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康元年（公元566年，丙戌年）
春天，正月己卯日，发生了日食。
癸未日，北周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天和。
辛卯日，北齐皇帝去祭祀圜丘；癸巳日，又去合祭太庙。
丙申日，北齐任命吏部尚书尉瑾为右仆射。己亥日，北周皇帝亲自耕种藉田。
庚子日，北齐皇帝前往晋阳。
北周派小载师杜杲来陈国访问。
二月庚戌日，北齐太上皇回到邺城。
丙子日，陈国大赦天下，更改年号。
三月己卯日，任命安成王陈顼为尚书令。
丙午日，北周皇帝去祭祀南郊。夏天，四月，举行求雨祭祀。
陈文帝身体不舒服，朝廷各种事务，都让尚书仆射到仲举、五兵尚书孔奂一起处理。孔奂是孔琇之的曾孙。文帝病情严重时，孔奂、到仲举和司空、尚书令、扬州刺史安成王陈顼、吏部尚书袁枢、中书舍人刘师知进宫侍奉医药。袁枢是袁君正的儿子。太子陈伯宗性格柔弱，文帝担心他守不住皇位，就对陈顼说：“我想像太伯那样把皇位让给你。”陈顼跪地磕头，哭着坚决推辞。文帝又对到仲举、孔奂等人说：“现在三国鼎立，天下事重大，应该要有年长的君主。我想近学晋成帝传位给弟弟，远效商朝传位给贤能，你们要遵照这个意思。”孔奂流着泪回答说：“陛下只是饮食起居有些不适，很快就会康复。皇太子正当青春，圣德日益增进。安成王作为您的弟弟，地位尊崇，足以像周公旦那样辅佐。如果陛下有废立太子的想法，我们实在不敢听从诏令。”文帝说：“古代直道而行的遗风，又在你身上看到了。”于是任命孔奂为太子詹事。
司马光说：臣子侍奉君主，应该顺势成全君主的美德，匡正补救君主的恶行。孔奂在陈国，身负心腹重任，要决定礼义方面的重大决策，如果认为世祖的话不是真心，那就应该像窦婴那样当面辩论，像袁盎那样在朝廷上力争，防微杜渐，杜绝别人觊觎皇位的心思。如果认为世祖是真心，那就应该请求明确下诏，向内外宣告，让世祖有宋宣公传位的美名，避免高宗有楚灵王失国的恶行。不然的话，认为太子是嫡嗣，不可动摇，想要保护太子并让他安稳，那就应该尽忠竭节，以死相随，就像晋国的荀息、赵国的肥义那样。怎么能在君主活着的时候，就揣测他的心意去迎合；等君主去世后，权臣篡位却不能挽救，继位的君主失位却不能殉节！这真是最奸邪谄媚的人了，而世祖却认为他有直道而行的遗风，把年幼的太子托付给他，这不是太荒谬了吗！
癸酉日，陈文帝去世。
陈文帝出身艰难，了解民间疾苦。他为人明察秋毫又生活节俭，每天夜里都让人把宫外的事情拿进来处理，接连不断。他命令在殿中传更签的人，一定要把签扔到台阶的石头上，让它发出清脆的声响，说：“我虽然睡着了，也要能被惊醒。”
太子即位，大赦天下。
五月己卯日，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后太后。
乙酉日，北齐任命兼尚书左仆射武兴王高普为尚书令。
吐谷浑龙涸王莫昌率领部落归附北周，北周把他的地盘设为扶州。
庚寅日，任命安成王陈顼为骠骑大将军、司徒、录尚书、都督中外诸军事。丁酉日，任命中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徐度为司空，任命吏部尚书袁枢为左仆射，吴兴太守沈钦为右仆射，御史中丞徐陵为吏部尚书。
徐陵因为从梁朝末年以来，官员选拔授任大多很混乱，就写了一封信给大家看，说：“梁元帝接着侯景造成的灾荒混乱，王太尉又赶上荆州的祸败，所以官员任用才这么杂乱。我朝刚刚建立的时候，白银很难得到，委任官职的黄札却容易谋取，就暂且用官阶来代替钱财绢帛。结果导致员外、常侍满大街都是，咨议、参军在市场上也多得数不清，这难道是朝廷的典章本来就该这样吗！现在国家礼乐制度逐渐完善，正是繁荣的时候，怎么还能抱着旧观念，有不合理的期望呢！”大家都很信服。
