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康元年（公元373 年，癸酉年）
春天正月己丑初一，朝廷宣布大赦天下，还改了年号。
二月，大司马桓温来京城朝见皇帝。辛巳日，皇帝下诏让吏部尚书谢安、侍中王坦之到新亭迎接。那时候，京城人心惶惶的，有人传言说桓温要杀王坦之、谢安，然后改朝换代。王坦之害怕得不行，谢安却神色镇定，说：“晋朝的存亡，就看这一趟了。”桓温到了之后，百官都在路边跪拜。桓温带着好多士兵护卫，接见朝中大臣，那些有名望的大臣都吓得浑身发抖，脸色大变。王坦之紧张得汗水湿透了衣服，手版都拿反了。谢安却从容地就座，坐好后对桓温说：“我听说诸侯要是有道义，周边的邻居都会来守护，您干嘛要在墙壁后面藏人呢！”桓温笑着说：“我也是没办法呀。”于是让左右把藏着的人撤了，和谢安谈笑了很久。郗超平常是桓温的主要谋士，谢安和王坦之去见桓温时，桓温让郗超躺在帐子里偷听他们说话。一阵风吹开了帐子，谢安笑着说：“郗超可真是个入幕之宾啊。”当时皇帝年幼，外面又有桓温这样的权臣，多亏谢安和王坦之尽忠辅佐护卫，才让晋朝安稳下来。
温处理卢悚入宫这件事，把尚书陆始抓起来交给廷尉，还免去了桓秘的官职，受牵连的人很多；同时提升毛安之为右卫将军，桓秘因此怨恨桓温。
三月，桓温生病了，在建康停留了十四天，甲午日，回到姑孰。
夏天，代王什翼犍派燕凤到前秦进贡。
秋天七月己亥日，南郡宣武公桓温去世。
之前，桓温病重的时候，暗示朝廷给他加九锡（古代帝王赐给有大功或有权势的诸侯大臣的九种礼器，是一种极高的礼遇），还多次派人去催。谢安、王坦之故意拖延，让袁宏起草加九锡的诏书。袁宏把草稿给王彪之看，王彪之感叹文章写得好，接着说：“你确实有大才，但这种东西怎么能随便示人呢！”谢安看到草稿后，就不停地修改，结果过了十几天还没完成。袁宏私下和王彪之商量，王彪之说：“听说他病情越来越严重，估计也撑不了多久了，不妨再稍微拖延一下。”袁宏就听了他的。
桓温的弟弟江州刺史桓冲，问桓温谢安、王坦之该怎么安排，桓温说：“他们不是你能安排得了的。”桓温心里觉得，自己活着的时候，他们肯定不敢有什么不同意见，自己死了，桓冲也管不了他们；要是杀了他们，对桓冲也没好处，还会失去人心。
桓温因为世子桓熙才能平庸，就让桓冲统领他的部众。于是桓秘和桓熙的弟弟桓济商量一起杀桓冲，桓冲暗中知道了这件事，不敢进宫。没过多久，桓温去世，桓冲先派大力士把桓熙、桓济抓起来，然后才去处理丧事。桓秘就被闲置一边，桓熙、桓济都被流放到长沙。朝廷下诏按照汉朝霍光和安平献王的旧例安葬桓温。桓冲宣称这是桓温的遗命，让小儿子桓玄继承爵位，当时桓玄才五岁，就继承了南郡公的封号。
庚戌日，朝廷给右将军、荆州刺史桓豁加征西将军的称号，让他都督荆、杨、雍、交、广五州诸军事。任命江州刺史桓冲为中军将军、都督扬、豫、江三州诸军事以及扬、豫二州刺史，镇守姑孰；竟陵太守桓石秀为宁远将军、江州刺史，镇守寻阳。桓石秀是桓豁的儿子。桓冲接替桓温的职位后，一心忠于朝廷，有人劝桓冲杀掉那些有名望的人，独揽大权，桓冲没有听从。以前桓温在地方镇守时，判人死刑都是自己决定，不向朝廷请示。桓冲觉得生杀大权应该归朝廷，凡是判处死刑的，都先上报，等朝廷批复后，再执行。
谢安因为皇帝年幼，刚刚又失去了首辅大臣桓温，就想请崇德太后临朝听政。王彪之说：“以前皇帝还在襁褓中，母子一体，所以太后可以临朝；但太后也不能独自决断事情，还是要咨询大臣。现在皇上已经十岁多了，快到行冠礼和结婚的年纪了，反而让嫂子临朝，会让人觉得皇上弱小，这怎么能彰显皇上的圣德呢！你们要是非要这么做，我也没办法，我只是可惜国家的大体统罢了。”谢安不想把大权交给桓冲，所以想让太后临朝，这样自己就能更多地参与决策，最终没有听从王彪之的建议。八月壬子日，太后再次临朝摄政。
