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十月，前秦老大苻登安排窦冲当大司马，负责陇东片区军事，还兼雍州牧；让杨定当左丞相，总管全国军事，兼任秦、梁二州牧；杨壁则负责陇右军事，兼南秦、益二州牧，约好一起攻打后秦。另外还联系了河西军区的杨政和河东军区的杨楷，让他们带兵到长安集合。这俩人都是河东人，当年前秦的苻丕战败后，他们收拢了几万流民，杨政占了河西，杨楷据守湖、陕之间，后来派人向前秦表忠心，苻登就顺水推舟给了他们这些官衔。
燕国的乐浪悼王慕容温当冀州刺史时，翟辽派了个叫故堤的丁零人假装投降，混到慕容温身边当亲信。乙酉这天，故堤突然刺杀了慕容温，连带着长史司马驱也杀了，然后带着两百多守兵投奔西燕。辽西王慕容农在襄国设伏拦截，把这些人全逮了，就故堤跑了。
十一月，枹罕的羌族首领彭奚念投靠乞伏乾归，被封了北河州刺史。
说起来，晋孝武帝刚开始亲政时，还挺有帝王范儿，权力抓得牢。但后来就放飞自我了，整天喝酒泡妞，把国事全扔给琅邪王司马道子。这司马道子也不是省油的灯，俩人天天搂着喝酒唱歌，朝政不管不顾。还疯狂信佛，花钱大手大脚，身边全是些奶妈、和尚尼姑之类的人。这帮人趁机搞权钱交易，官爵乱封，司法也一团糟。尚书令陆纳看着皇宫叹气：“好好的家，被这帮小兔崽子折腾坏了！”左卫将军许营上书吐槽：“现在朝廷里的办事员、卫兵，甚至连随母姓的仆役，本来没什么出身，都能当郡守县令，还有的在宫里挂职。和尚尼姑、奶妈们也拉帮结派，收受贿赂就敢当官管事，搞得政策混乱，无辜的人遭殃，抢劫成风。当年陛下让大家提意见，结果意见一堆，一条没采纳。佛本来是多清高的存在，现在的和尚尼姑连基本的五戒都守不住，还谈什么精妙佛法？偏偏有人就信这套，还搜刮百姓搞‘布施’，这哪是布施，分明是抢钱！”结果这奏折石沉大海。
司马道子权倾朝野，到处都是巴结他的人。孝武帝心里不爽，但表面上还得捧着。侍中王国宝靠着拍马屁在司马道子面前得宠，煽动大臣们提议让司马道子当丞相、扬州牧，还想给他“假黄钺”的特权。护军将军车胤怼道：“这是周成王对周公才有的待遇，现在陛下掌权，能跟成王比吗？相王（司马道子）又不是周公！”然后装病不签字。这事让孝武帝暴怒，但反而觉得车胤有骨气。
中书侍郎范宁、徐邈是孝武帝的亲信，经常提意见纠错，还敢骂奸臣。王国宝是范宁的外甥，范宁特别讨厌他拍马屁，劝孝武帝把他开了。陈郡的袁悦之受司马道子宠信，王国宝让他通过尼姑妙音给太子他妈陈淑媛递话：“王国宝特靠谱，值得信任。”孝武帝知道后，借别的事把袁悦之砍了。王国宝吓尿了，跟司马道子一起陷害范宁，把他贬到豫章当太守。范宁临走前上书：“现在边境没打仗，国库却空了。古代老百姓一年服役不超过三天，现在简直没一天休息，搞得有人生了孩子都不养，光棍寡妇不敢结婚。国家要完啊，这情况比‘厝火积薪’还危险！”还说：“中原人跑到江南这么久，早该落地生根了，得按居住地登记户口（土断）。还有，人都爱攀比奢侈，再有钱也不够花，得提倡节俭。现在十六岁就算全劳力，十三岁算半劳力，这哪是给孩子干活，简直是坑百姓！建议二十岁算全丁，十六岁算半丁，这样人才能好好活着。”孝武帝采纳了不少。
范宁到了豫章，派十五个属官下去查地方治理，连出差的小吏都要问当地官的好坏。徐邈给他写信：“你办事公正，效率高，底下人自然不敢乱来，何必让属官跑遍乡里听闲话？这不仅没用，还会给他们搜刮民脂民膏的机会。自古以来，想当‘耳目’的大多是小人，先靠小忠小信获得信任，最后干大坏事，搞得是非颠倒，你可得小心！选几个靠谱的头目管着下属，再派公正的人监督，好坏自然清楚，哪用得着到处打听？当年马皇后都不搞这些，你一个大男人还不懂？”
十二月，后秦老大姚苌让东门将军任瓫假装投降，骗苻登说愿意开门放他进城。苻登差点就信了，征东将军雷恶地正好在外带兵，听说后赶紧骑马回来劝：“姚苌这老狐狸的话能信？”苻登才作罢。姚苌听说雷恶地去见苻登，叹气：“这羌人一去，事儿黄了！”苻登其实也怕雷恶地太能打，雷恶地察觉到了，干脆投降后秦，被封了镇军将军。