己亥日，北齐封上皇的儿子高弘为齐安王，高仁固为北平王，高仁英为高平王，高仁光为淮南王。
六月，北齐派兼散骑常侍韦道儒来陈国访问。
丙寅日，把陈文帝葬在永宁陵，庙号为世祖。
秋天，七月戊寅日，北周修筑武功等几座城来安置军士。
丁酉日，立太子妃王氏为皇后。
八月，北齐太上皇前往晋阳。
北周信州的蛮人冉令贤、向五子王等人占据巴峡造反，攻陷了白帝城，他们的党羽相连有两千多里。北周派开府仪同三司元契、赵刚等人先后去讨伐，始终不能取胜。九月，下诏让开府仪同三司陆腾督率开府仪同三司王亮、司马裔去讨伐。
陆腾的军队驻扎在汤口，冉令贤在长江南岸占据险要之地，设置了十座城，还和远方的涔阳蛮人相互声援，自己率领精锐士兵坚守水逻城。陆腾召集各位将领问计策，大家都想先攻打水逻城，再进攻江南。陆腾说：“冉令贤对内依仗水逻城固若金汤，对外依靠涔阳蛮人相互支持。他们物资粮食充足，武器精良崭新。我们孤军深入，去攻打他们坚固的堡垒，如果一战不能取胜，反而助长他们的气势。不如把军队驻扎在汤口，先拿下江南，剪掉他们的羽翼，然后再进军攻打水逻城，这才是取胜的办法。”于是派王亮率领众人渡江，十天内，就攻下了八座城，俘虏和招降的各有上千人。接着又暗中招募勇猛的士兵，分几路进攻水逻城。蛮人首领冉伯犁、冉安西向来和冉令贤有仇，陆腾劝说引诱他们，用金银布帛贿赂他们，让他们做向导。水逻城旁边有座石胜城，冉令贤让他哥哥的儿子冉龙真据守。陆腾秘密引诱冉龙真，冉龙真就献城投降了。水逻城的蛮人军队溃败，被斩首一万多级，俘虏一万多人。冉令贤逃跑，被追上抓获后斩首。陆腾把尸体堆积在水逻城边做成京观，从这以后，其他蛮人远远看到就大哭，不敢再叛乱。
向五子王占据石黑城，让他儿子向宝胜占据双城。水逻城平定后，陆腾多次派人去劝降，他们还是不投降。陆腾就进攻，把他们都擒获了，把向氏的各位酋长全部斩首，俘虏一万多户。
信州原来的治所在白帝城，陆腾把治所迁到八陈滩以北，任命司马裔为信州刺史。
小吏部陇西人辛昂，奉命出使梁州、益州，并且为陆腾督运军粮。当时临、信、楚、合等州很多百姓叛乱，辛昂向他们说明祸福，百姓都像回家一样归附。辛昂就让年老体弱的人背粮食，强壮的人抵抗作战，大家都愿意听从他的指挥。辛昂完成使命回来，正赶上巴州万荣郡百姓造反，围攻郡城，阻断了山路。辛昂对他的部下说：“这些凶恶狡猾的人太猖狂了，如果等上报朝廷，孤城肯定会沦陷。只要对百姓有利，独断专行也是可以的。”于是在通、开二州招募到三千人。日夜兼程，出其不意，直接冲向贼人的营垒。贼人以为大军到了，望风而逃，一郡得以保全。北周朝廷嘉奖他，任命他为渠州刺史。冬天，十月，北齐任命侯莫陈相为太傅，任城王高湝为太保，娄睿为大司马，冯翊王高润为太尉，开府仪同三司韩祖念为司徒。
庚申日，皇帝祭祀太庙。
十一月乙亥日，北周派使者来陈国吊唁。
丙戌日，北周皇帝巡视武功等新城；十二月庚申日，回到长安。
北齐河间王高孝琬怨恨执政的人，就扎了个草人来射箭。和士开、祖珽向上太上皇进谗言说：“草人是用来比拟圣上您的。而且，之前突厥打到并州的时候，高孝琬脱下头盔扔到地上，说：‘我又不是老太婆，用得着戴这个东西！’这话是针对您说的。还有，魏朝的时候有谣言说：‘河南种谷河北生，白杨树端金鸡鸣。’河南、河北说的就是河间。高孝琬这是要设置金鸡大赦天下啊。”上太上皇听了很是怀疑。
正好高孝琬得到一颗佛牙，放在家里，夜里会发光。上太上皇听说后，派人去搜查，搜到了几百件填库用的槊幡。上太上皇认为这是造反的器具，就把高孝琬抓起来审讯。高孝琬的姬妾中有个陈氏，不受宠，就诬陷高孝琬说：“高孝琬经常画陛下的像对着哭。”其实画的是世宗的像。上太上皇大怒，让武卫赫连辅玄用倒过来的鞭子抽打他。高孝琬喊“叔叔”，上太上皇说：“你怎么敢喊我叔叔！”高孝琬说：“我是神武皇帝的嫡孙，文襄皇帝的嫡子，魏孝静皇帝的外甥，为什么不能喊叔叔！”上太上皇更加生气，打断了他的两条小腿，高孝琬就死了。安德王高延宗哭他，眼泪都哭红了。高延宗也扎了个草人，一边鞭打一边审讯说：“你为什么杀我哥哥！”他的奴仆告发了他，上太上皇把高延宗扑倒在地，用马鞭抽了他二百下，高延宗差点死了。
