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子不大，一张单人床，一张做旧的写字桌，一盏老式角灯。书架上堆着一摞发黄的《电子工程原理》、《高等数学》《信号分析与噪声控制》。
马翔坐在书桌前，双手交叉撑着额头，眼神落在桌上的那一张白纸上，纸上只写了几个公式——
但笔早已停了十分钟。
他原本是个“公式成瘾者”——那个年轻时会在地砖上用粉笔推导公式，在食堂排队时脑子里背微分变换的人。
可现在，他看着那几个代表量子纠缠概率模型的符号，忽然觉得——它们没有任何意义。
他轻轻转头，窗外的阳光透过老窗帘照进来，落在茶杯上。茶已经冷了。
桌角那只被儿子马星遥“翻出来”的旧表盒，现在空了。
手表在儿子手上。
而他，仿佛也把“参与感”一并交出去了。
马星遥最近常来他这儿，有时候讨论Ω的理论模型，有时候只是沉默地坐着看书。
关系，好了不少。
他甚至愿意在他面前讨论以前从未说过的那段“失败启动”。
可每当话题深入，马翔总是刻意岔开话头。
不是怕，是不愿再往回翻那页。
“我不想再下井了。”
“我不想再碰那台机器。”
是的。
他承认了自己变了。
他曾经是桐山矿技术科最顶尖的工程师，三维绘图、控制模拟、设备调参，没有他解决不了的“问题”。
可正是那场Ω预启动失败，让他明白：这个世界，有些问题，不是“算清楚”就能解决的。
有些变量，是情绪。
有些干扰，是命运。
有些误差，是人性的不可控。
那天系统启动失败，陈正失踪，墨镜男石尽失联，王江海冷处理。
而他，站在井边，看着那台沉默的设备，忽然就把自己“从方程里剥离了出去”。
“我是变量，不是解法。”
妻子调去省城后，两人联系渐少。没有大吵，没有离婚，没有彼此责怪。
只是某天他忽然觉得：她说的那些“远方”“调任”“新岗位”，都与他无关了。
他甚至连电话都懒得打。
不是不爱，是他早已把自己的“生活信号”关掉了。
活着，像个程序里的“死循环”。
可儿子最近的靠近，确实让他心里那团“旧代码”微微亮了一下。
星遥在谈论时眼中有光，嘴里说着他年轻时也热衷的“多宇宙”“观测者效应”“时间缝隙干预模型”。
他们甚至一起，重新推了一版更简单的Ω干涉模拟图。
一度，他觉得，也许我能再参与一点。
可——
当星遥问他：
“爸，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进井，重启试试？”
他却下意识地说了句冷淡的话：
“你们年纪轻，去就是了，我就……在这儿等你消息。”
说完这句话，他愣了很久。
不是因为自己真的“不支持”。
是他突然发现——他再也不是那个“随时能下井的人”了。
他害怕。
不是害怕出事，是害怕被命运再次证明：他已经不属于那个“在系统中扮演角色”的世界了。
他就像一个老工程师，看着车间换了新设备，操作系统变成图形化，年轻人用快捷键搞定过去他写半天的命令。
而他，连“插手”的欲望都没有了。
他已经接受了：他是“一个孤独者”。
不是被抛弃的，是主动从复杂中退出的。
他看着阳光照在地板上，慢慢地站起身，走向厨房，准备烧水泡茶。
途中，他的脚边踢到一样东西——是那块被他随手丢弃的Ω图标资料袋。
他弯腰捡起，拍了拍灰，放进抽屉。
嘴里轻声说：
“你们想继续就继续吧……我……就不添乱了。”
“我只想安静生活。”
他的声音很轻。
但语气里藏着一丝理工男才懂的微妙：
明明知道自己可以做得更好，却选择留在身后，安安静静，看世界转动。
不再去干预，不再去参与。
只是想，过一个不用算、也不用补偿的简单人生。
那是退吗？
或许是。
但也是一种“自我校准”后的坦然。
他经历过坍塌，所以只想待在稳定区域。
不代表不关心。只是——不再亲自下场。
那杯茶开始沸腾，
