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山那边粮食不够吃了，军人们就在矶头捕捞小鱼来充饥，还偷偷打造轻便小船，打算逃到夏口去，萧衍派了一支偏军截断他们的逃跑路线。丁巳日，孙乐祖实在没办法了，就献城投降。
己未日，东昏侯任命程茂为郢州刺史，薛元嗣为雍州刺史。就在这一天，程茂、薛元嗣献出郢城投降。郢城刚开始被围困的时候，城里的男女老少差不多有十万口人；关着城门二百多天，疫病流行，很多人身体浮肿，死了十分之七八，尸体就堆在床下，活人就睡在上面，家家户户都是这样。程茂、薛元嗣等人商量着出城投降，让张孜写信给萧衍。张冲原来的属吏、青州治中房长瑜对张孜说：“以前的使君（指张冲）忠心耿耿，上达天际，郎君你就应该坚守城池，保持一致，像继承父辈的事业一样。要是上天不帮忙，就戴着头巾等待命运安排，追随使君于地下。现在要是听从众人的投降之计，不只是郢州的百姓会对你失望，恐怕对方也看不上你这样的做法。”张孜没听他的。萧衍任命韦睿为江夏太守，代理郢府事务，韦睿让人掩埋死者，安抚生者，郢州百姓这才安定下来。
将领们都想把军队停在夏口；萧衍却觉得应该乘胜直接杀向建康，车骑咨议参军张弘策、宁远将军庾域也这么认为。萧衍命令各路军队当天就上路。从江边到建康，一路上的矶头、水湾、村落，军队行军的宿营地、驻扎地点，张弘策提前就画好了地图，就好像亲眼见过一样。
辛酉日，北魏大赦天下。
北魏的安国宣简侯王肃在寿阳去世，朝廷追赠他为侍中、司空。当初，王肃因为父亲死于非命，四年都没除去丧服。高祖说：“守丧三年，就算是贤能的人也不敢超过这个期限。”于是命令王肃按照祥祭、禫祭的礼仪除去丧服。但王肃终身都穿着素服，不听音乐。
汝南百姓胡文超在滠阳起兵响应萧衍，请求拿下义阳、安陆等郡来效力；萧衍又派军主唐修期攻打随郡，都成功攻克了。司州刺史王僧景把儿子王贞孙送到萧衍那里当人质，司州全境都被平定。
崔慧景死的时候，他的小儿子崔偃担任始安内史，逃跑后躲过一劫。等到江陵西台建立，任命崔偃为宁朔将军。崔偃到公车门上书说：“我私下认为，高宗的孝子忠臣，昏主的乱臣贼子，江夏王和陛下，我父亲和镇军将军萧颖胄就是这样的关系；虽然成败的方法不同，但行事的出发点是一样的。陛下刚登上皇位，与天意相符；天下哪怕有一点冤屈，大家都希望陛下能伸张，何况先帝的儿子、陛下的兄长，他们所走的道路，正是陛下您的由来啊！这件事都不关心，其他的还能指望什么呢！现在可不能侥幸地以为老百姓没见识就欺骗他们；要是他们清楚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一起逃跑，陛下您该怎么应对呢！”这件事被搁置，没有得到回应。崔偃又上疏说：“最近冒昧陈述江夏王的事，不敢因为父子亲情就损害至公的大义，实在是不明白圣朝为什么这样做。如果认为狂主虽然昏庸，但毕竟是天子，江夏王虽然贤能，终究是人臣，我父亲奉人臣之命反抗君主是不可以的，那不知道现在您带着强大的军队直指皇宫，这又是什么缘故呢！我之所以不死，苟且活着，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为了等待皇运昌盛，为我父亲的冤魂伸冤。现在皇运已经昌盛了，为社稷而死的人反而成了贼臣，我在陛下的时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仔细考察镇军将军萧颖胄、中领军夏侯详，他们都是国家的大臣，都知道我父亲辅佐江夏王，匡扶王室，只是天命没有实现，君主死了他也跟着死；但他们却不为陛下说一句公道话。