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纪三十七，从公元409年（己酉年）到公元410年（庚戌年），共二年。
义熙五年（公元409年，己酉年）
春天正月庚寅初一，南燕皇帝慕容超上朝会见大臣们，感叹宫廷乐队不齐全，就打算抢些晋朝人来补充乐手。领军将军韩讠卓说：“先帝因为旧都失守，才在三齐之地暂避锋芒。陛下您不培养人才、让百姓休养生息，等着瞅准北魏的空子，恢复祖先的大业，反而去侵犯南边的邻居，给自己多树敌人，这能行吗！”慕容超说：“我主意已定，不跟你多说。”
正月辛卯日，南燕大赦天下。
正月庚戌日，东晋任命刘毅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刘毅这人爱才，喜欢结交名士，当时的各路名流都像被吸引过来一样，往他那儿扎堆，就扬州主簿吴郡的张邵不去。有人问他为啥，张邵说：“我们主公那是当世豪杰，这还用多问嘛！”
这时候，后秦皇帝姚兴派他弟弟平北将军姚冲、征虏将军狄伯支等人率领四万骑兵去攻打夏王刘勃勃。姚冲走到岭北，就琢磨着要回师偷袭长安，狄伯支不同意，这事儿才作罢；姚冲怕事儿泄露，就用毒酒杀了狄伯支灭口。
姚兴还派使者册封谯纵为大都督、相国、蜀王，加九锡，让他可以秉承皇帝旨意封官授爵，一切都按照帝王的礼仪来。
二月，南燕将领慕容兴宗、斛谷提、公孙归等人率领骑兵进犯宿豫，把城攻下来了，抢了一堆东西才走，还挑了两千五百个男女，送去给宫廷乐队当学员。这公孙归是公孙五楼的哥哥。当时，公孙五楼担任侍中、尚书，还兼任左卫将军，把朝廷大权全揽在手里，他们家亲戚也都身居要职，不管是王公贵族还是朝廷内外的人，没一个不怕他的。慕容超论宿豫之战的功劳，封斛谷提等人做郡公、县公。桂林王慕容镇劝说道：“这几个人，折腾百姓，劳师动众，还给国家结下仇怨，有什么功劳可封的？”慕容超一听就火了，也不搭理他。尚书都令史王俨专门讨好公孙五楼，这几年那是连连升官，都做到左丞了。老百姓都编了顺口溜说：“想封侯，找五楼。”慕容超又派公孙归等人去攻打济南，抢走了一千多男女。从彭城往南，老百姓都躲进堡垒里抱团自卫。东晋朝廷下诏让并州刺史刘道怜镇守淮阴，防备南燕。
乞伏炽磐到上邽去见后秦太原公姚懿，彭奚念就趁他不在，偷袭他的地盘。乞伏炽磐听说后，气坏了，也没跟姚懿打招呼就回去，反击彭奚念，把他打败了，接着就包围了枹罕。乞伏乾归跟着姚兴去平凉；乞伏炽磐攻克枹罕后，派人告诉乞伏乾归，乞伏乾归就逃回苑川了。
冯翊有个叫刘厥的，聚集了几千人，占据万年闹事。后秦太子姚泓派镇军将军彭白狼率领东宫的禁卫军去讨伐，杀了刘厥，赦免了他的余党。将领们请求用露布（一种军事文书）宣告胜利，表奏上要夸大斩首的数量。姚泓没答应，说：“皇上把后方大事交给我，我却没能遏制住叛乱，应该自责请罪，哪还敢自吹自擂，把这当功劳啊！”
姚兴从平凉去朝那，听说了姚冲的阴谋，就赐姚冲自杀。
三月，刘裕上奏章请求讨伐南燕，朝廷讨论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不行，只有左仆射孟昶、车骑司马谢裕、参军臧熹觉得肯定能打赢，劝刘裕出兵。刘裕就让孟昶监督中军留守府的事务。这谢裕是谢安哥哥的孙子。
当初前秦苻坚失败的时候，王猛的孙子王镇恶来投奔东晋，被任命为临澧县令。王镇恶骑马不咋在行，拉弓力气也小，但他很有谋略，做事果断，还喜欢谈论军事和国家大事。有人把王镇恶推荐给刘裕，刘裕跟他一聊，特别满意，就留他住下了。第二天早上，刘裕对身边的人说：“我就听说将门出虎将，王镇恶还真是这样。”马上就任命他为中军参军。
这时候，恒山发生了山崩。
夏天四月，乞伏乾归到了枹罕，留下世子乞伏炽磐镇守，收拢了两万部众，把都城迁到度坚山。
