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监十五年（公元516年，丙申年）
春天正月戊辰初一，北魏大赦天下，改年号为熙平。
北魏崔亮攻打硖石一直没拿下，他和李崇多次约定水陆并进，可李崇却没按约定时间到达。胡太后因为各位将领行动不一致，就任命吏部尚书李平为使持节、镇军大将军兼尚书右仆射，率领两千步兵和骑兵前往寿阳，另外设立行台，来指挥各路军队，如果有违抗命令的，就按军法处置。萧宝寅派轻车将军刘智文等人渡过淮河，攻破了梁朝的三座营垒；二月乙巳日，又在淮北打败了将军垣孟孙等人。李平到达硖石后，督促李崇、崔亮等人限期水陆同时进攻，这下没人敢违抗命令，作战多次取得胜利。
梁武帝派左卫将军昌义之带兵救援浮山，还没赶到，康绚已经击退了北魏军队。梁武帝又让昌义之和直阁王神念逆淮河而上救援硖石。崔亮派将军博陵人崔延伯驻守下蔡，崔延伯和别将伊瓮生在淮河两岸扎营。崔延伯把车轮去掉外圈，将辐条削尖，两两对接，再把竹子揉成绳子，将车轮连贯起来，一共弄了十多道，横着架在水上做成桥，两头装上大辘轳，根据需要让桥出没水面，既烧不掉也砍不坏。这样一来，不仅切断了赵祖悦的退路，还让梁朝的战舰无法通行，昌义之、王神念只能驻扎在梁城无法前进。李平部署水陆军队攻打硖石，攻克了外城；乙丑日，赵祖悦出城投降，被斩杀，他的部众全部被俘。胡太后给崔亮写信，让他乘胜深入。李平安排各位将领水陆并进，攻打浮山堰；崔亮却违抗李平的指挥，以生病为由请求回去，还没等太后批复，就直接带着奏表撤兵了。李平上奏要判处崔亮死刑，太后下令说：“崔亮擅自决定去留，违抗我的作战计划，虽然取得了一些小胜利，但怎能免除大过错！不过我处理各种事务，希望尽量少杀人，可以特意准许他将功补过。”于是北魏军队就撤回去了。
北魏中尉元匡上奏弹劾于忠：“趁着国家遭遇大灾，独揽朝廷大权，致使裴植、郭祚蒙冤，宰辅大臣被罢黜羞辱。还私自假传圣旨给自己加封仪同三司、尚书令，兼任崇训卫尉，推究他的意图，是想把自己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虽然这些事发生在皇恩大赦之后，但还是应该公开处死，请派一名御史到他所在的州执行判决。自从去年世宗驾崩以后，皇太后还没亲政之前，所有不按正常程序，要么从门下省发出诏书，要么由中书省宣布敕令，擅自封官授爵的，虽然已经得到赦免，只可以免罪，但所封的官职都应该追回剥夺。”太后下令说：“于忠已经得到特别赦免，不应该再追究罪责；其他的就按奏表所请处理。”元匡又弹劾侍中侯刚打死羽林军士兵。侯刚本来是因为擅长烹饪担任尝食典御，一共三十年，因为对太后有恩，行事很是专横放肆，王公大臣都畏惧并依附他。廷尉判处侯刚死刑。太后说：“侯刚是因为公事打人，碰巧把人打死，按法律不应判罪。”少卿陈郡人袁翻说：“‘碰巧’是指事情真相已经暴露，却隐瞒不交代，经过审讯才查明情况的。现在这个羽林军士兵，一问就全部招认了，侯刚却亲口喊着打死他，用棍棒打人不讲道理，怎么能说是‘碰巧’呢！”太后于是削减侯刚三百户食邑，解除他尝食典御的职务。
三月戊戌初一，发生日食。
北魏评定西硖石之战的功劳。辛未日，任命李崇为骠骑将军，加授仪同三司，李平为尚书右仆射，崔亮晋升为镇北将军。崔亮和李平在宫中为功劳大小争吵，太后就任命崔亮为殿中尚书。
北魏萧宝寅在淮河堰的时候，梁武帝亲笔写信引诱他，让他袭击彭城，还答应送他的祖庙牌位以及家属等人回北方；萧宝寅把这封信上表呈给了北魏朝廷。
夏天四月，淮河堰修成了，堰长九里，底部宽一百四十丈，顶部宽四十五丈，高二十丈，上面种上杞柳，军营排列在堰上。
有人对康绚说：“长江、黄河、淮河、济水这四条大河，是上天用来调节气候的，不能长时间堵塞，如果在东边开凿一个泄洪的水池，让水流向东注入，那么水流就会变宽变缓，堰就不会坏。”康绚于是开凿水池向东泄洪。又对北魏使用反间计，说：“梁人害怕你们开凿水池泄洪，却不害怕在野外作战。”萧宝寅相信了这话，在山上开凿了深五丈的水池，让水向北注入，水日夜分流但水位还是没降低，魏军最终只好撤回去了。水淹的地方，沿着淮河方圆几百里。李崇在硖石戍之间搭建浮桥，又在八公山东南修筑魏昌城，以防备寿阳城被水冲坏。当地居民分散到山冈土垄上居住，水面清澈，往下看房屋和坟墓，都清清楚楚地在下面。
当初，淮河堰在徐州境内修筑，徐州刺史张豹子宣称自己肯定会掌管这件事；结果康绚以别的官职来监督修建，张豹子觉得很丢脸。不久朝廷下令张豹子接受康绚的指挥，张豹子就诬陷康绚和北魏勾结，梁武帝虽然没相信，但还是等工程结束后召康绚回朝。
