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好仃早上来得早，办公室门刚开一条缝，阳光就迫不及待地溜进来，在地板上画出一道金线，像谁偷偷用尺子量好了似的。
他没急着泡茶，也没翻文件，而是先走到白板前，盯着昨天写下的那句“不是我们不想进去，是我们还没找到钥匙”，看了三分钟。
然后他拿起板擦，“啪”地一下擦掉了后半句，只留下“不是我们不想进去”。
“门的事儿，得一步步来。”他嘟囔着，顺手把薄荷糖罐子从抽屉里掏出来——糖粒还是潮的，但够提神。
九点整，会议室门被推开，阿芳第一个进来，手里抱着一叠刚打印好的资料，边走边揉眼睛。
“昨晚又熬了？”刘好仃问。
“嗯，梦里都在分区域。”她坐下，把文件摊开，“不过……好像梦里分错了。”
刘好仃没接话，只笑着点点头。其他人陆续进来，小李拎着咖啡，小林抱着笔记本，小张还顺手带了瓶冰水放桌上，说是“冷静专用”。
“今天不讲情绪，讲逻辑。”刘好仃拍了拍白板，“调研公司刚发来新数据包，你们猜怎么着？五年前我们嫌贵没合作的那个东南亚平台，现在是当地最大入口。”
小林“哎哟”一声，像是被人踩了脚。
“这不是打脸，是提醒。”刘好仃圈出三个国家，“德国、越南、阿联酋，作为首批试点。为啥选它们？因为它们代表三种门——一种锁得牢但钥匙在别人手里（指欧洲），一种门虚掩着但里面黑咕隆咚（东南亚），还有一种门根本看不见在哪（中东）。”
阿芳低头记笔记，笔尖飞快，偶尔停顿一下，像是在跟脑子抢节奏。
讨论很快热起来。
小李坚持先稳住欧洲：“政策熟、客户熟，容易出成绩。”
小林则力挺越南：“机会多、动作快，能试错。”
小张沉默片刻后开口：“我觉得阿联酋值得冲一把，虽然难，但一旦打开，就是跳板。”
刘好仃听着，没打断，只是把每个人的关键词写在白板上：稳局、破局、跳板。
等大家说完，他拿起红笔，在三个词下面画了三条线，连成一个三角形。
“这不是选择题，是组合拳。”他说，“我们要做的，不是选谁先走，而是怎么一起走。”
他掏出手机，翻出一张图——成本-效率平衡模型，简单到像个儿童拼图，横轴是投入成本，纵轴是见效速度，三个试点国家分别落在不同象限。
“德国在这儿，高成本慢见效，但我们不能不做，因为它稳。”
“越南在这儿，低成本快见效，适合小步快跑。”
“阿联酋在这儿，高成本快见效，得借力，不能硬上。”
会议室安静了几秒，像是空气都被这个三角形吸走了。
阿芳忽然举手：“那分工呢？每人负责一块？”
“不。”刘好仃摇头，“区域责任制+交叉复核制。你负责越南，但要定期听德国组的反馈；他负责德国，也得看中东那边的进展。谁都不是孤岛。”
小李皱眉：“会不会乱？”
“不会。”刘好仃笑，“乱的是思路，不是流程。只要目标清楚，走得慢点不怕。”
他转身写下四个字：科学制定。
阿芳低头继续抄录方案初稿，手指有点酸，脑袋也有点沉。她在“试点国家”那一栏写下越南时，手一滑，写成了泰国。
没人发现。
连她自己都没注意。
刘好仃倒是瞥见了，但没吭声，只轻轻咳了一声，像是提醒自己：有些错，留着比改掉更有意思。
中午饭没订外卖，大家各自带了饭盒，在会议室凑合吃。
阿芳啃着冷饭团，眼睛还盯着资料。
小林喝了一口冰水，打了个激灵，突然说：“其实我觉得吧，这事儿最怕的不是难，是怕我们又回到老路——光想着怎么做，忘了为什么做。”
刘好仃夹起一块胡萝卜，点头：“说得对。我们不是为了拓展而拓展，是为了让人找到我们。”
他顿了顿，看着大家，“就像玻璃厂车间里那句话：心里平，手才稳。现在我们心里得有个地图，不然走哪儿都算迷路。”
下午两点，方案框架基本成型。
刘好仃让阿芳整理成文档，其他人开始细化各自区域的执行要点。
他坐在角落，翻着那份五年前搁浅的渠道计划，纸页已经泛黄，边角卷起，像一本被遗忘的小说。
他摸了摸纸面，粗糙得像老工人的手掌。
“以前是我们怕花钱。”他自言自语，“现在是我们怕错过。”
阿芳把初稿递给他的时候，他扫了一眼，目光在“泰国”两个字上停留了两秒，嘴角微微动了动，没拆穿，只轻轻点了下头：“行，先这样。”
她松了口气，转身去改ppt。
刘好仃把文件夹合上，放在桌角，起身去倒水。
路过窗边时，他停下脚步。
楼下工人们正抬一块大玻璃进厂房，阳光穿过玻璃，在地面投下一道流动的光影，像一条会走路的河。
他忽然想起早上擦掉的那句话。
不是我们不想进去，是我们还没找到钥匙。
现在钥匙还没拿到手，但至少，他们开始造一把能开不同门的万能钥匙了。
阿芳这时从背后探头：“刘哥，ppt里要不要加一句slogan？”
“加。”他说，“就写：门不对，路再远也白搭；门对了，一步也能走出去。”
她笑着记下，手指飞快敲键盘。
刘好仃没再说话，只是站在窗前，看着那道光影慢慢移向墙角。
直到它完全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