这期间，雷电击中了北魏天安殿的东墙。北魏皇帝拓跋珪心里膈应，就让左校用冲车把东、西墙都给毁了。原来，拓跋珪长期吃寒食散，时间一长，药劲发作，他这人变得特别烦躁，喜怒无常，到这会儿更严重了。而且各种灾异现象频繁出现，占卜的人大多说会在身边发生紧急变故。拓跋珪又愁又闷，心神不宁，有时候好几天不吃饭，有时候通宵不睡觉，一个人翻来覆去地想这辈子的成败得失，嘴里还自言自语说个不停。他怀疑身边的大臣和侍从都不可信，每次百官上前奏事，他就想起人家以前的过错，抬手就把人杀了；其他人要是脸色有变化，或者呼吸不平稳，或者走路姿势不对，或者说话有点差错，他都觉得人家心里有鬼，表现在了外面，常常亲手把人打死，死的人都扔在天安殿前。朝廷里的人都觉得自己命都保不住，百官只求勉强保命，也没人互相监督管事了；盗贼在大街上明目张胆地横行，大街小巷都没什么人了。拓跋珪也知道这情况，还说：“我故意放纵才这样的，等过了灾年，再好好整治。”当时，大臣们都怕被治罪，大多不敢主动亲近拓跋珪，只有着作郎崔浩，一直勤勤恳恳，有时候一整天都不回家。崔浩是吏部尚书崔宏的儿子。崔宏从来没违抗过旨意，也不阿谀奉承，所以他们父子俩是少数没被拓跋珪整治的。
夏王刘勃勃率领两万骑兵攻打后秦，抢走了平凉七千多户杂胡，进驻依力川。
己巳日，刘裕从建康出发，率领水军从淮河进入泗水。五月，到了下邳，把船舰和辎重留下，步行进军到琅邪。一路上每到一处就修筑城池，留下士兵把守。有人就问刘裕：“要是燕国人把大岘山的险要堵住，或者坚壁清野，咱们大军深入进去，不光白忙活，可能连回来都回不来，这可咋整？”刘裕说：“我都想好了。鲜卑人贪心，没什么长远打算，前进就想着抢东西，后退又舍不得庄稼，他们觉得咱们孤军深入，坚持不了多久，最多就是前进占据临朐，后退守住广固，肯定不会守着险要的地方，也不会坚壁清野，我跟你们打包票。”
南燕皇帝慕容超听说东晋派兵来了，就召集大臣们开会商量。征虏将军公孙五楼说：“东晋的兵轻快果敢，就喜欢速战速决，咱们不能跟他们正面硬刚。应该占据大岘山，不让他们进来，拖上一段时间，消磨他们的锐气，然后再慢慢挑选两千精锐骑兵，沿着海边向南，截断他们的粮道，另外再让段晖率领兖州的军队，顺着山往东，前后夹击，这是上策。或者命令各地官员依着险要地势坚守，除了留下必要的物资储备，其他的都烧光，把庄稼也割了，让敌人没东西可用，他们远道而来没吃的，想打仗又打不着，不出一个月，就能轻松制服他们，这是中策。要是放敌人进了大岘山，出城跟他们硬拼，这就是下策了。”慕容超说：“今年岁星在齐地，按照天道推算，咱们不战就能获胜。从双方形势看，他们远道而来，疲惫不堪，肯定坚持不了多久。咱们占据五州之地，百姓富足，还有上万的精锐骑兵，麦子、庄稼漫山遍野都是，干嘛要割庄稼、迁百姓，自己削弱自己呢！不如放他们进大岘山，用咱们的精锐骑兵去蹂躏他们，还怕打不赢吗！”辅国将军广宁王贺赖卢苦苦劝说，慕容超就是不听。贺赖卢退出来后对公孙五楼说：“要是真这么干，亡国就没几天了！”太尉桂林王慕容镇说：“陛下您要是觉得骑兵在平地作战有利，那就应该出大岘山迎战，就算打输了，还能退守，可别放敌人进大岘山，自己放弃险要地势啊。”慕容超还是不听。慕容镇出来后，对韩讠卓说：“主上既不愿意迎战击退敌人，又不肯迁百姓、清野，把敌人放进腹地，坐着等人家来围攻，跟刘璋简直一模一样。今年国家要是灭亡，我肯定会死战到底。您是中原的读书人，恐怕又要被蛮夷统治了。”慕容超听说这话，气得不行，把慕容镇关进了监狱。然后他调集莒、梁父的守军，修整城墙，挑选兵马，准备迎战。
【内核解读】
义熙五年（公元409年），是东晋十六国时期极具戏剧性的一年。这一年，南燕的贪婪、后秦的内乱、北魏的动荡与刘裕的崛起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乱世争雄的生动画卷。透过史书记载的诸多事件，我们既能看到政权兴衰的偶然与必然，也能窥见人性在权力博弈中的复杂呈现。
南燕：短视决策加速亡国倒计时
南燕主慕容超的一系列操作，堪称“亡国教科书”级别的反面案例。他因“太乐不备”就动起劫掠晋人补充伎乐的念头，暴露了偏安政权的短视与奢靡。领军将军韩讠卓的劝谏切中要害——“先帝以旧京倾覆，戢翼三齐”，此时南燕应休养生息、伺机恢复，而非主动招惹强邻。但慕容超一句“我计已定，不与卿言”，将刚愎自用演绎到极致。
