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的杨播和他的弟弟杨椿、杨津都品德高尚，名声在外。杨播性格刚毅，杨椿和杨津为人谦恭，他们家世代讲究孝顺友爱，家族里哪怕是远亲也都在一起生活做饭，男女老少一百来口人，相处得十分和睦，没人说过一句闲言碎语。杨椿和杨津都做到了三公的高位，杨家一门出了七个郡太守，三十二个州刺史。敬宗诛杀尔朱荣的时候，杨播的儿子杨侃参与了这个谋划；城阳王元徽、李彧，都是他的亲戚。尔朱兆打进洛阳，杨侃逃回到华阴，尔朱天光让杨侃岳父韦义远去劝降他，还和他盟誓，答应赦免他的罪过。杨侃说：“就算他食言，死的也不过我一人，还能指望保全一家老小。”于是就出来响应，结果尔朱天光把他杀了。当时杨椿已经退休，和他儿子杨昱在华阴，杨椿的弟弟冀州刺史杨顺、司空杨津，杨顺的儿子东雍州刺史杨辨、正平太守杨仲宣都在洛阳。秋季，七月，尔朱世隆诬陷杨氏谋反，请求收捕治罪，北魏皇帝不同意。尔朱世隆苦苦请求，皇帝没办法，只好命令有关部门调查后上报。壬申日夜里，尔朱世隆派兵包围杨津的府邸，尔朱天光也派兵到华阴突袭杨椿家。杨家不管是东边还是西边的族人，不分老少都被杀了，家产也被没收。尔朱世隆上奏说：“杨氏确实谋反，与抓捕的士兵对抗，都已经被击杀。”皇帝惋惜惆怅了很久，只是默默无言，朝廷内外的人听说后，没有不痛心愤怒的。杨津的儿子杨逸担任光州刺史，尔朱仲远派使者去把他杀了。只有杨津的儿子杨愔在被抓的时候正好出门在外，逃跑躲藏起来，才得以幸免，他前往信都去见高欢，哭着诉说家里的灾祸，还趁机给高欢讲讨伐尔朱氏的策略。高欢很看重他，马上任命他为行台郎中。
乙亥日，梁武帝到殿前举行册立太子的仪式，宣布大赦天下。丙戌日，北魏司徒尔朱彦伯因为旱灾辞去职位。戊子日，任命尔朱彦伯为侍中、开府仪同三司。尔朱彦伯在他们兄弟中算是过错和恶行比较少的。尔朱世隆坚决推辞太保的职位，北魏皇帝特地设置了仪同三师这个官职，地位在三公之下，庚寅日，任命尔朱世隆担任此职。斛斯椿在尔朱世隆面前说朱瑞的坏话，尔朱世隆就把朱瑞杀了。
庚寅日，梁武帝下诏：“凡是皇室宗亲有亲属关系的，都可以赐予俸禄，封乡亭侯，根据关系远近划分等级。”
壬辰日，任命吏部尚书何敬容为尚书右仆射。何敬容是何昌宇的儿子。
北魏的尔朱仲远、尔朱度律等人听说高欢起兵，仗着自己势力强大，没把这当回事，只有尔朱世隆为此担忧。尔朱兆率领两万步兵和骑兵出井陉，向殷州进发，李元忠弃城逃到信都。八月丙午日，尔朱仲远、尔朱度律带兵讨伐高欢。九月己卯日，北魏任命尔朱仲远为太宰，庚辰日，任命尔朱天光为大司马。
癸巳日，北魏皇帝追尊他的父亲广陵惠王为先帝，母亲王氏为先太妃，封弟弟元永业为高密王，儿子元恕为勃海王。
冬季，十月己酉日，梁武帝到同泰寺，登上法座，讲解《涅盘经》，讲了七天结束。
乐山侯萧正则，之前因为有罪被流放到郁林，他招揽逃亡的人，想攻打番禺，广州刺史元景仲讨伐并斩杀了他。萧正则是萧正德的弟弟。
