影响了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新文化”追随者。《新潮》编辑部，成了许都思想暗流的漩涡中心。
然而，风暴也随之而来。
“狂悖！此刊妖言惑众，动摇国本！” 太学内的守旧博士们联名上书，要求朝廷查禁《新潮》，严惩主办者陈彦。
“陈彦此人，昔日为官便不安分，如今更是变本加厉！” 昔日与他有隙的权贵，趁机在朝中攻讦。
甚至《新潮》内部，也因文章倾向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有温和者认为周铄的文章过于尖刻，易招致祸端；有激进者则觉得陈彦的六条还不够“革命”，未能直接号召反抗。
面对外部的压力与内部的分歧，陈彦的态度始终如一：不妥协。
“批判若不彻底，则如同隔靴搔痒！”他驳回温和派的修改建议，坚持全文刊发周铄的《礼教杀人论》。
“启蒙之要，在于塑造新人，而非急于求成，鼓动暴烈之举！”他同样冷静地拒绝了激进派的要求，坚持《新潮》应以思想文化启蒙为首要任务。
他如同一块坚硬的礁石，立在旧时代涌来的潮水前，也立在内部纷乱的浪涛中。他的刚毅，是《新潮》的脊梁，但也让其成为了所有旧势力眼中最醒目的靶子。
这一日，他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只有八个字：“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陈彦看完，面无表情地将信纸凑近烛火。火焰跳跃着，吞噬了那虚伪的“善意”警告。
他望向窗外许都沉沉的夜空，目光坚定。
他知道，风暴将至。但他更相信，自己点燃的这盏《新潮》之灯，已无法被轻易吹灭。思想的闸门一旦打开，洪流便再难阻挡。
《新潮》编辑部的后院雅室，此刻已失去了往日的书卷宁静，空气灼热得仿佛一点即燃。争论的声音穿透窗纸，惊起了院中老树上栖息的寒鸦。
引发这场风暴的，是一位新近加入的年轻学者——胡适之。
他约莫二十七八年纪，面容俊雅，身着剪裁合体的儒袍，料子却隐隐透着异域的风致——据说是游学交州、甚至远至西域时带回的织物。他举止从容，言谈间总带着一种经过理性淬炼的温和，与编辑部内常见的激愤或悲怆截然不同。
此刻，他正站在房间中央，面对着一张张或激动、或疑惑、或不满的面孔。就在刚才，李朔再次慷慨激昂地阐述了“赤火”理念的普世正义性与彻底推翻旧世界的必要性，引得许多年轻成员热血沸腾。
“李兄之言，令人感佩其赤子之心。”胡适之的声音清朗，不疾不徐，却像一盆冷水，浇在了燃烧的炭火上，“然而，诸君不觉得，我们空谈‘主义’太多，而研究‘问题’太少了吗？”
他环视众人，目光平静却极具穿透力。
“我们终日争论‘赤火’是否代表未来，‘大同’是否能够实现，这些宏大的‘主义’固然激动人心。但然后呢？”他微微摊手，“黄河依旧泛滥，百姓依旧饥饿，农具依旧落后，村塾依旧寥寥。这些具体而微的‘问题’，并不会因我们信仰了某种‘主义’就自行解决。”
李朔脸色涨红，想要反驳，却被陈彦用眼神制止，示意让胡适之说下去。
“依在下浅见，”胡适之继续道，语气更加坚定，“我们应当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他刻意重复了这核心的一句，让它在空气中回荡。
“何为研究问题？”他自问自答，“是去调查颍川的屯田客，究竟需要何种农具方能增产？是去探访冀州的村落，如何能设立蒙学，教化子弟？是去钻研古籍与西域新法，思考如何治理黄河水患，保万千黎庶平安！”
他随即拿出了自己即将付印的文章——《实证主义与改良路径》。文中，他系统地阐述了其观点：社会进步应立足于实证调查与科学方法，通过一点一滴、循序渐进的改良来实现。他写道：
“昨日之我，改良一寸，则今日之我，进一寸之欢喜。妄想一剂猛药，便能革除千年沉疴，非但徒劳，更可能引发难以预料的灾难。吾辈当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以负责之态度，行稳妥之改进。”
他的言论，如同在激情的洪流中投下了一块理性的砥石。
编辑部内，一些原本就对空泛口号感到厌倦的成员，尤其是几位精通算学、农事或水利的务实派，眼中露出了深思和认同的神色。
这种专注于具体问题、寻求可行路径的态度，让他们看到了另一种改变世界的可能。
“荒谬！”
陈彦终于忍不住，猛地一拍桌案，站了起来。他脸色铁青，眼中是压抑不住的怒火。
“适之先生此言，看似稳健，实则是向旧制度妥协！是在为吃人的礼教续命！”
他声音沉痛，“你只看到黄河水患，却看不到导致河工腐败、民夫死伤的层层盘剥！你只想到兴办蒙学，却不想想为何寒门子弟永无出头之日！不从根本上推翻这制造无数问题的旧制度，你的‘改良’，不过是裱糊一座将倾的大厦，终有轰然倒塌的一日！”
李朔也激动地接口，指着胡适之：“胡先生！你这是小修小补，是隔靴搔痒！百姓在流血，在饿死！他们等不及你一点一滴的‘改良’！我们需要的是彻底的变革，是赤火那般，焚尽一切不公的雷霆！”
胡适之面对两人的猛烈抨击，神色依旧平静，只是眉头微蹙，仿佛在惋惜对方的“不理智”。
“陈先生，李兄弟，彻底变革的代价是什么？你们可曾计算？若是变革失败，这天下是否会更乱？百姓是否会更苦？”他缓缓道，“我并非不渴望光明，我只是希望，通往光明的路，能走得稳一些，少一些无谓的牺牲。”
“稳？哈哈哈！”李朔悲愤大笑，“在坟墓里最稳！可那是死人待的地方！”
陈彦深吸一口气，压下怒火，沉声道：“道不同，不相为谋。《新潮》的宗旨，在于启蒙，在于唤醒，在于为彻底的革新扫清思想障碍。适之先生的道路，或许自有其价值，但与《新潮》之本意，已相去甚远。”
这话语，几乎等同于驱逐令。
编辑部内，众人神色各异，有的支持陈彦和李朔，有的暗自赞同胡适之，更多的是陷入迷茫与分裂的痛苦。先前团结一致的“新思想”阵营，出现了第一次公开而深刻的裂痕。
一直沉默旁观的周铄，靠在墙边，冷眼看着这场争论，嘴角挂着一丝复杂的、近乎嘲讽的笑意。他既不完全赞同胡适之的妥协倾向，也对李朔那种将“赤火”完美化的激情抱有怀疑。
“铁屋中，有人想开窗，有人想拆屋顶，还有人只想在屋里换个亮点的蜡烛……”他低声自语，声音轻得只有自己能听见，“吵吧，吵清楚了，才知道路该怎么走。”
胡适之面对陈彦几乎决绝的态度，微微叹了口气，整了整衣袍。
“既如此，胡某不便再留。但愿诸君他日回首，莫悔今日之激进。”他拱手一礼，风度依旧翩翩，转身从容地走出了这间充满火药味的雅室。
他的离去，带走了一部分温和务实的力量，也让《新潮》编辑部内部的空气，变得更加纯粹，也更加紧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