北魏胡太后追念于忠的功劳，说：“怎么能因为一个过错就把他其他的功劳都抹掉呢！”于是重新封于忠为灵寿县公，也封崔光为平恩县侯。
北魏元法僧派他的儿子元景隆带兵抵御张齐，张齐和他在葭萌交战，把元景隆打得大败，屠杀了十多个据点的敌人，接着就包围了武兴。元法僧据城坚守，他统治的境内百姓都反叛了，元法僧派人从小路向北魏告急。北魏通过驿站紧急征召在淮南的镇南军司傅竖眼，任命他为益州刺史、西征都督，率领三千步兵和骑兵前去救援。傅竖眼进入益州境内，转战三天，行军二百多里，交战九次都取得胜利。五月，傅竖眼击杀了梁州刺史任太洪。当地百姓和獠人听说傅竖眼来了，都很高兴，在路上迎接叩拜他的人接连不断。张齐退守白水，傅竖眼进入益州，白水以东的百姓都安居乐业。
北魏梓潼太守苟金龙兼任关城戍主，梁兵打来的时候，苟金龙生病，没办法指挥作战，他的妻子刘氏就激励城中百姓，登上城墙抵抗，坚持了一百多天，士兵死伤超过一半。戍副高景图谋叛乱，刘氏斩杀了高景及其党羽几千人，剩下的将士，她和大家一起分享衣物、节省粮食，无论劳作还是休息都和大家一样，将士们没有不敬畏并且爱戴她的。水井在城外，被梁兵占据了。正好天降大雨，刘氏让人拿出公私的布绢和衣服挂起来，绞出雨水，城中所有杂物都储存起来备用。傅竖眼赶到后，梁兵就撤退了，北魏封苟金龙的儿子为平昌县子。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生动还原了南北朝时期梁魏对峙的复杂局面，其中折射出的政治博弈、军事谋略与人性纠葛，至今仍具深刻的历史启示意义。
军事对抗中的权力博弈
硖石之战与浮山堰之争，堪称南北朝军事冲突的缩影。北魏将领崔亮与李崇因“约期不至”产生嫌隙，暴露出魏军指挥体系的松散；李平作为“节度诸军”的统帅，虽能短期整合兵力攻克硖石，却无法约束崔亮“违节度以疾请还”的擅自行动。这种“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乱象，本质是北魏皇权与军权博弈的体现——胡太后虽有“以功补过”的宽容，实则暗含对军方势力的妥协。
反观南梁，康绚主持的浮山堰工程（“长九里，高二十丈”）展现出惊人的工程能力，却因内部倾轧功亏一篑。刺史张豹子因“不掌其事”的私怨诬陷康绚，折射出南朝官僚体系中“山头主义”对军事利益的侵蚀。这种“内耗”与北魏的“将权跋扈”形成镜像，揭示出南北朝长期对峙的深层原因：政权内部的权力失衡，往往比外敌更具破坏性。
司法困境中的“人治”底色
北魏中尉元匡弹劾于忠、侯刚的案件，暴露了法律在皇权面前的脆弱性。于忠“专擅朝命”“自矫旨为仪同三司”，本应“加显戮”，却因太后“特原”而免罪；侯刚“掠杀羽林”，明明是“挝筑非理”的故意杀人，却被太后以“邂逅致死”轻判。这种“刑不上权贵”的操作，与南梁张豹子诬陷同僚却未受惩戒的现象如出一辙。
尤为耐人寻味的是北魏少卿袁翻的抗辩：“刚口唱打杀，挝筑非理，安得谓之‘邂逅’！” 这一诘问直指司法不公的本质——当“太后令”凌驾于律法之上，所谓“法理”不过是权力的点缀。这种“人治”传统，使得南北朝虽都制定了法典（如北魏《正始律》、南梁《梁律》），却难以真正实现“依法治国”，最终加剧了社会矛盾。
个体选择与时代洪流
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个体命运往往成为时代的注脚。北魏将领萧宝寅拒绝南梁“袭彭城”的诱降，“表上其书于魏朝”，展现出对北魏的忠诚；而其妻刘氏在梓潼保卫战中“帅厉城民，乘城拒战百有馀日”，甚至“斩叛将高景及其党与数千人”，以女性之身扛起守城重任，其坚韧与智慧令人惊叹。
与之相对，崔亮与李平“争功于禁中”的丑态，侯刚因“善烹调”而“专恣用事”的荒诞，则暴露了权力场中的人性幽暗。这些个体的选择——无论是坚守还是沉沦——共同编织了南北朝时期“礼崩乐坏”却又“英雄辈出”的复杂图景。
结语
天监十五年的这段历史，如同一面多棱镜：军事上的胜负背后是制度的较量，司法上的争议折射出权力的本质，个体的沉浮映照着时代的底色。南北朝的分裂与对峙，不仅是疆域的割裂，更是制度、文化与人性的碰撞。而这段历史留给后人的启示或许是：一个时代的文明程度，不仅取决于能建造多少座浮山堰，更取决于能否在权力与规则、私利与公义之间，找到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