而他，坐在角落的藤椅上，轻轻抿了一口。
系统、信号、少年、未来……就交给他们去算吧。
我，马翔，愿意做这段程序的注释，而不再是主线了。
陈正的存在，是一种“缓慢消失”。
不是被遗忘，而是被时间与系统“悄悄转码”。
他曾经是桐山矿技术科的主设备工程师，也许不像马翔那样钻进公式的深处，但他在团队里，是那个“用文字与人解释逻辑的人”。
他懂图纸，也懂人心。懂得电压与负荷，也懂得“人有时候才是系统里最不稳定的电阻”。
可他从没想过，自己会在一次Ω的“预启动”中，被从物理世界里剥离。
像被程序“注释掉”的那一行指令。
他记得那一刻。
1998年12月6日，下午3:42。
主控舱刚输入完同步信号，他最后确认了回路接地和冷却反馈的延迟时差。
他低声念了一句：“完美了。”
可是完美之后的那一瞬，系统没有回应。
设备突然安静得不像机械，而像是“陷入了沉默思考”。
然后，是一阵微妙到几乎不可察觉的“轻微内收感”——就像整个空气压缩了一厘米。
他还来不及回头，世界像水面破开一圈漩涡——他滑了进去。
没有疼痛。没有撞击。也没有光。
他从没死。
但也再没活在人们的视线里。
他成了系统判定的“非物理观测者态”，也就是：以量子态形式存在的低干扰观察点。
他还在这个世界，只不过，像是一个调低透明度的幽灵。
他看到这一切：儿子、妻子、他们的人间
这三年多来，他不能说话，不能接触，但可以“看到”——在一定频率窗口内，他能“看见”自己的妻子、儿子、房间的茶杯、水壶被拿起的轨迹。
他看着妻子在东关市场摆摊，穿着褪色的毛衣，把辣椒一串串挂起来，和客人讲价时眼里没了笑，却从不耽误每天早上做热饭。
他也看着儿子陈树，每天在家拆设备、拼线路、焊接元件，做他曾经最熟悉不过的事。
可他心里却从未那么难过。
因为他知道，儿子不是在“搞发明”。
儿子是在找他。
从一开始那种“只是想听听爸爸留下的机器还能不能响”，到后来陈树对着监听仪器发出的一句句：
“爸，你到底在哪？”
“你听得见吗？我试过200种频率了，您以前说高频回波要调电容……是这样吗？”
陈正一次也没能回答。
他看见一切，懂得一切，却什么都做不了。
所以，他只能做一件事：
祈祷。
他从未信神。
他是工程师。
可自从变成观测者后，他每天做的最稳定的“行为”，就是三次——祈祷。
没有对象，也没有言语。
只是用他现在存在的方式，在清晨、午后、夜深各一次，对着虚空“意念祈愿”——希望有人帮他把儿子拉回来。
不是“拉回来不要冒险”，
而是“拉回来别让他一个人一直找下去”。
有时候，他看到陈树深夜趴在桌上睡着，焊丝还没拔掉，电烙铁旁边还亮着指示灯。
他在频率维度里哭了。
可他没有眼泪。也没有声音。
他只是轻轻地“接通”了附近所有可能的电磁波：
“只要你们能听见……谁都好……告诉他，我还在。”
他不是那种科学家里“冷静至上”的典范。
他是那种会给设备贴便利贴、会给配线命名“温柔1号”“倔强2号”的工程师。
他信理论，也信情感。
他现在什么都无法触碰，却比任何人都更想抱一抱自己的孩子，告诉他：爸爸不是不见了，是卡在了错误的信号里。
他也试过“发送信号”。
用自己残存的频率，在Ω主控设备启动前短暂的“反馈窗口”里制造一次轻微干扰。
可那干扰太小，被系统误判为“矿井背景噪声”。
只有陈树，一次无意间调频调到了那个点。
他说了一句：“咦？像极了我爸以前调通线路时，耳机会有的‘咔哒’声。”
陈正听到这句话时，频率震荡了3秒——那是他激动的极限表达。
三年多。
三年，一天三次祈祷，就是超过三千次无回应的“无声祈求”。
他没有放弃。
因为他相信——儿子会找到他。
不是靠喊，不是靠运气，而是靠他那双手、那颗倔强得像他年轻时一样的心。
他只希望等他再“被激活”的那一刻——
“陈树，你能记得你爸不是不告而别。
