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姆伽训练营的操场上，热浪扭曲着空气，汗水如同溪流般在古铜色的脊背上淌下，砸在滚烫的土地上，瞬间蒸发。口令声、武器撞击声、引擎轰鸣声、实弹射击的爆响声交织在一起，奏响了一曲残酷而激昂的练兵交响曲。
中国士兵们穿着崭新的美式卡其布军装和作战靴，顶着印式太阳的暴晒，进行着超高强度的训练。美军教官，其中不少是经历过太平洋岛屿血战的老兵，要求极其严苛。步兵战术、武器操作、爆破、土工作业、丛林生存、步炮协同、步坦协同……训练科目排得满满当当，淘汰率惊人。体能不支晕倒的、战术动作不达标被厉声呵斥甚至惩罚的、实弹演习中意外负伤的，每天都在发生。
但没有人抱怨。从军官到士兵，每个人都憋着一股气，一股洗刷缅甸败退之耻的怒气，一股为死在野人山和同古的弟兄们报仇的血气。李锦、梁卫国、沈德威、孙立人、廖耀湘等高级将领的身影时常出现在训练场，他们不是来视察，而是亲自下场，和士兵们一起扛圆木、爬战术、研究沙盘。这种以身作则极大鼓舞了士气。政治部林风眠少将领导的政治教育工作也深入人心，将民族尊严、国家仇恨与严格的军事训练结合起来，激发了官兵们强大的精神力量。
第七军的重建是重中之重。伤愈归队的韩晓征，虽然因颅脑损伤留下了无法根治的后遗症——剧烈的头痛、偶尔的眩晕和短期记忆障碍，使他再也无法胜任一线装甲突击指挥官那需要极致冷静和瞬间反应的角色，但他对装甲兵的热爱和深厚的理论知识并未磨灭。李锦和楚南河为他量身打造了新的位置：驻印军装甲兵总教官兼第七军参谋长（实际主持装甲部队整训工作）。他不再需要亲临战车冲锋陷阵，而是将全部心血倾注到教案和训练场上。他将自己对德式“闪电战”精髓的理解，与美制m4谢尔曼坦克、m3斯图亚特轻型坦克、m10坦克歼击车以及后来陆续到达的m3半履带车的性能特点相结合，编写出更适合中国军队的装甲兵训练大纲和战术手册。他说话变得比以前慢，有时需要停顿回想，但每一个词都凝聚着心血和经验，深受装甲兵官兵的爱戴。楚南河则负责全面的行政指挥和与美英方面的协调，全力保障重建。
然而，蓝姆伽并非铁板一块的练兵场，高层之间的博弈从未停止。核心的矛盾在于李锦与史迪威之间。
史迪威（“醋性子乔”）的目标非常明确：他要打造一支完全由他控制、按照美军方式作战、用于反攻缅甸的利器。他对蒋介石的微操和国民党军队的腐败深恶痛绝，因此极力想削弱重庆方面对驻印军的影响。他希望通过控制后勤（美援物资）、安插美军教官和联络官到营一级、甚至直接干预人事任命（他非常欣赏孙立人、廖耀湘等一批将领，试图拉拢）来掌握这支部队。
李锦则完全不同。他感激美援带来的装备和训练，也认可许多美军教官的专业水平，但他灵魂深处是一个拥有超越时代视野的中国军人。他深知这支军队的根在中国，必须保持其独立性和民族性，最终要服务于中国的抗战大局和国家利益。他坚决抵制史迪威试图“消化”掉这支军队的企图。蒋介石赋予他第一集团军司令和副总指挥的职权，正是为了制衡史迪威。
两人的冲突体现在方方面面：
· 指挥权： 史迪威希望所有命令通过他的司令部下达；李锦则坚持中方指挥系统的完整性，重大决策必须由中美双方共同商定（实则争取中方主导）。
· 人事权： 史迪威想按美方标准任免军官；李锦则牢牢抓住人事权，坚持军官任命需由中方主导，并符合国内的政治和派系平衡（例如平衡黄埔系、保定系等）。
· 物资分配： 史迪威控制着美援物资的分配，时常以此施压；李锦则通过徐文博和孔祥熙的渠道，建立了一条辅助补给线，并精打细算，确保核心部队（尤其是他的第一集团军）获得优先补给。