孙腾劝高欢说：“现在和朝廷隔绝了，发号施令没个依据，要是不暂且拥立一个皇帝，众人就会沮丧离散。”高欢有些犹豫，孙腾再三坚持请求，于是拥立勃海太守元朗为皇帝。元朗是元融的儿子。壬寅日，元朗在信都城西即位，改年号为中兴。任命高欢为侍中、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录尚书事、大行台，高乾为侍中、司空，高敖曹为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冀州刺史，孙腾为尚书左仆射，河北行台魏兰根为右仆射。
己酉日，尔朱仲远、尔朱度律和骠骑大将军斛斯椿、车骑大将军兼仪同三司贺拔胜、车骑大将军贾显智在阳平驻军。贾显智本名贾智，通常以字称呼，他是贾显度的弟弟。尔朱兆从井陉出兵，在广阿驻军，号称有十万兵力。高欢使用反间计，说“尔朱世隆兄弟要谋杀尔朱兆”，又说“尔朱兆和高欢合谋要杀尔朱仲远等人”，因此他们相互猜忌，徘徊不前。尔朱仲远等人多次派斛斯椿、贺拔胜去劝尔朱兆，尔朱兆率领三百轻骑来见尔朱仲远，一起坐在营帐里，但神色很不高兴，手里挥舞着马鞭，一边长啸一边远望，怀疑尔朱仲远等人有变故，于是急忙出去，骑马返回。尔朱仲远派斛斯椿、贺拔胜等人去追，向他解释说明，尔朱兆抓住斛斯椿、贺拔胜回到营地。尔朱仲远、尔朱度律非常害怕，带兵向南逃跑。尔朱兆列举贺拔胜的罪状，要杀他，说：“你杀了卫可孤，这是第一条罪；天柱（尔朱荣）去世，你不跟尔朱世隆等人一起来，反而向东去征讨尔朱仲远，这是第二条罪。我早就想杀你了，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贺拔胜说：“卫可孤是国家的大患，我父子把他杀了，这功劳不小，怎么反而成了罪过呢？天柱被杀，那是君杀臣，我宁可辜负您，也不能背叛朝廷。今天的事，生死由您决定。但贼寇就在附近，我们骨肉之间却产生矛盾，从古到今，没有这样还不灭亡的。我不怕死，只是担心您失策。”尔朱兆这才放了他。
高欢准备和尔朱兆开战，但害怕他兵力强大，就问亲信都督段韶怎么办，段韶说：“所谓人多，是要能让众人愿意为其效死；所谓强大，是要能得天下人心。尔朱氏对上弑杀天子，中间屠杀公卿，对下残害百姓，您以正义之师讨伐叛逆，就像热水浇在雪上，他们人多势众又有什么可怕的！”高欢说：“话虽如此，但我以小敌大，就怕没有天命的帮助，事情办不成啊。”段韶说：“我听说‘小能敌大，是因为小的一方道义所在，大的一方放纵无道。’‘上天没有亲疏之分，只辅助有德行的人。’尔朱氏在外扰乱天下，在内失去英雄们的人心，有智谋的人不愿为他们出谋划策，勇敢的人不愿为他们战斗，人心已经背离，天意怎么会不顺应呢！”段韶是段荣的儿子。辛亥日，高欢在广阿大败尔朱兆，俘虏他的披甲士兵五千多人。
十一月乙未日，梁武帝到同泰寺，讲解《般若经》，讲了七天结束。
庚辰日，北魏高欢带兵攻打邺城，相州刺史刘诞环城坚守。
这一年，北魏南兖州城里的百姓王乞得劫持刺史刘世明，献出整个州投降梁朝。刘世明是刘芳的族侄。梁武帝任命侍中元树为镇北将军、都督北讨诸军事，镇守谯城。任命刘世明为征西大将军、郢州刺史，加封仪同三司。刘世明不接受，坚决请求回到北方，梁武帝答应了他。刘世明回到洛阳，上交他所持的符节，回到家乡，不再做官，直至去世。
【内核解读】