梁州刺史杨亮派他的儿子杨广袭击仇池，和前秦梁州刺史杨安交战，杨广战败，沮水一带的戍卫都弃城逃跑了。杨亮害怕，退守到磬险。九月，杨安进攻汉川。丙申日，朝廷任命王彪之为尚书令，谢安为仆射，兼任吏部尚书，共同掌管朝政。谢安常常感叹说：“朝廷里那些大家决定不了的大事，去问王公（王彪之），他总能立刻做出决断。”还任命吴国内史刁彝为徐、兖二州刺史，镇守广陵。
冬天，前秦皇帝苻坚派益州刺史王统、秘书监朱肜率领两万士兵从汉川出发，前禁将军毛当、鹰扬将军徐成率领三万士兵从剑门出发，入侵东晋的梁州和益州；梁州刺史杨亮率领一万多巴獠人抵抗，在青谷交战。杨亮战败，逃回西城。朱肜于是攻下汉中。徐成攻打剑门，也成功攻克。杨安进攻梓潼，梓潼太守周飏坚守涪城，还派几千步兵和骑兵护送母亲、妻子从汉水去江陵，结果被朱肜半路截获，周飏就向杨安投降了。十一月，杨安攻克梓潼。荆州刺史桓豁派江夏相竺瑶救援梁州、益州；竺瑶听说广汉太守赵长战死，就带兵撤退了。益州刺史周仲孙在绵竹集结兵力抵抗朱肜，听说毛当要到成都了，周仲孙就带着五千骑兵逃到南中。前秦于是占领了梁、益二州，邛、莋、夜郎等地都归附了前秦。苻坚任命杨安为益州牧，镇守成都；毛当为梁州刺史，镇守汉中；姚苌为宁州刺史，驻扎在垫江；王统为南秦州刺史，镇守仇池。
苻坚想让周飏当尚书郎。周飏说：“我蒙受晋朝的厚恩，只是因为老母被抓，才在这里失节，母子能保全性命，这是秦国的恩惠。就算给我公侯这样尊贵的地位，我也不觉得荣耀，更何况是个郎官呢！”于是不肯做官。每次见到苻坚，有时候还会叉开腿坐着，叫苻坚氐贼。有一次赶上新年朝会，礼仪和护卫都很盛大，苻坚问他：“晋朝的新年朝会，和这个比怎么样？”周飏挥动衣袖，大声说：“你们这些像牛羊一样聚集在一起的人，怎么敢和我们天朝相比！”前秦的人觉得周飏太无礼，多次请求杀了他，苻坚却对他越来越好。
周仲孙因为失守被免官。桓冲任命冠军将军毛虎生为益州刺史，兼任建平太守，让毛虎生的儿子毛球当梓潼太守。毛虎生和毛球讨伐前秦，到了巴西，因为粮食匮乏，退到巴东驻扎。还任命侍中王坦之为中书令，兼任丹阳尹。
这一年，鲜卑人勃寒侵扰陇右，苻坚派乞伏司繁去讨伐。勃寒请求投降，苻坚就让乞伏司繁镇守勇士川。
有彗星出现在尾宿和箕宿之间，长达十多丈，经过太微垣，扫过东井宿；从四月开始出现，到秋冬都没有消失。前秦太史令张孟对苻坚说：“尾宿、箕宿，是燕国的分野；东井宿，是秦国的分野。现在彗星从尾宿、箕宿出现，扫过东井宿，十年之后，燕国将会灭掉秦国；二十年之后，代国将会灭掉燕国。慕容暐父子兄弟，是我们的仇敌，却在朝廷中占据高位，显贵兴盛无人能比，我私下很担忧，应该除掉他们当中的首领，来消除上天显示的灾祸。”苻坚没有听从。
阳平公苻融上疏说：“东胡占据六个州，南面称帝，陛下多年劳师动众，才把他们拿下，他们本来就不是因为仰慕道义而归顺的。现在陛下亲近并宠幸他们，让他们父子兄弟在朝廷中遍布，掌握权力，履行职责，势力超过了有功勋的旧臣。我觉得狼虎之心，终究是不能养的，天象变化如此，希望陛下稍微留意一下。”苻坚回复说：“我正要统一天下，把夷狄当作自己的孩子。你应该打消顾虑，不要心怀不满。只有修养德行才能消除灾祸，如果能从自身找原因，还怕什么外患呢！”
【内核解读】