· 战略分歧： 史迪威急于反攻，有时显得冒进；李锦则更强调充分准备、后勤保障和战术的灵活性，反对用人海战术去填线。
这种博弈异常激烈，有时甚至在会议上公开争吵。但两人都有一个底线：都需要对方来实现反攻缅甸的目标。因此，博弈的同时又存在着一种古怪的合作关系。李锦需要史迪威争取来的美援和训练资源；史迪威需要李锦麾下这支战斗力最强的中国军队去打仗。这种既斗争又合作的状态，成为了驻印军高层的常态。梁卫国作为新上任的第二集团军司令，地位相对超然，但他坚定地站在李锦一边，共同维护中方的利益。
当蓝姆伽的官兵在汗水中重塑钢铁之躯时，他们的心却无时无刻不牵挂着那些被迫走向绝境的弟兄们——由杜聿明率领，向北穿越野人山\/胡康河谷退回国内的第五军主力（包括第200师、新22师主力、第96师等）。
那里的景象，是真正的人间地狱。 野人山，并非一座山，而是缅北一片方圆数百公里的原始森林无人区。这里山峦叠嶂，沟壑纵横，密林遮天蔽日，沼泽瘴气弥漫，蚊虫蚂蟥肆虐，毒蛇猛兽出没。雨季的暴雨使得山洪频发，道路（如果那能称为路的话）泥泞不堪，甚至完全被淹没。
杜聿明怀着“保全主力，退回国内”的决心，拒绝了史迪威、罗卓英撤往印度的建议，毅然带领数万大军踏入了这片死亡之地。他们缺粮、缺药、缺地图、缺向导。很快，部队就陷入了绝境。
饥饿是最大的敌人。携带的粮食很快吃完，骡马被杀食殆尽，士兵们开始挖草根、剥树皮、抓一切能抓到的小动物，甚至煮食皮带皮鞋。营养不良导致浮肿、夜盲症大面积发生。 疾病是更恐怖的收割机。疟疾、痢疾、回归热、丛林斑疹伤寒……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疯狂蔓延。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人倒下，高烧、抽搐、昏迷，最终无声无息地死在路边、树下、水洼里，尸体迅速被蚁群和蛆虫覆盖。 迷失方向是常事。原始森林里根本没有路，依靠简陋的指北针和模糊的地图，部队常常走错方向，徒劳地消耗着宝贵的体力。 日军小股部队的追击和土着克钦人（部分被日军利用）的袭击也不时发生，进一步加剧了恐慌和伤亡。
第200师，这支在同古浴血奋战、伤亡惨重的英雄部队，在撤退途中再次承受了最大的苦难。师长戴安澜将军，身先士卒，与士兵同甘共苦，自己也感染了重病，伤势未愈的身体急剧恶化。但他依然强撑着指挥部队，鼓励着身边每一个还能走动的士兵。
五月下旬，部队行进到缅北一个叫茅邦的克钦山寨时，戴安澜将军已处于弥留之际。他躺在简易担架上，高烧不退，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在清醒的时刻，他望着周围疲惫不堪、面黄肌瘦的官兵，泪流满面。 他召集麾下军官，用尽最后力气留下遗言：“……我……死不足惜……只是……部队……回国……抗战……到底……”他还惦记着祖国，惦记着未竟的抗战事业。 1942年5月26日，一代抗日名将、黄埔精英戴安澜将军，在缅北荒蛮的丛林中含恨殉国，年仅38岁。他的牺牲，如同晴天霹雳，让本就绝望的撤退队伍更加悲怆。官兵们用简陋的工具砍树制成棺木，抬着师长的遗体，继续在死亡线上挣扎。最终，第200师万余精锐，历经千辛万苦回到国内的不足四千人，且大多羸弱不堪，几乎失去战斗力。戴安澜将军的灵柩最终被运回国内，沿途民众自发祭奠，举国哀恸。蒋介石追赠其为陆军中将。
第五军其他部队的命运同样悲惨。新22师廖耀湘部（其主力未随廖退印）、第96师等部，在野人山中损失高达三分之二以上，无数忠魂永远留在了那片恐怖的绿色地狱之中。杜聿明本人也险些丧命，回到国内时已是形销骨立。这场大溃退，是中国远征军历史上最黑暗、最惨痛的一页。