你爸，是在系统里，被困成了‘看你成长’的幽灵。”
这，就是陈正。
一个有文科气质的工程师，一个“懂得表达、却失去声音”的父亲，一个无法行动的观测者。
但他，从没缺席。
只是被命运调到了“最远、最心疼、也最沉默的位置”。
频率维度里，没有风，
但他的“意念”，一遍遍穿过矿区的天线。
只为那一刻，能被儿子捕捉到。
2002年4月8日凌晨2:40·五矿至市区旧路段。
陈树、马星遥、乔伊和胡静四人从五矿后墙翻出，一口气跑了十多分钟，直到脚底像灌了铅，胸腔仿佛着了火，才在一块乱石堆后停下来。
他们去五矿查看那本《忏悔录》的下落，被废彪发现之后，赶紧往回跑。
月亮斜挂天边，乌云飘得很快，风割脸一样刮过来。
他们踏着的是一条早已废弃的运输道路——属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修建的煤车支线公路，地面坑洼，草从裂缝里长出来，一簇簇像鞭子抽打脚踝。
周围没有灯，没有人家，只有风的呼啸和偶尔一声不知名鸟兽的叫声，在黑暗中传来，让人毛骨悚然。
陈树扶着膝盖喘着气：“这地儿跟鬼片拍摄现场一样……”
马星遥看了看那块锈迹斑斑的旧指示牌，上面写着：
“铜山旧矿·10.6 km→”
下面的木头被风吹得裂开，一只死乌鸦挂在钢钉上，风一吹“咯啦咯啦”作响。
乔伊坐在一块石头上，手攥着吊坠，喉咙干得说不出话。
胡静把外套脱下来披在乔伊肩上，声音也有些哑了：
“这路……没车，连个狗都不走。”
陈树咽了口唾沫，摸了摸裤兜，翻出一块几天前学校小卖部买的“草莓奶糖”。
他看着四人，无奈笑了笑：
“分了吧，这是我们所有的干粮了。”
四人蹲在石堆边，风吹得乱发贴脸，也没人说话。
再往前走一段，路边出现了一小片树林。
林子不大，却遮天蔽月，一入林，风就小了，空气变得潮湿，地上是一层厚厚的落叶和腐枝。
陈树忽然嗅了嗅，惊讶地说：“你们有没有闻到一股……甜味？”
乔伊顿了顿，也侧耳：
“有点像……野果的气味。”
胡静半信半疑：“不会吧，这季节……”
马星遥忽然指了指前方一株灌木：“那上头……是桑葚吗？”
四人立刻凑近，借着手电筒微弱的光，真的看见了——枝头挂着一串串深紫色的桑葚，熟得发黑，隐隐泛出甜香。
乔伊眼睛一亮：“是真的。”
胡静笑了：“太离谱了吧？逃命还能遇到桑葚救命？”
陈树直接一把抓了一串，塞进嘴里：
“……酸的！但甜！”
几人一拥而上，顾不上什么讲究了，直接从枝头摘下一些，分着吃。
每人不过三五口，却像喝了热汤，整个人都回过神来。
胡静坐在草地上，抹了抹嘴角：“我十年没吃过这种野地果子了，小时候我们家旁边也有一棵，每年这个时候，我爸会带我摘。”
说完这句，她忽然哽住了。
陈树安静地坐在她身边，没说话，伸出手轻轻拍了拍她肩膀。
四人靠着树干坐下，身上是落叶，脚下是泥，脸上是汗和灰。
可那一刻，他们从没有过的安全感——
不是环境安全，而是：他们已经逃了出来，靠自己的力量，靠彼此的配合，靠未知之人的引导。
乔伊看着头顶的星空，忽然说了一句：
“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没有Ω-624……我们可能就是按部就班，写作业、上大学、毕业、上班，像所有人那样。”
马星遥：“但我们不是‘所有人’。”
陈树：“我们是‘变量’。”
胡静笑了：“你们现在说话，跟科学家似的。”
乔伊侧头看了她，眼神柔下来：“你不是变量？你带我们走出了很多次困境。”
胡静摇头：“我早过了变量的年纪了。”
陈树反驳：“你是隐藏变量，系统还没完全识别。”
他们笑了。
不是放肆的笑，是风中带一点烟灰味的、疲惫后的默契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