宁康元年（公元373年）是东晋政治格局剧烈变动的一年，更是南北政权力量对比发生关键转折的节点。这一年，权臣桓温的离世标志着东晋“桓氏专权”时代的阶段性落幕，谢安、王坦之等士族官僚的崛起重塑了东晋的政治生态；而前秦苻坚在这一年南下攻取梁、益二州，不仅扩大了统治疆域，更展现了其独特的治国理念与战略野心。这一系列事件如同历史的多棱镜，折射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权力博弈、民族关系与士大夫精神的复杂面向。
权臣末路：桓温的权力遗产与东晋的危机化解
桓温作为东晋中期最具争议的权臣，其一生都在“权臣”与“篡位者”的边缘徘徊。宁康元年的到来，为他的政治生涯画上了句号，却也将东晋推向了权力重组的风口浪尖。
桓温此次入朝的排场极具威慑性，“大陈兵卫”的阵仗与百官“战慑失色”的反应，形成鲜明对比，生动展现了其权势熏天的地位。王坦之“流汗沾衣，倒执手版”的失态，更反衬出谢安“神色不变”的胆识与智慧。谢安一句“明公何须壁后置人邪”的从容质问，看似轻描淡写，实则暗藏机锋——既点破了桓温的猜忌之心，又以“诸侯有道，守在四邻”的儒家政治伦理对其进行道德约束。这种“以柔克刚”的政治智慧，不仅化解了当场的危机，更为后续稳定东晋政局奠定了基础。
桓温病重期间求“九锡”的举动，是其政治野心的最后暴露。谢安、王坦之“故缓其事”的应对策略，展现了士族官僚的政治手腕。他们没有选择与桓温正面冲突，而是通过修改诏文、拖延时间等柔性方式，巧妙地化解了这场可能引发政治动荡的危机。王彪之“闻彼病日增，亦当不复支久”的判断，精准把握了局势的核心——时间站在维护晋室的一方。这种“以时间换空间”的策略，避免了东晋陷入内战的深渊，体现了士族精英在危局中的理性选择。
桓温临终前对谢安、王坦之的评价——“渠等不为汝所处分”，道破了权力博弈的本质：权力的维系不仅依赖于个人权威，更取决于制度框架与社会认同。他不让弟弟桓冲加害谢、王二人的考量，既包含对现实政治平衡的认知，也暗含对家族长远利益的算计。而桓冲最终放弃诛杀谢、王、稳定政局的选择，表明东晋士族政治已形成“权力制衡”的潜规则——过度专权不仅会引发士大夫群体的反对，更会损害家族声誉。
南北交锋：前秦南进与梁益二州的易主
如果说东晋的内部权力交接是“软着陆”，那么前秦对梁、益二州的攻取则是“硬扩张”，这一军事行动深刻改变了南北对峙的格局。
苻坚派遣的四路大军分工明确，王统、朱肜出汉川，毛当、徐成出剑门，形成钳形攻势，展现了前秦成熟的军事战略规划。相比之下，东晋梁州刺史杨亮的抵抗显得仓促无力，其子杨广在青谷战败后，“沮水诸戌皆委城奔溃”，反映出东晋边防体系的脆弱。梓潼太守周飏的投降颇具戏剧性，因“母、妻被获”而“失节”，却在降秦后始终坚守晋臣气节，这种看似矛盾的行为，实则是魏晋士大夫“忠孝难两全”的真实写照。他“箕踞而坐，呼为氐贼”的刚烈，以及在元会上怒斥“犬羊相聚，何敢比拟天朝”的决绝，将儒家“夷夏之辨”的观念展现得淋漓尽致。
苻坚对周飏的宽容态度耐人寻味。面对周飏的屡次“不逊”，苻坚不仅不杀，反而“待之弥厚”，这并非单纯的仁慈，而是其“混六合为一家，视夷狄为赤子”治国理念的实践。在民族矛盾尖锐的魏晋时期，苻坚的民族政策具有超越时代的进步性——他试图打破“华夷之防”的传统观念，构建多民族共存的统治秩序。这种理念虽然在当时显得过于理想化，却为后世民族融合提供了历史借鉴。
前秦攻取梁、益二州的战略意义重大。这一胜利不仅使前秦控制了长江上游的战略要地，打开了东进南下的通道，更将邛、莋、夜郎等西南民族纳入统治范围，扩大了政治影响力。而东晋失去梁、益后，西南防线彻底崩溃，只能退守巴东，南北军事力量的对比开始向有利于前秦的方向倾斜。桓冲派遣毛虎生父子伐秦却因“粮乏”退兵，暴露了东晋军事后勤体系的缺陷，也预示着未来南北战争的走向。