当同古部队分头撤往印度和野人山时，在东路负责阻击日军第56师团的新编第三军和第四军，其命运则更为直接和惨烈。
由于上层战略误判，命令混乱，且日军第56师团穿插速度极快，战斗力强悍，新三军军长赵鸿飞和新四军军长孙启明发现他们面临的是一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的防线被迅速突破、分割、包围。
新三军“铁流先锋”的威名在缅北的丛林和山谷中黯然失色。第107师师长李文瀚少将，作风勇猛，擅穿插突破，但在绝对劣势的防御战中，他的优点无从发挥。部队被日军分割后，他亲率师直属队突围，身中数弹，壮烈牺牲。第108师师长张子岳少将，心思缜密，攻守兼备，但在混乱的指挥和日军绝对优势兵力的冲击下，也无法挽回败局，所部被打散，他本人负伤后被俘（后于战俘营中坚贞不屈，被杀害）。第109师师长马千里少将，装甲步兵专家，此刻无装甲可用，只能率领步兵与日军血战，最后时刻下令销毁密码本和重要文件，拉响手榴弹与冲上来的日军同归于尽。军长赵鸿飞中将在组织军部转移时，遭日军伏击，力战殉国。新三军，这支齐装满员的美械军，几乎全军覆没，主要将领尽数牺牲。
新四军“砺剑新锋”同样遭遇灭顶之灾。第110师师长贺云峰少将，坚毅果敢的阵地防御专家，奉命死守一个隘口，为军主力转移争取时间。面对日军潮水般的进攻，他率部血战数昼夜，弹尽粮绝，最后时刻指挥部全体人员上刺刀发起反冲锋，全部战死。第111师师长聂海涛少将，反装甲战术大师，此刻他的反坦克炮和巴祖卡难以应对日军的步兵波浪冲锋，部队被击溃，他在指挥残部撤退时被日军飞机扫射身亡。 唯有第112师师长周卫国少将，凭借其德国柏林军事学院特种作战专业的背景和过人的战术素养，在部队被打散后，没有选择硬拼，而是将残部化整为零，利用丛林地形与日军周旋，开展游击袭扰。他们如同幽灵般在缅北山林中出没，袭击日军巡逻队、补给线，甚至营救出了一些被俘的友军官兵。但这支小小的队伍，也无法改变整个东路崩溃的命运，他们最终历尽艰辛，只有极少数人穿越重重封锁，要么退回国内，要么绕道进入了印度，成为了东路部队几乎唯一留存下来的微弱火种。军长孙启明中将在最后关头，试图收拢残部向国内方向突围，但遭遇日军主力拦截，激战中身负重伤，不愿被俘，举枪自戕，壮烈殉国。
东路两个军的惨重损失，不仅仅是兵力和装备的损失，更是大量有经验的中下层军官和士官的损失，这对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消息传到蓝姆伽，李锦和所有知情的官兵无不悲愤填膺，更加坚定了刻苦训练、早日反攻、为弟兄们报仇的决心。这份血海深仇，被深深地刻进了每一个驻印军将士的骨子里。
蓝姆伽的训练因此变得更加疯狂和投入，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他们承载的不仅仅是胜利的希望，更是无数牺牲袍泽未竟的遗志。复仇的火焰，在汗水和泪水的浇灌下，燃烧得愈发炽烈。
缅北，野人山\/胡康河谷。死亡的气息已经浓稠得化不开了。杜聿明率领的第五军残部，像一群迷失在绿色地狱里的幽灵，在无尽的雨林、沼泽和山峦间艰难蠕动。队伍拉得极长，断断续续，每天都有掉队者无声无息地消失在密林深处，再也无法跟上。饥饿和疾病吞噬着所有人的体力和意志，绝望如同藤蔓般缠绕着每一个幸存者的心脏。