中大通三年（公元531年）秋冬：血色清洗与权力重构——尔朱氏的末路与高欢的崛起。当尔朱世隆的屠刀挥向杨氏家族，当高欢在广阿大破尔朱兆，北魏的权力天平已彻底倾斜。这段历史充满了暴力与算计：尔朱氏用血腥清洗维护统治，却加速了人心的背离；高欢借反间计瓦解对手，以“顺讨逆”的名义凝聚力量。南北对比之下，梁朝的“佛事喧嚣”与北魏的“战火纷飞”形成鲜明反差，而北魏内部“元朗称帝”的举动，更预示着一个旧时代的终结与新时代的阵痛。
杨氏灭门：尔朱氏的“自杀式清洗”与人心尽失
杨播家族的覆灭，是尔朱氏集团最丧心病狂的暴行，也成了压垮其统治合法性的最后一根稻草。
“四世贤德”的家族荣光与“满门抄斩”的悲惨结局，构成了最强烈的讽刺。杨氏一门“有名德”，杨播刚毅、椿与津谦恭，“家世孝友，缌服同爨，男女百口，人无间言”，更创下“一门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的盛景。这种累世积攒的声望，本是北魏官僚体系的支柱——他们代表着汉人士族对北魏政权的认同。尔朱世隆以“谋反”为名，将杨氏“东西之族无少长皆杀之”，无异于向所有汉人士族宣战。
“欲加之罪”的罗织与节闵帝的“惋怅不言”，暴露了傀儡政权的绝望。尔朱世隆“苦请收治”，节闵帝从“不许”到“不得已”，最终只能“惋怅久之，不言而已”。这位曾被寄望为“明主”的皇帝，在尔朱氏的暴力面前彻底失语。朝野“无不痛愤”的反应，说明尔朱氏的恐怖统治已超越底线——连最沉默的官僚与百姓，都看清了这个集团“以杀戮求存续”的本质。
杨愔的逃亡与归欢，成为历史的隐喻。唯有杨津之子杨愔“逃匿获免”，投奔高欢并“泣诉家祸，因为言讨尔朱氏之策”，这一情节仿佛是天意安排：杨氏家族的血，成了高欢“讨逆”最有力的动员令。高欢“甚重之，即署行台郎中”的举动，不仅是吸纳人才，更是向天下宣告——他将成为汉人士族的保护者，与尔朱氏的暴虐划清界限。
高欢的“战略破局”：反间计与“顺讨逆”的舆论建构
高欢在广阿之战的胜利，绝非偶然，而是“军事打击+心理战”的完美结合，展现了他超越尔朱氏的政治智慧。
反间计瓦解尔朱联盟，直击对手“貌合神离”的要害。高欢散布“世隆兄弟谋杀兆”“兆与欢同谋杀仲远等”的流言，精准击中尔朱氏内部的猜忌——尔朱兆的“手舞马鞭，长啸凝望”，尔朱仲远、度律的“大惧南遁”，都是长期内斗的必然反应。当尔朱兆将贺拔胜“执还营”欲斩之，这个集团的分裂已公开化。高欢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费一兵一卒，就让敌人从“联军讨逆”变成“互相提防”。
段韶的“天命论”，为军事行动注入合法性。面对尔朱兆“众号十万”的压力，段韶提出“众者得众人之死，强者得天下之心”，直指尔朱氏“上弑天子，中屠公卿，下暴百姓”的失德本质；用“皇天无亲，唯德是辅”论证高欢“以顺讨逆”的正当性。这番话不仅稳定了军心，更将战争定义为“正义对暴虐的清算”，让高欢的军队从“军阀私兵”升级为“天下公师”。
立元朗为帝，完成“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布局。孙腾“不权有所立，则众将沮散”的建议，点出乱世中“正统符号”的重要性。高欢立勃海王元朗为帝，改元中兴，看似是对北魏皇权的延续，实则是给自己披上“奉天子讨贼”的外衣。这一举措让他区别于“弑君者”尔朱氏，也为吸纳北魏旧臣提供了名分——在“挟傀儡以令诸侯”方面，高欢比尔朱氏更懂“师出有名”的重要性。