星象与政争：权力合法性的另类叙事
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星象往往被赋予政治象征意义，宁康元年出现的彗星成为各方势力解读政治走向的重要符号。秦太史令张孟将彗星解读为“燕当灭秦”“代当灭燕”的预兆，并建议苻坚翦除慕容氏势力，反映了传统占星术与政治斗争的密切关联。张孟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慕容氏作为前秦的“仇敌”，却在朝廷中“贵盛莫二”，这种权力结构确实潜藏着政治风险。
阳平公苻融的上疏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危机感，他以“狼虎之心，终不可养”的比喻，直指慕容氏可能构成的威胁。然而，苻坚却坚持“修德可以禳灾”的理念，拒绝了翦除异己的建议。这种分歧本质上是两种治国思路的碰撞：张孟、苻融代表了“防患于未然”的现实主义政治观，而苻坚则秉持“以德服人”的理想主义政治观。历史后来的发展似乎验证了张孟的预言，但我们不能简单否定苻坚理念的价值——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时代，这种包容政策虽然风险巨大，却是实现长治久安的可能路径。
值得注意的是，东晋方面并未因彗星出现而产生大规模政治恐慌，这与东晋士大夫“敬鬼神而远之”的理性精神有关。谢安、王坦之等决策者更关注现实政治问题，而非虚无缥缈的星象解读，这种务实态度也是东晋能够在危机中稳定政局的重要原因。
历史启示：权力平衡与民族融合的永恒命题
宁康元年的历史事件为我们提供了多重启示。在权力政治层面，桓温的兴衰证明：单纯依靠军事权威的统治难以长久，真正稳定的政治秩序需要制度建构与社会认同的支撑。谢安、王坦之通过柔性手段化解权力危机的经验表明，政治智慧往往比武力征服更能解决根本问题。
在民族关系层面，苻坚的民族政策虽然最终未能成功，却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多民族国家的治理需要包容与警惕并存，既不能固守“夷夏之防”的狭隘观念，也不能忽视民族矛盾的客观存在。周飏的气节与苻坚的宽容形成的张力，揭示了民族融合过程中的文化冲突与价值碰撞，这种碰撞正是推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动力。
从更长的历史视角看，宁康元年是东晋“门阀政治”向“士族共治”转型的关键节点，也是前秦从地区性政权向全国性政权迈进的重要一步。这一年发生的事件，如同历史长河中的涟漪，不仅影响了东晋与前秦的命运走向，更塑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文明的基本面貌。权力的更迭、民族的交锋、文化的碰撞，在这一年交织成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为我们理解中国古代政治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提供了绝佳的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