知道却不说，这是不忠；不知道而不说，这是不智。如果因为我父亲派使者去，江夏王把使者杀了；那么征东将军萧衍的使者，为什么也被杀了呢？陛下杀征东将军的使者，实际上是骗刘山阳；江夏王拒绝我父亲的请求，实际上是为了图谋孔矜。这都是因为天命有归属，所以事业没有成功罢了。我要说的都说完了，请求接受死刑！但我即使死一万次，还是希望陛下一定要为我父亲申冤。为什么呢？怀着恻隐之心为我父亲申冤，天下人就会信服；不然的话，天下人就会背叛。我父亲的忠诚，有见识的人都知道，南史、董狐那样的史官之笔，千年之后都能期待，又何必等陛下的屈伸来决定褒贬呢！不过这是我这个小臣的一片愚忠，是为陛下考虑罢了。”皇帝下诏回复说：“知道你悲痛恳切的心情，现在会公开加以赠谥。”崔偃不久后就被关进监狱死了。
八月丁卯日，东昏侯任命辅国将军申胄监管豫州事务；辛未日，任命光禄大夫张瑰镇守石头城。
当初，东昏侯派陈伯之镇守江州，作为吴子阳等人的声援。吴子阳等人战败后，萧衍对将领们说：“打仗不一定要靠实际兵力，有时候靠威名就够了。现在陈虎牙慌慌张张地逃回去，寻阳的人按情理应该很害怕，可以发个檄文就把那边搞定。”于是命令搜寻俘虏，找到陈伯之的幢主苏隆之，给了他很多赏赐，让他去劝说陈伯之，还说如果听从建议，就任命陈伯之为安东将军、江州刺史。陈伯之派苏隆之回来复命，虽然答应归附，但又说“大军不着急下来”。萧衍说：“陈伯之这话，就是犹豫不决。趁他还在犹豫，赶紧去逼他，到时候他没别的办法，势必只能投降。”于是命令邓元起带兵先出发，杨公则直接奔袭柴桑，萧衍和其他将领依次跟进。邓元起快到寻阳的时候，陈伯之收拢兵力退保湖口，留下陈虎牙守湓城。选曹郎吴兴人沈瑀劝说陈伯之迎接萧衍。陈伯之哭着说：“我的儿子们都在都城，我不能不担心他们。”沈瑀说：“话不能这么说。现在人心惶惶，大家都想改变主意；如果不早点打算，等众人散去就很难再聚集起来了。”丙子日，萧衍到了寻阳，陈伯之放下武器请罪。当初，新蔡太守席谦的父亲席恭穆担任镇西司马，被鱼复侯萧子响杀害。席谦跟随陈伯之镇守寻阳，听说萧衍东下，说：“我家世代忠贞，宁死不变。”陈伯之把他杀了。乙卯日，任命陈伯之为江州刺史，陈虎牙为徐州刺史。
鲁休烈、萧璝在峡口打败了刘孝庆等人，任漾之战死。鲁休烈等人进军到上明，江陵震动很大。萧颖胄害怕了，赶紧派人告诉萧衍，让他派杨公则回来救援江陵这个根本之地。萧衍说：“杨公则现在逆流而上回江陵，就算到了，又怎么来得及呢！鲁休烈等人都是乌合之众，很快就会自行退散，现在只需要稍微坚持一下。如果确实需要兵力，我两个弟弟在雍州，派他们去征讨，不难赶到。”萧颖胄于是派军主蔡道恭带着符节驻扎在上明，抵御萧璝。
辛巳日，东昏侯任命太子左率李居士总督西讨诸军事，驻扎在新亭。
九月乙未日，皇帝下诏，萧衍如果平定京城，可自行决断事务。萧衍留下将军郑绍叔镇守寻阳，和陈伯之带兵东下，对郑绍叔说：“你就好比我的萧何、寇恂。前面要是战事不利，我承担责任；要是粮草运输跟不上，那就是你的责任。”郑绍叔流着泪拜别。等到攻克建康，郑绍叔负责督运江、湘的粮草，从来没有短缺过。
