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6日
天刚蒙蒙亮，院子里的雾还没散尽，屋檐下挂着一串水珠，摇晃着把微光散成点点。昨夜我几乎没睡，躺在床上一次次想象明天的画面：走到门前、推开门、面对柜台、说出那句话。早晨起来时，心里既有紧张，也有一种奇怪的平静，像是悬着的石头终于开始往下滚。
吃过早饭后，我没有多问父母的意见。母亲只在我出门时把热馒头塞进包里，低声嘱咐：“早点回来，别把自己累坏了。”父亲和往常一样没多说，但他眼里的那抹深意像手掌一样，悄悄按在我后背，让我觉得不是一个人。
路上的风带着几分凉意，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香，一切都那么平常。也许正因为平常，心里的那道坎才显得格外突兀。我一边走一边想着：如果今天还能退回去，那我就永远站在原地；如果真的进去，即便什么结果都没有，我也至少给自己一份交代。
邮局的绿门在阳光里并不耀眼，只是安静地立在街头。与街道的喧嚣相比，它显得更像一处静物。门口有几个老人坐着晒太阳，推车的邮差从里面出来拎着包裹，动作熟练。我深吸一口气，把脚迈上门槛。
门的余温还在，我把门推开，一阵纸张与微弱的灯光迎面而来，柜台后面的阿姨抬头看我，眼神里有职业的温和，没有奇怪的打量。她客气地问：“小伙子，要寄信还是查信？”
我本想硬着头皮问一句“有没有给我回信”，话到嘴边又觉得突兀。以前在家里反复演练过那句台词，可真正面对人时却难以说出口。于是我把话吞进肚子里，支吾着：“我……我想问问，有没有寄到我们这儿的回信，是写周磊的。”
阿姨把眼镜往上一推，接过我递上的名片（我把地址和名字写在纸上随身带着），翻看店里登记薄，又向后面喊了一声，叫同事帮忙查。那位同事从房里拿出一摞堆着的信件，慢慢翻看。他们的动作很正常，没有我想象中的审视或怀疑。查了好一阵，阿姨摇摇头，抱歉地说：“没有看见这样的回信，可能还没到。要不要留个联系方式，或者等会儿我们派人留意？”
听见“没有”，心里先是一阵失落，但奇怪的是，失落并没有把我压垮。也许是我早已准备好要面对没有回音的可能，所以反而觉得胸口有一丝轻松——至少我迈进来了，我问了出来。我试着笑笑，把联系方式写好交给她，声音比想象里稳一些：“好，谢谢你们。麻烦了。”
走出邮局的时候，外面的日光像被刷亮了一样，街上的人来来往往，天还是那样的蓝。步子比进来时轻了些，虽然结果并未如愿，但那份被压在胸口的东西，总算有了出口。我在街角的长椅上坐下，拿出笔记本，把刚刚在邮局门口的每一个细节写下来：木门的冰凉、柜台后阿姨的语气、翻信纸时那一摞摞日常的声音。写字的时候，呼吸慢了，心也似乎安稳了些。
写着写着，一个白发的老人坐到我边上。他穿得很简单，手里拄着一根拐杖，但眼神清澈，像是过惯了日子的人。老人看了看我桌上的笔记本，问：“你写东西的？”我点头，他笑着说：“年轻人会写，是好事。写东西能把心里的结理出来。”他的话平淡，却像灯光一样温暖。
我们聊了起来。老人说自己年轻时也到外地做过一阵子编辑的跑腿，后来回了村，开了个小铺子。他对我说的并不是什么大道理，更多是些平常话：写作要坚持，投稿要有耐心，别把一次拒绝当成全世界的判决。他还讲了几个他认识的本地人的故事，那些人生也并非一路顺风，但最后都在平凡里慢慢走出路来。听他讲故事时，我的心情被慢慢带开，不再只盯着那封可能永远不会到来的回信。
老人在离开时拍拍我的肩膀：“别老瞧着远方，近处的日子也得把它过开。你写的这事，别把它变成了你的全部，也别只靠别人一句话来决定自己值不值得。”话不多，却扎实。我把他的这句话记在心里，像刻了一刀，疼，却实在。
回家的路上，我又去镇上的旧书摊转了转，买了本旧杂志和几页散文，像是给自己买了点继续前行的理由。下午回到家，我把上午的经历写进《等待日记》：推门、被告知还未到、在外面写下自己的失落、遇见老人的那些话。写完后，天色慢慢暗了下来，院子里的灯亮起，母亲端着晚饭出来，见我神色稍定，轻声说道：“看你今天回来的脚步比以前轻了些，心里也缓和点。”我没有说太多，只把一盘菜放到桌上，低声回答：“嗯，走了一趟，感觉不一样。”
夜里躺下时，心里反复翻腾的那股焦灼缓了些。明知道等信还是要等，但此刻我更清晰地知道：等待并非完全被动，它也可以被我主动填满。推门而入，不一定马上能看到答案，但至少我不再让自己永远停在门外。
我在本子最后写下：
“第十八天，推门不易。进门也不意味着答案在里头，但至少我迈进了一个动作。等待仍然在，但我开始学会用笔把它记录成片，而不只是让焦虑吞没日子。也许这条路很长，但我愿意走着，写着，哪怕每一步都灯火微弱。”
窗外的风静了，院落里只剩下夜虫轻声的合唱。灯下的笔痕里有些刚刚抹去的泪光，但更多的是一份终于可以握住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