慕容超的错误决策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南燕的权力结构深度绑定。侍中五楼专权，“宗亲并居显要，王公内外无不惮之”，甚至出现“欲得侯，事五楼”的民谣，可见朝堂已被腐败侵蚀。当桂林王镇直言劫掠行为“为国结怨，何功而封”时，慕容超不仅不听，反而将其下狱，彻底堵塞了言路。
面对刘裕北伐的军事压力，南燕内部曾有清晰的战略规划：公孙五楼提出的“据险疲敌、断粮夹击”上策，本可利用大岘天险有效阻击晋军。但慕容超既迷信“岁星居齐”的天道祥瑞，又固执认为“铁骑万群，麦禾布野”无需坚壁清野，最终选择“纵敌入岘”的下策。这种对军事地理的无知、对对手实力的误判，本质上是权力傲慢催生的战略盲动。正如桂林王镇所言，其行为“酷似刘璋”，将国家推向“延敌入腹，坐待攻围”的绝境。南燕的覆灭虽未在当年完成，但慕容超在义熙五年的每一次决策，都在为亡国倒计时按下加速键。
后秦：内乱与外患中的衰败轨迹
后秦在这一年深陷内外交困的泥潭，其困境源于权力继承的隐患与统治集团的分裂。秦王姚兴之弟姚冲谋逆，虽因狄伯支反对未遂，却以鸩杀同僚、最终被赐死的结局，暴露了后秦宗室的权力倾轧。这种内部动荡直接削弱了国家的凝聚力，使其在应对外部挑战时力不从心。
与南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后秦太子姚泓在平叛中的表现展现出难得的清醒。刘厥作乱被平定后，诸将请求“露布表功”，姚泓却自责“不能式遏寇逆，当责躬请罪”，拒绝夸大功绩。这种自省意识在乱世中尤为可贵，但仅凭个人品质难以挽救整个政权的颓势。后秦同时面临夏王勃勃的侵扰与乞伏乾归父子的离心，战略空间不断被压缩，逐步走向衰败。
北魏：君主失常引发的统治危机
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的精神状态恶化，成为影响北魏国运的关键变量。史载其“服寒食散，久之，药发，性多躁扰，忿怒无常”，这种因药物副作用导致的精神失常，演变为对群臣的无差别杀戮——“颜色变动、鼻息不调、步趋失节、言辞差缪”皆可能招致杀身之祸。朝堂之上“人不自保，百官苟免，莫相督摄；盗贼公行”，统治秩序濒临崩溃。
拓跋珪所谓“朕故纵之使然，待过灾年，当更清治之”的辩解，更像是失控后的自我合理化。值得注意的是，在人人自危的环境中，着作郎崔浩“恭勤不懈，或终日不归”，其父崔宏“未尝忤旨，亦不谄谀”，父子二人独得保全，既体现了官僚群体在乱世中的生存智慧，也暗示了北魏统治集团内部仍有理性力量在维系基本运转。但君主的失常终究为北魏埋下隐患，为后续的权力更迭埋下伏笔。
刘裕：崛起前夜的战略布局与人才储备
义熙五年成为刘裕军事生涯的重要转折点，其北伐南燕的决策展现了超越时人的战略眼光。当“朝议皆以为不可”时，刘裕力排众议，坚持出兵，这种决断力源于对南燕弱点的精准判断——“鲜卑贪婪，不知远计，进利虏获，退惜禾苗”，预言其“必不能守险清野”。后续战事发展证明了他的洞察力，也奠定了其在东晋政权中的核心地位。
刘裕的成功不仅在于战略判断，更在于人才发掘。他对王镇恶的破格任用——“吾闻将门有将，镇恶信然”，体现了识人之明。王镇恶“骑乘非长，关弓甚弱，而有谋略，善果断”的特质，恰好弥补了刘裕集团在战略规划层面的需求，为后续的军事扩张储备了关键人才。从抗表北伐到启用新人，刘裕在这一年完成了从地方将领到时代主角的身份转换。
结语：乱世中的决策逻辑与历史启示
义熙五年的历史事件，清晰展现了乱世政权的生存法则：决策层的战略眼光、权力结构的健康程度、核心人才的任用机制，共同决定着政权的兴衰走向。南燕因短视与专权加速灭亡，后秦因内耗与外患逐步衰落，北魏因君主失常陷入危机，而刘裕凭借精准判断与人才布局开启崛起之路。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每个政权都曾有过正确选择的机会：南燕可以坚守天险，后秦可以整合内部，北魏可以稳定统治。但权力的傲慢、利益的纠葛、人性的弱点，最终将它们推向了各自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