杜聿明本人也早已不复往日的威严，他瘦脱了形，眼窝深陷，军装破烂不堪，拄着一根树枝做的拐杖，每一步都走得异常艰难。但他依然是这支部队的灵魂。每当看到有士兵瘫倒在地，眼神涣散，想要放弃时，他总会挣扎着走过去，用沙哑得几乎听不清的声音鼓励： “弟兄们……挺住！不能躺下……躺下就再也起不来了！” “国内……委座绝不会放弃我们！一定在想办法救我们！” “想想家里的父母妻儿！我们……要活着回去见他们！” “我们是堂堂中国军人……就是死，也要死在向着祖国的方向上！”
他的声音微弱，却像带着一种魔力，让一些濒临崩溃的士兵又重新燃起一丝微弱的求生欲，挣扎着爬起来，继续这似乎没有尽头的死亡行军。然而，现实的残酷远超想象。粮食早已断绝，周围的树皮草根都快被剥食干净了，骡马早已杀光，甚至出现了偷偷分食死亡战友尸体的惨剧……军纪和人性都在极致的生存压力下经受着最严酷的考验。
就在这支队伍即将彻底崩溃，湮灭在这片原始丛林之时，希望，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降临了。
一天下午，沉闷的空气中隐约传来一阵不同于雨林噪音的轰鸣声，由远及近。“飞机！是飞机！”有耳朵尖的士兵用尽力气嘶喊起来。所有人下意识地抬头，透过浓密的树冠缝隙，他们看到了一架银白色的侦察机，机翼上清晰的青天白日徽记在阳光下格外醒目！
“是我们的飞机！是委座派来的！”刹那间，绝望的队伍爆发出了一阵微弱却无比激动的骚动。人们互相搀扶着，挣扎着向天空挥舞着破烂的衣物，声嘶力竭地呼喊，尽管知道飞机上的人根本听不见。
那架飞机似乎也发现了地面这支渺小却庞大的队伍，它降低了高度，在丛林上空盘旋了几圈，然后投下了一个小小的降落伞包裹。包裹精准地落在了队伍前方不远处的空地上。
几个还能行动的军官拼命跑过去，捡回了包裹。里面除了少量急救药品和压缩饼干外，最重要的是一部崭新的、用油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无线电台和电池，还有一张简短的命令纸条和密码本！
“是电台！我们可以和外面联系了！”这个消息比任何粮食和药品都更让人振奋。通讯兵几乎是颤抖着，以最快的速度架设好天线，调试电台。
很快，电台里传出了清晰的呼叫声：“第五军，第五军，这里是重庆，这里是黄山，听到请回答！委座命令，听到请回答！” 杜聿明一把抢过话筒，他的手因为激动和虚弱而剧烈颤抖，这个钢铁般的汉子，此刻眼眶瞬间红了，声音哽咽：“黄山，黄山！我是杜聿明！我是杜聿明！我们……我们还活着！”
电波连接起了地狱与人间的联系。蒋介石在重庆官邸，几乎是第一时间收到了杜聿明部幸存并恢复联系的消息，他长舒了一口气，立刻下达了一系列指令：
1. 改变撤退路线： 命令杜聿明部立即改变方向，不再向北试图穿越更危险的野人山核心区回国，而是向西，转向印度雷多方向撤退！那里距离相对较近，且盟军可以组织接应。
2. 空投支援： 命令空军（并与美英方面协调），立即组织大规模空投！粮食、药品、盐、奎宁、蚊帐、衣物……所有生存急需的物资，不惜一切代价投送！
3. 地面接应： 紧急联络英印当局和驻印美军，要求他们立刻从印度雷多方面派出救援队，深入边境地区接应中国军队。
接下来的日子，对于困在野人山的第五军残部来说，仿佛从地狱边缘被拉回了一丝生机。尽管天气恶劣，地形复杂，空投的物资很多落入了密林深处或沼泽难以获取，但毕竟有了希望。每天，都有飞机冒着被日军零星防空火力袭击的危险前来空投。红色的、白色的、黄色的降落伞如同希望之花，零星地绽放在这片死亡之地上。
