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纪九，起止公元529年（己酉年），共一年。
中大通元年（公元529年，己酉年）
春天，正月甲寅日，北魏于晖率领的部队里，都督彭乐带着两千多骑兵叛变，跑去投奔韩楼，于晖只好带兵返回。
辛酉日，梁武帝到南郊举行祭祀典礼，宣布大赦天下。
甲子日，北魏汝南王元悦请求回到自己的封国，朝廷同意了。
辛巳日，梁武帝到明堂举行祭祀。
二月甲午日，北魏皇帝追尊彭城武宣王为文穆皇帝，庙号定为肃祖；追尊他的母亲李妃为文穆皇后。准备把他们的神主牌位迁到太庙，还把北魏高祖当作伯考（父亲的哥哥）。大司马兼录尚书临淮王元彧上表劝谏，他认为：“以前汉高祖在香街为太上皇立庙，光武帝在舂陵祭祀南顿君。汉元帝和光武帝之间，血缘关系已经很疏远，超出了五服，但光武帝仍然以儿子的身份，继承大宗。高祖的德行遍布天下，道超越于万物，肃祖虽然功勋卓着，也还是北面称臣。而且，两位皇后都要配享太庙，这就成了君臣同席，嫂叔同室，我觉得这不行。”吏部尚书李神俊也进行劝谏，但皇帝不听。元彧又请求去掉“帝”字，只称“皇”，皇帝还是不听。
朝廷下诏重新把二百四十号将军定为四十四班。壬寅日，北魏下诏让济阴王元晖业兼任行台尚书，都督丘大千等人镇守梁国。元晖业是元小新成的曾孙。
三月壬戌日，北魏下诏让上党王元天穆去讨伐邢杲，任命费穆为前锋大都督。
夏天，四月癸未日，北魏把肃祖和文穆皇后的神主牌位迁到太庙，又追尊彭城王元劭为孝宣皇帝。临淮王元彧劝谏说：“这种事从古到今都没有过，陛下这么做不合规矩，以后的人会怎么看呢！”皇帝不听。
北魏元天穆准备攻打邢杲，这时北海王元颢带兵入侵，元天穆就召集文武官员商议对策。大家都说：“邢杲的人马强盛，应该先对付他。”行台尚书薛琡却说：“邢杲的兵虽然多，但都是些小偷小摸的，没什么大志向。元颢是皇室近亲，打着正义的旗号来进攻，形势很难预料，应该先除掉他。”元天穆因为将领们大多想攻打邢杲，而且北魏朝廷也觉得元颢势单力薄，不值得担心，就命令元天穆等人先平定齐地，再回师攻打元颢，于是带兵向东出发。元颢和陈庆之趁机从铚城出发，攻克荥城，接着到达梁国。北魏丘大千有七万兵力，分别修筑了九座城池来抵抗。陈庆之发起进攻，从早上一直打到下午申时，攻克了其中三座营垒，丘大千只好请求投降。元颢登上高台，举行祭祀仪式，在睢阳城南登基称帝，改年号为孝基。济阴王元晖业率领两万羽林军驻扎在考城，陈庆之攻打考城并将其攻克，活捉了元晖业。
辛丑日，北魏上党王元天穆和尔朱兆在济南打败邢杲，邢杲投降，被押送到洛阳后斩首。尔朱兆是尔朱荣的侄子。
五月丁巳日，北魏派东南道大都督杨昱镇守荥阳，尚书仆射尔朱世隆镇守虎牢，侍中尔朱世承镇守崿岅。乙丑日，北魏朝廷内外宣布戒严。
戊辰日，北海王元颢攻克梁国。元颢任命陈庆之为卫将军、徐州刺史，然后带兵向西进发。杨昱率领七万大军，占据荥阳。陈庆之攻打荥阳，没能攻下。元颢派人劝杨昱投降，杨昱不听。这时候元天穆和骠骑将军尔朱吐没儿带着大军先后赶到，梁军士兵都很害怕。陈庆之让人解下马鞍，喂饱战马，然后对将士们说：“咱们到这儿以来，又是屠城又是占领土地，干的事儿可不少；你们杀了人家的父兄，抢了人家的子女，也数都数不清。元天穆的人，跟咱们都是仇人。咱们才七千多人，敌人却有三十多万，今天这情况，只有抱着必死的决心，才可能有活路！敌人骑兵多，咱们不能跟他们在野外硬拼，得趁他们还没全部到齐，赶紧攻下城池，据守在这里。大家别再犹豫了，不然就是自己找死！”说完就击鼓，命令士兵攻城。将士们就像蚂蚁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往上爬，癸酉日，终于攻克荥阳，抓住了杨昱。梁军的三百多个将领跪在元颢营帐前请求说：“陛下渡过大江三千里，没费什么力气，昨天在荥阳城下一下子就死伤了五百多人，希望能把杨昱交给我们，让大家出出气！”元颢说：“我在江东的时候，听梁主说，当初刚起兵进攻都城，吴郡的袁昂不投降，梁主每次都称赞他忠诚有气节。杨昱也是个忠臣，怎么能杀他呢！除了他，其他的随便你们处置。”于是就把杨昱部下的三十七名将领斩首，还挖出他们的心来吃。没过多久，元天穆等人带兵包围了荥阳，陈庆之率领三千骑兵背靠着城奋力作战，把元天穆的军队打得大败，元天穆和尔朱吐没儿都逃走了。陈庆之接着进攻虎牢，尔朱世隆弃城逃跑，陈庆之俘虏了北魏东中郎将辛纂。