尔朱氏的“自杀式操作”：内斗、失策与人心背离
尔朱氏在这段时间的表现，堪称“自取灭亡”的教科书：
军事上的“一误再误”，错失翻盘机会。尔朱仲远、度律“恃其强，不以为虑”，对高欢起兵掉以轻心；尔朱兆虽“出井陉，军于广阿”，却因流言“疑仲远等有变”，最终“驰还营”，导致联军瓦解。广阿之战中，十万大军被高欢“俘其甲卒五千馀人”，看似损失不大，实则暴露了“兵无战心”的致命问题——当士兵不愿为暴虐的统帅卖命，人数再多也只是乌合之众。
政治上的“制度性腐败”，加速自我崩溃。尔朱世隆“固让太保，魏主特置仪同三师之官”，为满足私欲随意破坏官制；斛斯椿“谮朱瑞于世隆，世隆杀之”，用冤杀来巩固权力；尔朱兆对贺拔胜的“数罪欲斩”，暴露了对功臣的猜忌。这些操作让“智者不为谋，勇者不为斗”，连尔朱氏内部的有识之士都心生离意——一个靠猜忌和杀戮维系的集团，注定众叛亲离。
对“正统性”的彻底丧失，使其沦为天下公敌。从弑杀孝庄帝到屠戮杨氏，从“泛加阶级，勋赏猥滥”到“虐杀百姓，籍没财物”，尔朱氏的每一步都在摧毁自己的统治基础。当高欢打出“讨逆”旗号，响应者不仅有六镇降户，更有被压迫的汉人士族与北魏旧臣——尔朱氏已成“天下之公敌”，其灭亡只是时间问题。
梁朝的“隔岸观火”：佛事与边患的双重镜像
与北魏的战火纷飞相比，梁朝的“佛事喧嚣”显得格外讽刺，却暗藏危机：
梁武帝的“同泰寺讲经”，折射出统治重心的偏离。“升法座，讲《涅盘经》”“讲《般若经》，七日而罢”，这位晚年沉迷佛教的皇帝，将精力投入虚无的佛法，却对朝政与边患疏于治理。乐山侯正则“招诱亡命，欲攻番禺”的叛乱，虽被迅速平定，却暴露了地方控制的松弛；对北魏降将刘世明的“放任北归”，则错失了拉拢北方士族的机会——梁朝的“盛世表象”下，已潜藏着“内轻外重”的危机。
“宗戚赐沐”的虚政，加剧了士族的腐朽。梁武帝下诏“凡宗戚有服属者，并可赐沐，食乡亭侯”，用爵位拉拢宗室，却无助于解决“储位之争”的后遗症。这种“以恩宠换忠诚”的策略，只会让宗室更加骄纵，为日后“侯景之乱”中“宗室相残”埋下伏笔。相比高欢“吸纳人才、整肃军纪”的务实，梁朝的“文恬武嬉”预示着南北力量的此消彼长。
结语：旧秩序的葬礼与新格局的胎动
中大通三年的秋冬，是北魏旧秩序的葬礼现场。尔朱氏的血腥清洗，没能挽救其灭亡的命运，反而让高欢的“讨逆”获得了普世认同；广阿之战的胜利，不仅是军事上的转折点，更是“人心向背”的终极裁决。
高欢立元朗为帝、攻围邺城的举动，标志着他从“河北军阀”升级为“北方秩序的重构者”。他的成功，不在于武力更强，而在于他懂得“顺民心、借天命、聚人才”——这正是尔朱氏所缺乏的政治智慧。
杨氏家族的鲜血、广阿战场的尸骸、同泰寺的经声，共同构成了这个时代的三重奏：暴力正在摧毁旧世界，野心家正在重建新秩序，而偏安的王朝则在虚妄中走向衰落。当高欢的军队包围邺城，一个由他与宇文泰主导的“东西魏对峙”时代，已近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