士兵们为了抢夺空投物资，爆发了最后的力气，甚至因此又产生了一些冲突和伤亡，但总体上，有了食物和药品，死亡的速度显着降低了。杜聿明强撑着身体，亲自监督物资的分配，优先保障伤员和还有战斗力的士兵。
转变方向向西，同样困难重重。队伍已经极度虚弱，很多士兵连站直的力气都没有，更别说翻越新的山岭。但“去印度，活下去”这个明确的目标，取代了之前渺茫的“回国”愿望，产生了新的动力。杜聿明再次展现了他的领导力，他组织还能行动的军官和士官，搀扶、背负重伤员，扔掉一切不必要的负重，只带粮食、药品和武器，艰难地向西跋涉。
与此同时，在印度雷多，一场国际营救行动也仓促展开。蒋介石亲自向英美方面施压，史迪威虽然对杜聿明不听命令执意北撤颇有微词，但从人道和盟军整体利益出发，也极力敦促英印方面配合。英印当局调集了一些当地的向导、挑夫和医疗队，美军也派出了一些工兵和医疗人员，组成了一支联合救援队，从雷多出发，向东进入边境山区，试图接应。
这是一场与死亡赛跑的接力。救援队在同样艰险的边境丛林里开辟小路，设立临时补给点。空投的指引和联络变得更加频繁和精准。
经过近一个月难以想象的艰难跋涉，在付出了又一批人员损失的代价后，杜聿明率领着第五军最后的、骨瘦如柴、犹如骷髅般的残兵，终于踉踉跄跄地走出了野人山的边缘地带。在一个叫做新平洋（Shingbwiyang）的边境地区附近，他们与从中印边境印方一侧过来的盟军救援队汇合了。
看到那些穿着相对整洁军装、带着药品和食物的盟军人员时，许多中国士兵再也支撑不住，瘫倒在地，嚎啕大哭，或者只是麻木地看着天空。他们还活着，但这活着的代价，太过沉重。
救援人员也被眼前的景象深深震撼了。这些中国士兵几乎不像人类，更像是从坟墓里爬出来的骷髅，身上满是烂疮、污垢和伤痕，眼神空洞或充满了劫后余生的疯狂。他们默默地展开救治，分发食物，引导这些饱经磨难的军人走向最后的归宿——印度阿萨姆邦的雷多。
印度雷多，一个位于布拉马普特拉河谷的小镇，此刻成为了远征军败退官兵的重要收容和转运中心。当杜聿明在救援队的帮助下，最后一批抵达雷多营地时，他拒绝了立刻去休息和治疗。他让人换上了一套相对干净的军装，尽管穿在他枯槁的身体上显得空空荡荡。
他一步一步，艰难地走到营地边缘，面向东方——那片吞噬了他数万精锐弟兄的绿色地狱的方向。残阳如血，将他的身影拉得很长，更显孤寂和悲怆。
随从军官和周围的士兵们默默地看着他们的司令官。只见杜聿明缓缓抬起颤抖的右手，标准地、极其缓慢地敬了一个军礼。他的嘴唇翕动着，却没有发出声音，只有两行浑浊的泪水，从他深陷的眼窝中无声滑落，滴落在异国的土地上。那军礼，敬给葬身野人山的万千英灵；那泪水，饱含着无尽的悔恨、悲痛和无法向人言说的沉重责任。他后悔没有早听史迪威和李锦的建议撤往印度吗？或许有。但更多的，是对那些信任他、跟随他走向死亡之路的将士们，那份山岳般沉重的愧疚。这个军礼，持续了足足一分钟，仿佛一个世纪的凝固。
与此同时，在几百公里外的蓝姆伽训练营，气氛却截然不同。这里充满了汗水和荷尔蒙的气息，以及一种压抑待爆的复仇欲望。
李锦和史迪威，这两位同样个性强硬、彼此博弈又不得不合作的指挥官，正站在巨大的缅甸沙盘前。沙盘上清晰地标注着日军的部署、交通线和可能的防御弱点。
“约瑟夫，”李锦指着胡康河谷和孟拱河谷，“野人山的血不能白流。反攻，必须从这里开始。打通这条路线，不仅能报一箭之仇，更能重新连接中印陆上交通线（未来的中印公路），战略意义重大。”他的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心。