北魏皇帝打算出城躲避元颢，但不知道该去哪儿，有人劝他去长安，中书舍人高道穆说：“关中地区又荒凉又残破，怎么能去那儿呢！元颢的人马不多，是趁我们空虚才深入进来的，就是因为我们派的将帅不得力，他才得逞。陛下要是亲自率领宫廷卫队，出高价招募士兵，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背靠着城跟他们决一死战，我们这些人一定会拼死效力，打败元颢的孤军是肯定的。要是担心胜负难料，那陛下不如渡过黄河，征召大将军元天穆、大丞相尔朱荣，让他们各自带兵来会合，形成犄角之势一起讨伐元颢，不出一个月，肯定能成功。这才是万无一失的办法。”北魏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甲戌日，北魏皇帝向北出发，夜里，到达河内郡北边，命令高道穆在烛光下写了几十份诏书，向远近各处宣告。从这时候起，各地才知道北魏皇帝在哪里。乙亥日，北魏皇帝进入河内。
临淮王元彧、安丰王元延明，带着文武百官，封存好府库，准备好皇帝出行的仪仗，去迎接元颢。丙子日，元颢进入洛阳皇宫，改年号为建武，宣布大赦天下。任命陈庆之为侍中、车骑大将军，增加食邑一万户。杨椿当时在洛阳，他弟弟杨顺是冀州刺史，侄子杨侃是北中郎将，跟随北魏皇帝在黄河以北。元颢心里忌惮杨椿，但因为他们家世代显赫，怕杀了他会失去人心，所以没敢动手。有人劝杨椿逃跑，杨椿说：“我们一家老小上百口人，能逃到哪儿去呢！只能听天由命了。”
元颢的后军都督侯暄驻守睢阳，作为后援。北魏行台崔孝芬、大都督刁宣迅速赶去包围侯暄，日夜猛攻，戊寅日，侯暄突围逃跑，被抓住斩首。
【内核解读】
中大通元年的北方，上演了一场“傀儡称帝”的荒诞剧：陈庆之率七千梁军护送元颢北返，竟一路攻破荥阳、进占洛阳，让北魏孝庄帝仓皇北逃。这场看似不可思议的胜利，实则是北魏统治彻底瓦解的缩影——当尔朱荣的主力深陷山东平叛，当洛阳士族对朝廷彻底失望，一个外来的“伪主”竟能轻易接管帝都。但这场胜利如同流沙上的楼阁，既暴露了北魏的致命缺陷，也折射出梁朝北伐的局限性。
元颢入洛：合法性游戏的短暂胜利
元颢能以“魏室近亲”之名迅速占领洛阳，本质是北魏“合法性真空”的产物。河阴之变后，尔朱荣的屠杀让洛阳士族对北魏朝廷心生恐惧，而孝庄帝沦为傀儡的现状，更让他们对“正统”失去认同。元颢的出现，恰好为这些人提供了一个“过渡选项”——临淮王彧、安丰王延明“帅百僚迎颢”，并非真心拥戴，而是试图在乱局中寻找新的平衡。
元颢的“成功”离不开陈庆之的军事奇迹：七千梁军在荥阳城下“背城力战”，击溃元天穆三十万大军，这种以少胜多的战绩，既源于陈庆之“必死乃可得生”的绝境激励，也得益于北魏军队的腐朽——尔朱吐没儿等将领的平庸、杨昱“拥众七万却守不住荥阳”的无能，印证了北魏军事体系的崩坏。
但元颢的统治从一开始就充满致命缺陷：
--根基虚无：他依赖梁军维持统治，却又试图摆脱梁朝控制，这种“既依附又抗拒”的矛盾心态，使其既得不到北方士族的真心支持，也无法获得梁朝的全力援助；
--政策失当：面对诸将“乞杀杨昱”的请求，元颢虽以“忠臣不可杀”为由拒绝，却纵容部下斩杀杨昱部将三十七人并“刳心而食”，这种残忍既暴露了其懦弱（不敢得罪梁军），又丧失了士族的好感；
--战略短视：占领洛阳后，元颢未趁势追击孝庄帝、整合资源，反而忙于称帝改元，错失了巩固权力的最佳时机。
元颢的“建武”政权，本质是一场“合法性借来的狂欢”，当尔朱荣的主力回师，这场闹剧的落幕便毫无悬念。
北魏的崩盘：从“太庙之争”到皇帝逃亡