北魏司州牧广阳王元嘉请求修筑洛阳三百二十三座坊，每坊边长三百步，说：“虽然暂时辛苦一点，但这样一来，奸盗就永远绝迹了。”丁酉日，皇帝下诏征调京畿内的五万名民夫修筑，四十天后完工。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生动还原了南北朝时期萧衍起兵反齐、逐步推进的关键进程，字里行间既展现了战争的残酷，也折射出权力更迭中人性的复杂与时代的荒诞，可从以下几个维度进行解读：
战争的残酷：人命如草芥的乱世图景
郢城之围堪称这段历史中最触目惊心的片段。“闭门二百馀日，疾疫流肿，死者什七八，积尸床下而寝其上，比屋皆满”，短短数语勾勒出人间炼狱——十万人的城池最终幸存者仅两三成，尸体堆积到生者只能在尸堆上栖身。这种惨状背后，是权力博弈对普通民众的碾压：东昏侯的昏庸、萧衍的进军、守将的犹豫，最终都转化为百姓的血泪。而萧衍破城后“收瘗死者而抚其生者”的举措，看似仁德，实则更像一种“战后维稳”的政治姿态，无法掩盖战争本身的破坏性。
权力游戏中的“忠义”困境：从张孜到崔偃的挣扎
这段历史中，“忠义”成为最矛盾的标签。
--房长瑜劝张孜坚守，以继承其父张冲的“忠贯昊天”，但张孜最终选择投降。这背后是“天命”与“臣节”的冲突：当旧主（东昏侯）昏庸无道，坚守是否意味着愚忠？投降新主（萧衍）是否算背叛？张孜的选择，本质上是乱世中个体在“生存”与“名节”间的妥协。
--崔偃的上疏则更直白地揭露了权力逻辑的双标。他质问萧衍：既然你可以以“清君侧”为名起兵，为何否定当年其父崔慧景辅佐江夏王的类似行为？“死社稷者返为贼臣”的控诉，点破了“忠义”的本质——它从来不是绝对的道德准则，而是胜利者书写历史的工具。崔偃最终“下狱死”，也印证了在权力更迭中，试图挑战新秩序的“较真者”往往没有容身之地。
萧衍的政治智慧：从军事推进到人心拿捏
萧衍能快速瓦解南齐势力，绝非偶然：
--军事上的精准判断：拒绝“顿军夏口”的提议，坚持“乘胜直指建康”，避免给对手喘息之机；利用陈伯之的犹豫“急往逼之”，不战而屈人之兵，体现了对敌军心理的精准把握。
--政治上的怀柔与强硬：对郢城“收瘗死者”以安抚民心，对崔偃则“诏报显赠”却暗中下狱，恩威并施；任命韦睿、郑绍叔等亲信镇守要地，确保后方稳定，展现了成熟的执政思维。
--舆论上的“天命”包装：通过胡文超起兵、王僧景送质等事件，营造“天下归心”的氛围，将自己的军事行动定义为“顺天应人”，与东昏侯的“昏乱”形成对比，占据道德高地。
时代的荒诞：个体在洪流中的身不由己
无论是降将孙乐祖、程茂，还是坚守而死的席谦，抑或是被牵连的崔偃，都像是乱世棋盘上的棋子：
--席谦以“家世忠贞”拒绝投降，却被陈伯之所杀，其“忠贞”在权力博弈中毫无意义；
--王肃因父仇“素服、不听乐终身”，却不得不接受北魏孝文帝的“除丧”命令，个人情感被皇权碾压；
--鲁休烈、萧璝的短暂胜利与江陵的恐慌，更凸显了局势的瞬息万变——没有人能真正掌控自己的命运，唯有随波逐流或被浪涛吞噬。
结语：历史的镜鉴
这段史料本质上是一部“权力更迭图鉴”：它告诉我们，所谓“天命”往往是胜利者的事后追溯，所谓“忠义”常为政治利益服务，而普通人的苦难则是权力游戏的必然代价。萧衍的成功，既是个人能力的体现，也是时代选择的结果——当旧秩序腐朽到无可救药时，总会有人以“革新”之名打破僵局，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新的秩序，往往又会孕育出新的矛盾与循环。这种循环，或许正是中国古代王朝更替的永恒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