这一年，北齐赐侍中、中书监元文遥姓高，不久，升他为尚书左仆射。
从魏朝末年以来，县令大多任用地位低下的人，因此士大夫都耻于担任县令。元文遥认为县令是治理百姓的根本，就请求改革选拔制度，暗中挑选贵族子弟，发布敕令任用他们；又怕他们申诉，就把他们都召集到神武门，让赵郡王高睿宣读圣旨，点名后，好言安慰再打发他们去上任。北齐士大夫担任县令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内核解读】
这段关于天康元年（公元566年）的史书记载，生动勾勒出南北朝后期多国并立、权力更迭频繁的动荡图景，其中蕴含的政治逻辑与人性博弈至今仍具启示意义。
权力交接中的“人性考验场”
陈朝世祖临终前的“传位试探”堪称经典政治博弈。他先暗示弟弟安成王顼效仿“太伯让贤”，遭拒后又向大臣提出“立长君”的想法，本质上是对权力继承的风险测试。孔奂以“皇太子圣德日跻”驳斥，看似坚守礼法，实则暴露了封建政治中“表态艺术”的虚伪性——司马光尖锐批评其“君在时顺其意，君死后无力护主”，点破了官僚集团在权力漩涡中“自保优先”的本质。
这种“表面忠臣，实则投机”的现象，在齐朝河间王孝琬之死中更显残酷。孝琬因不满权臣用草人泄愤，却被和士开等人罗织“拟圣躬”“建金鸡谋逆”等罪名构陷，连“呼叔”都成了死罪。皇权的猜忌与权臣的构陷交织，让宗室成员的性命沦为政治博弈的牺牲品，折射出南北朝时期“权大于法”的黑暗底色。
制度困境中的局部突围
与政治阴谋形成对比的，是徐陵整顿吏治的努力。梁末以来“选授多滥”，导致“员外、常侍路上比肩”，官爵沦为交易工具。徐陵公开批判这种乱象，强调“衣冠礼乐日富年华”，试图以礼法重塑官僚体系的严肃性。这种改革虽未能彻底扭转积弊，却展现了乱世中士大夫对制度理性的坚守。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周将陆腾平定蛮乱的策略。面对冉令贤“内恃水逻金汤，外托涔阳声援”的局面，他放弃直接攻坚，转而“先取江南剪其羽毛”，再利用蛮人内部矛盾（诱降冉伯犁、冉龙真）瓦解抵抗，最终以“京观”震慑群蛮。这种“分化瓦解+威慑震慑”的组合拳，既是军事智慧的体现，也暴露了古代中央政权对边疆族群的强硬统治逻辑——以暴力立威，而非以教化融合。
历史细节中的时代剪影
史书中的诸多细节，勾勒出乱世帝王的生存状态：陈世祖“每夜刺闺取外事分判”，甚至让传更签“投于阶石有声”以警醒自己，展现了开国君主的勤政与焦虑；周主“耕藉田”“祀南郊”，则是通过礼仪强化皇权合法性的常规操作。
而北齐“县令多用厮役”的现象，更反映出门阀制度崩溃后的社会失序——士族耻于做地方官，导致基层治理者素质低下，元文遥“密择贵游子弟为县令”的改革，虽试图挽回颓势，却也埋下了“士族垄断基层权力”的隐患。这种制度性困境，恰是南北朝后期政权短命的深层原因之一。
结语：乱世中的“权力镜像”
这段历史如同多棱镜，映照出权力的本质：它可以让帝王在勤政与猜忌间摇摆，让大臣在忠诚与投机间抉择，让改革者在理想与现实间挣扎。无论是孔奂的“遗直”之辩，还是陆腾的军事威慑，抑或徐陵的吏治整顿，最终都未能阻止历史的轮回——陈世祖临终托孤的“遗直”，终究没能保住幼主；北齐的宗室相残，加速了政权的腐朽。
在“三方鼎峙”的乱世中，个体的努力如同浪潮中的涟漪，难以改变制度性崩塌的大势。但正是这些挣扎与坚守，构成了历史的血肉，让我们得以窥见：在秩序崩坏的时代，人性的光明与幽暗、制度的困境与突围，始终在反复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