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明九年（公元491年，辛未年）
春天，正月二十二（辛丑日），皇上到南郊祭祀。
正月十八（丁卯日），北魏皇帝开始在皇信东室处理政务。
皇上下诏规定太庙四季祭祀的供品：祭祀宣皇帝，用起面饼、烤鸭；祭祀孝皇后，用竹笋、鸭蛋；祭祀高皇帝，用肉脍、腌菜羹；祭祀昭皇后，用茶、粽子、烤鱼：这些都是他们生前爱吃的。皇上梦到太祖对自己说：“宋氏的各位皇帝常在太庙向我要吃的，你可以另外为我祭祀他们。”于是皇上就命令豫章王妃庾氏在清溪的旧宅四季祭祀宋氏的两位皇帝、两位皇后。祭祀用的牲畜、祭服等，都采用家族祭祀的礼仪。
臣司马光说：“从前屈到喜欢吃菱角，屈建撤掉了菱角，认为不能因为个人私欲而干扰国家的典章，何况儿子身为天子，却用普通百姓的礼仪祭祀父亲，这太违背礼制了！卫成公想要祭祀相，宁武子都认为不对；更何况降低规格在私人宅第祭祀祖先，还让普通妇人主持祭祀呢！
当初，北魏皇帝召吐谷浑王伏连筹入朝，伏连筹称病不来，还擅自修筑洮阳、泥和两座城，并在那里设置戍守的士兵。二月二十（乙亥日），北魏枹罕镇将长孙百年请求攻打这两处戍所，北魏皇帝答应了。
南齐散骑常侍裴昭明、散骑侍郎谢竣到北魏吊唁，想穿着朝服进行吊唁仪式。北魏负责接待宾客的官员说：“吊唁有固定的礼仪，怎么能穿着红色朝服进入办丧事的地方呢！”裴昭明等人说：“我们接受本朝的命令，不敢随意更改。”双方来回争论了好几次，裴昭明等人坚持不肯改变。北魏皇帝命令尚书李冲挑选有学识的人与他们辩论，李冲上奏派着作郎上谷人成淹去。裴昭明等人说：“北魏朝廷不许使者穿朝服，这出自哪部典礼？”成淹说：“吉凶之事不能互相抵触。穿着羔羊皮袄、戴着黑色帽子不能去吊丧，这连小孩子都知道。从前季孙去晋国，先询问遇到丧事的礼仪再出发。现在你们从江南远道而来吊唁北魏，却反过来问出自哪部典礼；使者应对得体与否，差距怎么这么大呢！”裴昭明说：“两国的礼仪，应该相互参照。齐高皇帝去世时，北魏派李彪来吊唁，一开始也没穿素服，齐朝也没觉得有问题，怎么到了今天就被这样逼迫呢！”成淹说：“齐朝不能实行居丧守孝之礼，过了一个月就换上吉服。李彪奉命出使的时候，齐朝的君臣，玉佩鸣响满朝堂，貂尾和珰饰光彩耀眼。李彪没有得到主人的命令，哪敢独自穿着素服夹杂在他们中间呢？我们皇帝仁爱孝顺，如同虞舜，为亲人守丧，住在守丧的庐舍，吃粥度日，怎么能拿齐朝来和我们相比呢？”裴昭明说：“三王的礼仪各不相同，谁又能知道其中的得失呢！”成淹说：“难道虞舜、高宗（守孝的做法）都是错的吗？”裴昭明和谢竣相互看了看，笑着说：“指责别人不孝就是目无尊长，这话我们可担当不起啊！”接着又说：“我们来的时候，只带了裤褶服，这是军服，不能用来吊丧，只能请主人决定我们穿什么吊丧服了！但是违背本朝的命令，回去肯定会获罪。”成淹说：“如果你们朝廷有君子，你奉命行事得当，还会有丰厚的赏赐。如果没有君子，你出使能为国家增光，获罪又有什么关系呢！自然会有优秀的史官记录下来。”于是把丧服、头巾等给裴昭明等人，让他们穿上进去复命。二月初四（己丑日），引导裴昭明等人入宫觐见，北魏的文武官员都痛哭尽哀。北魏皇帝赞赏成淹的机敏，升他为侍郎，赏赐绢帛一百匹。裴昭明是裴骃的儿子。
始兴简王萧鉴去世。
三月二十（甲辰日），北魏皇帝拜谒永固陵。夏天，四月初一（癸亥朔），在太和庙举行祭祀。北魏皇帝开始吃蔬菜，追思伤感，痛哭流涕，一整天都没吃饭；侍中冯诞等人劝谏，过了一夜皇帝才吃饭。四月初二（甲子日），停止早晚的痛哭。四月初三（乙丑日），又去拜谒永固陵。