史迪威咬着他的烟斗，眉头紧锁：“我知道，李。但我需要的是有战斗力的部队，而不是一群刚从地狱里爬出来的幽灵（他意指刚退到印度的杜聿明残部）。你的部队，还有孙和廖的部队，训练得怎么样了？我们需要绝对的火力优势，完美的后勤，和该死的空中支援！”
“训练从未停止，成效超出预期。”李锦自信地回答，“我的第一集团军已经基本完成整训，随时可以投入战斗。孙立人的新一军（由新38师扩编）和廖耀湘的新六军（由新22师扩编，此时廖已率残部抵印并重整）战斗力恢复很快，求战欲望极强。至于火力和后勤……”他顿了顿，目光锐利地看向史迪威，“这就要看你能从华盛顿和英国人那里，为我们争取到多少大炮、坦克、飞机和汽车了。”
两人的博弈再次展开。史迪威希望尽快投入反攻，甚至有些急功近利；李锦则坚持要做好万全准备，首战必须必胜，而且要赢得漂亮，才能彻底扭转局势，并为后续作战奠定基础。他们争论着进攻发起的时间、主攻方向、兵力配置、后勤保障的每一个细节。
“我们必须吸取上次的教训，”李锦强调，“绝对不能允许日军再次迂回我们的侧翼。东面的防御和侦察必须万无一失。我的特种作战部队已经多次渗透进行侦察，他们会提供最准确的情报。”
“好吧，好吧，”史迪威最终有些妥协，“我会再去催物资。但你的人必须做好准备！一旦物资到位，天气允许，我们就立刻动手！我要让东京那些该死的猴子知道，我史迪威又回来了！”他挥舞着拳头。
沙盘前的谋划，与雷多营地那悲凉的军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边是磨砺利剑、蓄势待发的复仇之火，一边是劫后余生、痛彻心扉的血泪教训。但它们的指向是同一个目标：缅甸。反攻的号角，即将在蓝姆伽的训练场上和盟军的会议室里，被正式吹响。失败的阴影尚未散去，但胜利的曙光，已隐约可见于东方的地平线上。
印度雷多，第五军残部临时收容营地。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汗臭和一种难以言喻的绝望气息。随着最后一批散兵游勇被收容或确认失踪，一份沉甸甸的、染着血泪的伤亡统计报告，终于摆在了杜聿明和刚刚赶到雷多的远征军司令长官部（罗卓英也已撤抵印度）官员的面前。
数字是冰冷而残酷的： 第五军（含军直属队、第200师、新22师主力、第96师）入缅时总兵力约四万二千人。 历经同古血战、斯瓦逐次抵抗、以及最为惨烈的野人山撤退，最终抵达印度雷多和通过其他途径退回国内的官兵，合计不足一万六千人。 这意味着，超过两万六千名中华儿女，永远留在了缅甸的土地和那片恐怖的原始丛林之中。其中，阵亡、伤重不治、失踪（基本等同于死亡）者高达近两万人，非战斗减员（病、饿、意外）则超过六千人。装备损失更是几乎百分之百，重武器全部丢失或毁弃，轻武器也所剩无几。 尤其令人痛心的是，中下层军官和军士（部队的脊梁）伤亡比例极高，第200师几乎被打残，师长戴安澜殉国，各级指挥系统近乎瓦解。
这份报告被同时呈送给了重庆的蒋介石和蓝姆伽的史迪威。
史迪威看到报告后，勃然大怒。他本就对杜聿明不听从他撤往印度的命令、执意北退导致惨重损失而极度不满。此刻，这血淋淋的数字成了他宣泄怒火的最佳佐证。他立刻赶到雷多，在远征军长官部的一次高级会议上，当着罗卓英、杜聿明以及其他将领的面，毫不留情地发难。
“愚蠢！彻头彻尾的愚蠢！这是犯罪！是对士兵生命的极大犯罪！”史迪威挥舞着那份报告，脸色铁青，唾沫星子几乎喷到杜聿明脸上，“我早就说过，应该撤往印度！如果听从我的命令，这些优秀的士兵根本不会白白死在那该死的丛林里！杜将军，你的顽固和错误决策，葬送了中国最精锐的一支部队！你必须要为此负责！”