前秦任命安成王苻广为司徒。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生动勾勒出公元4世纪末中国南北分裂、政权更迭频繁的动荡图景。北方十六国相互攻伐、权谋交织，南方东晋王朝则陷入内部腐朽与权力博弈，展现出乱世中政治、军事与社会的复杂面相。
北方政权的混战与生存博弈
北方各政权的关系呈现出“合纵连横却转瞬即破”的特点。前秦主苻登试图通过分封官职（任命窦冲为大司马、杨定为左丞相）构建反后秦联盟，这种基于利益的联合看似声势浩大，却因缺乏稳固基础难以持久。雷恶地从反对苻登轻信姚苌诈降，到因苻登猜忌转而降秦的过程，深刻暴露了乱世中将领的生存困境——忠诚在权力猜忌面前不堪一击，个人选择往往成为保全性命的无奈之举。
翟辽派丁零故堤诈降刺杀燕冀州刺史温的事件，堪称十六国时期“诈降战术”的典型案例。这种不择手段的权谋斗争，反映出当时政权间“无信不立却无信可守”的畸形生态。而慕容农在襄国截击叛军的胜利，又体现了军事博弈中反应速度与执行力的重要性，乱世中的军事胜利往往取决于瞬间的决断与行动。
乞伏乾归收纳彭奚念并任命其为北河州刺史的举措，则展现了少数民族政权扩张势力的常用策略——通过吸纳地方部族首领，以官职换取其归附，实现对区域的间接控制。这种“以夷制夷”的治理模式，既是当时多民族杂居环境的必然选择，也为后续的民族融合埋下伏笔。
东晋王朝的内部腐朽与改革尝试
东晋孝武帝的统治轨迹堪称“明君潜质的堕落史”。从“威权己出，有人主之量”到“溺于酒色，委事道子”，这种转变不仅是个人意志的衰退，更折射出皇权缺乏有效制约的致命缺陷。帝王沉溺享乐、权臣（司马道子）嗜酒误政的双重腐朽，直接导致了“贿赂公行，官赏滥杂，刑狱谬乱”的政治乱象。
许营的上疏堪称揭露时弊的“盛世危言”。他指出的三大问题极具代表性：一是选官制度崩坏，“仆隶婢儿取母之姓者”竟能担任地方要职，打破了传统的乡邑品第选拔标准；二是僧尼乳母等特殊群体干预朝政，形成利益集团；三是佛教发展偏离本义，僧尼“五诫粗法尚不能遵”却“侵渔百姓”。这些批判精准击中了东晋社会的病灶，却因“疏奏不省”而石沉大海，反映出统治集团对危机的麻木不仁。
范宁的改革主张则展现了清醒士大夫的担当。他提出的“土断”政策（以居住地确定户籍）直指流民管理的核心问题，有利于加强中央对人口的控制；建议将全丁年龄从16岁提高到20岁，半丁从13岁提高到16岁，更是关注民生疾苦的务实之举，试图缓解过度劳役对人口繁衍的破坏。孝武帝“多纳用之”的态度，说明统治集团内部仍有改革共识，只是受制于既得利益集团而难以彻底推行。
权力博弈中的人性百态
这段历史中的人物选择深刻反映了权力场的生存逻辑。王国宝通过“谗佞有宠”获得司马道子信任，又试图通过后宫路线（致书陈淑媛）巩固地位，最终引发孝武帝震怒，展现了投机者“机关算尽太聪明”的结局。车胤拒绝签署推举司马道子进位的奏疏，则体现了传统士大夫“威武不能屈”的操守，成为污浊政坛中的一抹亮色。
徐邈写给范宁的书信蕴含着深刻的政治智慧。他反对“邑至里诣”的频繁巡查，主张通过“慎选纲纪”“任用良吏”建立制度性监督，这种“重制度轻耳目”的治理理念，即使在今天仍具启示意义。他警示“欲为左右耳目者，无非小人”，精准点出了亲信政治的危险性——小忠小信往往成为大奸大恶的伪装。
陆纳“好家居，纤儿欲撞坏之邪”的感叹，道尽了有识之士对王朝衰落的痛心。当一个政权的核心决策者沉溺享乐、官员群体追逐私利、改革建议无人采纳时，其衰落便成为历史的必然。东晋的腐朽与北方的战乱相互映照，共同构成了魏晋南北朝“乱世轮回”的典型样本。
历史启示：制度与人性的永恒博弈
这段史料揭示的核心问题超越了时代局限：权力缺乏制约必然导致腐朽，制度崩坏必然引发混乱，而人性中的贪婪与短视则会加速这一过程。北方政权的军事博弈与南方王朝的政治腐朽，本质上都是“制度失效”后的无序竞争。范宁、徐邈等人的改革尝试虽未成功，却留下了宝贵的治理经验——唯有建立合理的制度框架、坚守基本的政治伦理，才能在复杂的权力场中实现长治久安。
在今天看来，这段历史不仅是王朝兴衰的记录，更是关于权力、人性与制度的深刻教材。它警示我们：任何政权若忽视民生疾苦、纵容权力滥用、拒绝合理改革，终将重蹈“纤儿撞坏好家居”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