北魏从正月开始就没下雨，一直到四月初十（癸酉日），有关部门请求向各路神灵祈祷，皇帝说：“成汤遭遇旱灾，凭借至诚之心迎来降雨，关键不在于遍祭山川。如今天下人失去太后，阴阳两界都在哀伤，怎么能四季还没过去，就急忙举行祭祀之事呢！只应该反省自身，等待上天的安排。”
四月十一（甲戌日），北魏员外散骑常侍李彪等人到南齐访问，南齐为他们设宴并安排奏乐。李彪推辞奏乐，并且说：“我们主上孝心无尽，振兴衰微、纠正失误。就在过去的三月底，朝廷大臣才除去丧服，但仍穿着素服处理事务，所以我不敢接受奏乐的赏赐。”南齐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李彪总共六次奉命出使南齐，皇上很看重他。李彪即将返回北魏时，皇上亲自送他到琅邪城，还让群臣赋诗为他送行，以示恩宠。
四月十六（己卯日），北魏建造明堂，改建太庙。
五月初七（己亥日），北魏皇帝在东明观重新制定律令，亲自裁决疑难案件；命令李冲确定刑罚的轻重，润色条文的旨意，皇帝亲自执笔书写。李冲忠诚勤勉、明辨是非，又谨慎细密，深受皇帝的信任，两人情义深厚毫无隔阂；北魏的旧臣和皇亲国戚，没有不心服口服的，朝廷内外都推崇他。
五月二十三日（乙卯日），北魏长孙百年攻打洮阳、泥和两处戍所，攻克了，俘虏三千多人。
五月二十四（丙辰日），北魏开始制造五种车驾。
六月十二（甲戌日），任命尚书左仆射王奂为雍州刺史。
六月十五（丁未日），北魏济阴王拓跋郁因为贪婪残暴被赐死。
秋天，闰七月初三（乙丑日），北魏皇帝拜谒永固陵。
闰七月十七（己卯日），北魏皇帝下诏说：“烈祖有开创基业的功劳，世祖有开拓疆土的德业，应该作为祖宗，百世都不改变祭祀的庙位。平文帝的功劳比昭成帝少，却庙号为太祖，道武帝的功劳比平文帝高，庙号却是烈祖，这在道理上不合适。我现在尊奉烈祖为太祖，把世祖、显祖作为二祧，其余的都依次迁移庙位。”八月初五（壬辰日），又下诏商议养老之礼以及祭祀天地四方六种神灵的礼仪。在此之前，北魏常在正月的吉日在朝廷设置帷幕，中间放置松柏树，设立五帝的神座进行祭祀。还有抽签占卜的祭祀。皇帝都认为这些不符合礼制，予以废除。八月十一（戊戌日），将道坛迁移到桑干河的北岸，改名为崇虚寺。
八月十八（乙巳日），皇帝召见群臣，询问他们：“关于‘禘祫’之礼，王肃和郑玄的观点，谁对谁错呢？”尚书游明根等人赞同郑玄的观点，中书监高闾等人赞同王肃的观点。皇帝下诏：“圜丘、宗庙祭祀都有‘禘’的名称，这方面依从郑玄的观点；‘禘祫’合并为一种祭祀，依从王肃的观点：将这些写进法令。”八月三十（戊午日），又下诏：“国家祭祀的各路神灵，一共有一千二百多处；现在想要减少祭祀的数量，务必追求简约。”又下诏：“明堂、太庙的配祭、配享之礼，在这里已经完备了。白登、崞山、鸡鸣山的神庙，只派有关部门去祭祀。冯宣王的神庙在长安，应该敕令雍州按时供奉祭祀。”又下诏：“先前有水火之神四十多位以及城北的星神，现在圜丘之下已经祭祀风伯、雨师、司中、司命，明堂祭祀门、户、井、灶、中溜，这四十位神灵都可以废除祭祀。”九月二十六（甲寅日），下诏说：“近来讨论祭祀朝日、夕月之礼，都想在春分、秋分这两天在东、西郊行礼。然而月份有闰月，时间没有固定标准。如果完全依照二分之日，有时月亮在东方却在西方行礼，从情理顺序来说，这是不可行的。从前秘书监薛谓等人认为祭祀朝日在初一，祭祀夕月在初三。你们认为初一、初三和二分之日，哪个更合适呢？”尚书游明根等人请求采用初一、初三，皇帝听从了他们的建议。
【内核解读】
这段记载的永明九年（公元491年）史事，生动展现了南北朝时期政治、礼仪与外交的交织，其中折射出的文化碰撞、权力逻辑与制度变革，至今仍具解读价值。