杜聿明坐在那里，脸色惨白，嘴唇紧闭，双手在桌子下死死地攥成了拳头，指甲几乎嵌进掌心。史迪威的每一句话都像鞭子一样抽打在他的心上，因为这些话很大程度上是事实。巨大的悔恨和屈辱感几乎将他淹没，他无法辩驳，也无从辩驳。罗卓英在一旁试图打圆场：“史迪威将军，此事…此事复杂，也不能全怪光亭（杜聿明字）…当时情况…”
“情况？什么情况？！”史迪厉声打断，“就是因为他拒绝了正确的建议！现在好了，部队打光了，拿什么反攻缅甸？你们告诉我！”他怒气冲冲地环视会场。
最终，史迪威以中国战区参谋长（蒋介石已同意其拥有指挥驻印军的全权）的身份，强硬地做出了决定：
1. 第五军残部（主要指军部人员、直属队及第96师、新22师残余人员），由杜聿明率领，经列多-加尔各答-昆明航线，返回国内休整补充。其原有番号暂时保留，但短期内已无战斗力。
2. 孙立人部新38师、廖耀湘部新22师（该师主力虽损失，但骨干犹存，且廖已率一部抵印），全部留驻印度，接受美械装备和训练，并入中国驻印军序列。孙立人部扩编为新一军，廖耀湘部以此为基础组建新六军（后续补充兵员）。
3. 驻印军的一切训练、整编、作战事宜，由史迪威负责，罗卓英协助（实则被架空），李锦副之。
这个决定，无异于剥夺了杜聿明直接指挥一线作战部队的权力，将他和他伤痕累累的军部“礼送”回国。对于一心想要雪耻、想要带领弟兄们打回去的杜聿明来说，这是一个难以接受却又不得不接受的结局。他感到深深的失望和挫败，但军令如山，他只能艰难地站起身，哑声回答：“是，服从命令。”
廖耀湘，这位同样从野人山地狱里爬出来的悍将，与杜聿明感情深厚。他看到老上级受到如此严厉的处置，心中不忍。在杜聿明准备启程回国前，他做出了一个决定。
他独自一人，搭乘运输机，飞往印度首都新德里。经过一番周折，他终于在盟军东南亚战区总司令部（SEAc）的一间办公室里，见到了正在与英方人员开会的史迪威。
会议间隙，廖耀湘抓住机会，上前立正敬礼：“史迪威将军！卑职新22师师长廖耀湘，恳请将军能与您单独谈几分钟！” 史迪威对廖耀湘印象不错，认为他是一名勇敢且有能力（能带着部分队伍撤到印度）的将领，皱了皱眉，还是把他带进了旁边的休息室。
“将军！”廖耀湘开门见山，语气急切而真诚，“杜军长之事，卑职恳请您再考虑！野人山之败，非战之罪，亦非杜军长一人之过！当时敌情不明，后路被断，通讯不畅，向北回国亦是委座最初之意图！杜军长身负重任，压力巨大，决策虽有失误，但其爱国之心、爱兵之情，天地可鉴！如今第五军虽残，魂犹在！若将军能允其留印整补，杜军长必能戴罪立功，率我等一雪前耻！卑职愿以性命担保！”
廖耀湘说得情真意切，甚至微微躬身。然而，史迪威的态度却很坚决。他欣赏廖耀湘的义气，但并不认同他的观点。 “廖将军，我欣赏你的忠诚。”史迪威摇摇头，“但是，战争不是讲人情的地方。杜将军犯了严重的错误，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他需要为他的决定负责。驻印军需要的是全新的开始，最高效的训练和指挥体系。他回国休整，对他个人，对这支部队，都是最好的选择。你和孙立人留下来，好好训练部队，future battles will need you here（未来的战斗需要你们在这里）。”
廖耀湘还想再争辩，但史迪威已经抬手制止了他：“这是我的最终决定。执行命令吧，廖将军。”他的语气不容置疑。
廖耀湘知道再说什么也无用了。他失望地敬了个礼，默默地退出了房间。他知道，杜聿明的离开，已成定局。