北魏的崩塌在“太庙礼制之争”中已显露端倪。孝庄帝强行将“彭城武宣王”追尊为“文穆皇帝”，与高祖（孝文帝）并列太庙，甚至不顾临淮王彧“君臣并筵，嫂叔同室”的强烈反对。这种违背礼制的操作，表面是为了抬高宗室地位，实则暴露了北魏“正统性焦虑”——当军事威慑无法维系统治，只能通过篡改祖先谱系来寻找合法性，恰是王朝衰落的典型征兆。
孝庄帝的“北逃河内”，则标志着北魏中枢的彻底瘫痪。面对元颢的逼近，北魏朝廷竟“未知所之”，若非高道穆力主“渡河征尔朱荣”，孝庄帝可能沦为阶下囚。这场逃亡暴露了两个致命问题：
--中枢决策失灵：皇帝与大臣缺乏基本的战略共识，“或劝之长安”的建议荒谬可笑，反映出统治集团对时局的无知；
--军事体系崩溃：杨昱七万大军守不住荥阳，尔朱世隆弃虎牢而逃，北魏正规军的战斗力已不如梁军偏师，只能依赖尔朱荣的私人武装。
更深刻的危机在于人心的离散。杨椿“坐待天命”的无奈，折射出士族对北魏的绝望——这个曾以“汉化改革”惊艳历史的王朝，如今只剩下礼教崩坏、战乱频仍，连最忠诚的官僚都选择“听天由命”。
陈庆之的奇迹与梁朝的局限
陈庆之的北伐战绩堪称传奇：从铚城到洛阳，“凡取三十二城，四十七战，所向皆克”，七千梁军竟能撼动北方霸权。其成功的关键，在于精准把握了北魏的“权力真空”：
--时机选择：趁尔朱荣主力征讨邢杲，元天穆大军东调，洛阳防卫空虚；
--心理战术：荥阳城下以“杀人父兄、掠人子女”激发士兵死战之心，将“绝境”转化为“斗志”；
--政治包装：以“扶持魏主”为名，减少北方士族的抵抗心理，元颢的“魏室”身份成为最好的掩护。
但这场奇迹也暴露了梁朝北伐的根本局限：
--战略投机：梁武帝仅派七千兵力护送元颢，本质是“低成本试探”，未动员主力配合，导致陈庆之始终处于“孤军深入”的险境；
--目标模糊：梁朝既想“复立魏主”扩大影响力，又不愿付出太大代价，这种“既要又要”的心态，让北伐沦为一场象征性胜利；
--文化隔阂：梁军“屠城略地”的行为（陈庆之自认“实为不少”），与元颢“诛杀杨昱部将”的残忍，反而强化了北方对“南朝入侵者”的敌意，失去了潜在的盟友。
陈庆之的胜利如同烟火，绚烂却短暂。当尔朱荣腾出手来，这支孤军的覆灭便不可避免——梁朝未能将军事奇迹转化为战略成果，根源在于其“偏安心态”从未真正改变。
尔朱荣的隐忧与北方的重组前奏
尔朱荣虽在济南大破邢杲，暂时平定山东，却对元颢入洛反应迟缓，暴露出其统治的隐忧：
--权力分散：尔朱世隆、尔朱兆等亲信能力平庸，无法应对突发危机，只能依赖其亲自出马；
--内部矛盾：元天穆与尔朱荣虽为盟友，但“先讨邢杲再击元颢”的决策分歧，反映出军阀集团内部并非铁板一块；
--民心丧失：河阴之变的阴影让洛阳士族对尔朱荣充满恐惧，这才给了元颢可乘之机。
但尔朱荣的军事优势仍在：其主力未受重创，且控制着河北、山西的核心区域。孝庄帝“渡河征荣”的决策，意味着北魏将进入“军阀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新阶段——尔朱荣即将以“勤王”为名，对洛阳展开新一轮清洗，而元颢与陈庆之，不过是这场更大动荡的“前戏”。
结语：合法性崩塌时代的权力游戏
中大通元年的洛阳易主，本质是“谁有资格统治北方”的合法性争夺战。元颢的短暂称帝、陈庆之的军事奇迹、孝庄帝的仓皇北逃，共同指向一个事实：北魏的统治体系已彻底失去人心，任何试图维系“旧秩序”的努力都是徒劳。
这段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尔朱荣的暴力未能建立新秩序，元颢的“正统”无法获得认同，陈庆之的胜利缺乏根基。北方陷入“谁都能上台，谁都坐不稳”的恶性循环，而这种混乱恰恰为高欢、宇文泰等“新势力”的崛起扫清了障碍。
对于梁朝而言，陈庆之的奇迹更像一场“镜花水月”——它证明了北魏的虚弱，却也暴露了南朝的无力。当北方即将迎来更残酷的洗牌，梁朝的“偏安”注定只能是暂时的。历史的逻辑往往如此：旧秩序的崩塌从不缺参与者，缺的是能终结混乱、重建规则的力量，而这种力量的出现，往往需要更沉重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