礼仪之争：文化认同的隐性博弈
北魏与南齐的外交冲突聚焦于“吊丧服饰”，看似是礼仪细节的争执，实则是两种文化体系的碰撞。南齐使者坚持以“朝服”吊唁，强调“受命本朝，不敢辄易”，背后是南朝对自身“华夏正统”的坚守；而北魏以“吉凶不相厌”反驳，引用《礼记》“羔裘玄冠不以吊”的古礼，实则通过礼制话语权的争夺，宣告鲜卑政权对中原文化的继承。
北魏着作郎成淹的反驳尤为关键：他指责南齐“齐高皇帝之丧，逾月即吉”，嘲讽其背离“三年之丧”的古制，又盛赞北魏君主“执亲之丧，居庐食粥”，将礼仪之争上升为“孝治”正统性的较量。最终南齐使者妥协，反映出北魏在汉化进程中，已能以中原礼制反制南朝，文化话语权逐渐转移。
礼制改革：北魏汉化的深层推进
魏孝文帝的一系列举措，远超单纯的礼仪调整，是系统性的汉化改革：
--祭祀体系重构：将烈祖（道武帝拓跋珪）尊为太祖，调整庙号序列，以“创业之功”“开拓之德”重新定义祖先地位，打破鲜卑旧制的血缘排序，向中原王朝“祖有功，宗有德”的庙号体系靠拢。
--简化祭祀规模：削减全国一千二百余处神祀，废除水火、星神等“杂祀”，仅保留圜丘、明堂、太庙等核心祭祀，既符合儒家“务从简约”的理念，也强化了皇权对祭祀的垄断。
--修正礼仪细节：废除“探策之祭”“正月设五帝座”等鲜卑旧俗，将道坛改为“崇虚寺”，以道教机构之名弱化原始宗教色彩；争论“朝日夕月”的时间（朔朏 vs 二分），最终选择更贴合中原历法传统的“朔朏”，体现对儒家经典的深度吸纳。
这些改革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孝文帝迁都洛阳（494年）前的铺垫，通过礼制重构，为鲜卑政权注入“华夏正统”的合法性。
权力与伦理：君主意志对礼制的突破与约束
南齐武帝萧赜的“私祭”行为，暴露了皇权与礼制的张力。他因梦见太祖（萧道成）抱怨“宋氏诸帝争食”，便命豫章王妃在私宅祭祀先祖，且用“家人礼”（非天子礼制）。司马光尖锐批评此举“违礼甚矣”，认为天子应以国典为重，不可因私欲破坏礼制——这正是儒家对“君权”的约束逻辑：即使是皇帝，也需在“礼”的框架内行事，否则便是“以庶人之礼祭其父”，动摇统治的伦理根基。
对比北魏孝文帝“居庐食粥”的守丧行为，可见南北朝虽分裂，但对“礼”作为统治合法性基础的认知一致，只是在实践中，皇权时常试图突破礼制约束，而士大夫（如司马光）则不断以“礼”规训君权。
边疆与外交：南北对峙的多重面相
吐谷浑王伏连筹拒绝北魏召见、擅自筑城，北魏随即出兵攻克洮阳、泥和二戍，反映出北魏对边疆部族的强硬控制策略；而南齐与北魏的吊唁外交，虽以礼仪争执为主，实则暗含南北双方对“正统”的争夺——南齐强调“二国之礼应相准望”，北魏则以“孝治”优势压制，双方都在通过外交细节塑造自身的文化优越性。
这种“文斗”与“武斗”并行的状态，正是南北朝对峙的常态：军事冲突与文化博弈相互交织，共同推动着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与制度变革。
结语
永明九年的史事，是南北朝时期“礼”与“权”“胡”与“汉”“南”与“北”多重张力的缩影。北魏通过礼制改革加速汉化，南齐以“正统”自居却难掩礼制实践的漏洞，而双方的外交交锋与边疆互动，则展现了分裂时代下文化认同与权力博弈的复杂图景。这些细节不仅勾勒出具体的历史场景，更揭示了中国古代“礼治”传统在政权更迭与民族融合中的韧性与适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