数日后，雷多机场。杜聿明带着第五军军部寥寥数十名官员和警卫，准备登上回国的运输机。前来送行的只有廖耀湘等少数几位将领，场面冷清而悲凉。杜聿明穿着笔挺了许多的军装，但神情依旧落寞。 “光亭兄，保重！”廖耀湘紧紧握住杜聿明的手，“国内再见！我们一定会打回去的！” 杜聿明用力点了点头，千言万语堵在胸口，最终只化作一声叹息：“建楚（廖耀湘字），这里……就交给你们了。替我……多杀鬼子！”他最后看了一眼这片留下无尽伤痛和屈辱的土地，转身毅然登上了飞机。引擎轰鸣，运输机腾空而起，载着一位败军之将的无限怅惘，消失在北方的天际。
就在杜聿明黯然回国的同时，一条来自国内的特殊加密电文，通过徐文博掌握的保密渠道，送到了蓝姆伽李锦的手中。
电文来自周卫国！ 这位新四军第112师少将师长，果然不负其德国特种作战专业的背景，在东路全线崩溃、军长孙启明殉国、各部被打散的绝境下，他没有选择硬拼或绝望自戕，而是展现出了惊人的敌后生存和指挥能力。
他将身边聚集起来的残兵（约一个加强营的兵力，且多是其师直属特务营、侦察连等精锐）化整为零，分成数个小队，利用缅北山高林密、日军兵力实际上也捉襟见肘的情况，灵活机动，与敌周旋。他们袭击日军巡逻队和后勤车队，收集情报，甚至营救出了一些被俘的友军和盟军人员（包括几名跳伞的美军飞行员）。他们就像一颗钉在日军后方的钉子，虽然微小，却持续不断地造成麻烦和消耗。
最终，经过数月艰苦卓绝的跋涉和战斗，周卫国率领着这支伤痕累累却意志顽强的队伍（此时已不足三百人），成功穿越了日军的多道封锁线，绕道退回国内云南腾冲附近，创造了东路大军崩溃后一个几乎不可能的奇迹。
电文中，周卫国简要汇报了敌后经历和部队现状，表达了对牺牲战友的悲痛和继续抗战的决心。
李锦收到电文，感慨万千。东路军的惨重损失让他心痛，但周卫国和这支种子部队的归来，又让他看到了一线希望和重建的可能。他立刻召来了林风眠和徐文博。
“周卫国是个人才，这种敌后生存和特种作战的能力，正是我们未来反攻缅北丛林所急需的。”李锦目光锐利，“不能让他和那些百战余生的老兵被埋没在国内复杂的派系和补充兵员中。我要向委座和军委会申请，重建新编第三军！”
“重建新三军？”林风眠有些惊讶，“番号虽在，但骨干尽失，兵员何来？”
“兵员可以从国内补充，甚至可以请求从其他部队抽调一些有经验的士官。关键是要有灵魂！”李锦斩钉截铁，“我提议，由周卫国担任新编第三军军长！就以他带回来的这些种子为基干，补充兵员，在云南境内重新编练。这支部队，要突出山地丛林作战和敌后破袭特长，作为未来反攻的一支奇兵！”
这是一个大胆的提议。周卫国虽然能力出众，但资历尚浅（黄埔九期），越过众多资历更老的将领直接提拔为军长，必然会引起非议。但李锦看中的是他的实际能力和特殊经验，这正契合未来战场的需要。他让徐文博通过秘密渠道，将自己的建议和周卫国的详细报告一并呈送蒋介石，并积极活动，争取何应钦、陈诚等人的支持。
李锦在电文中极力强调周卫国敌后作战经验的价值，以及重建一支擅长丛林特种作战部队对反攻缅甸的战略意义。他知道，在经历了缅北惨败之后，蒋介石对于能打、尤其是能打特殊仗的将领和部队，会有更大的需求和容忍度。
这步棋，既是出于袍泽之情和对人才的珍惜，也是李锦布局未来反攻、丰富作战手段的重要一环。他相信，这支以周卫国为核心、灌注了全新战术思想的新三军，必将在未来的滇西缅北战场上，绽放出与众不同的光芒。
蓝姆伽的练兵热潮依旧，史迪威和李锦继续为反攻计划争论不休，而在遥远的云南，一颗新的种子，正在血沃的土壤中，等待着破土而出的时机。失败与希望，离散与重聚，在这片跨越国境的战场上，不断交织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