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和六年（公元350年，庚戌年 ）
春天正月，赵国大将军冉闵想把石氏的痕迹彻底抹掉，借着谶文里有“继赵李”这句话，把国号改成了卫，自己也改姓了李，还搞了大赦，改年号为青龙。太宰赵庶、太尉张举、中军将军张春、光禄大夫石岳、抚军石宁、武卫将军张季，以及公侯、卿、校、龙腾等一万多人，都跑到襄国去了，汝阴王石琨则逃到了冀州。抚军将军张沈占据滏口，张贺度占据石渎，建义将军段勤占据黎阳，宁南将军杨群占据桑壁，刘国占据阳城，段龛占据陈留，姚弋仲占据滠头，蒲洪占据枋头，他们手下各有几万人马，都不服从冉闵。段勤是段末柸的儿子，段龛是段兰的儿子。
王朗、麻秋从长安往洛阳赶。麻秋接到冉闵的信，就把王朗部队里的一千多胡人给杀了。王朗没办法，只能逃到襄国。麻秋带着人马往邺城去，蒲洪派他儿子龙骧将军苻雄去半路截击，把麻秋抓住了，还让他当了军师将军。
汝阴王石琨和张举、王朗带着七万人马去攻打邺城，大将军冉闵带着一千多骑兵在城北跟他们干仗。冉闵拿着两刃矛，骑着马一顿猛冲，所到之处敌人纷纷溃败，一下子就砍了三千颗脑袋，石琨他们被打得屁滚尿流，大败而逃。冉闵又和李农带着三万骑兵，到石渎去征讨张贺度。
闰月的时候，卫国皇帝石鉴偷偷派太监送信给张沈等人，让他们趁邺城空虚来偷袭。结果这太监把信的事儿告诉了冉闵和李农，冉闵和李农赶紧往回赶，回去就把石鉴给废了，还杀了他，顺便把石虎的三十八个孙子也都杀了，石氏算是被灭得差不多了。姚弋仲的儿子曜武将军姚益、武卫将军姚若，带着几千禁卫军，冲破关卡跑到滠头去了。姚弋仲也带着人马去讨伐冉闵，部队驻扎在混轿。
这时候，司徒申钟等人劝冉闵称帝，冉闵想把这位置让给李农，李农坚决不答应。冉闵就说：“咱们本来都是晋朝的人，现在晋朝还在呢，要不咱和各位一起分割州郡，各自当牧、守、公、侯，然后上表把晋朝天子接回洛阳，你们觉得咋样？”尚书胡睦赶紧说：“陛下您圣德顺应天命，就该登基当皇帝。晋氏已经衰落得不行了，跑到江南去了，哪还能统领天下英雄，统一四海啊！”冉闵一听，说：“胡尚书这话，那真是看清形势，知道天命啊！”于是就登基当了皇帝，又大赦天下，改年号为永兴，国号定为大魏。
东晋朝廷听说中原大乱，又琢磨着要去收复失地。己丑这天，任命扬州刺史殷浩为中军将军，还给他假节，让他都督扬、豫、徐、兖、青这五个州的军事事务。封蒲洪为氐王，让他当使持节、征北大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兼任冀州刺史，还封了个广川郡公；蒲健被任命为假节、右将军，监河北征讨前锋诸军事，封襄国公。
姚弋仲和蒲洪都有占据关右地区的想法。姚弋仲派他儿子姚襄带着五万人马去打蒲洪，蒲洪迎战，把姚襄打得大败，斩杀和俘虏了三万多人。蒲洪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三秦王，还把姓改成了苻。他任命南安的雷弱儿为辅国将军；安定的梁椤为前将军，兼任左长史；冯翊的鱼遵为右将军，兼任右长史；京兆的段陵为左将军，兼任左司马；王堕为右将军，兼任右司马；天水的赵俱、陇西的牛夷、北地的辛牢都当从事中郎；氐族首领毛贵为单于辅相。
二月，前燕的慕容俊派慕容霸带着两万人马从东边的道路出兵徒河，慕舆于从西边的道路出兵蠮螉塞，慕容俊自己则从中间的道路出兵卢龙塞，去攻打赵国。让慕容恪、鲜于亮当前锋，还命令慕舆泥开山修路。留下世子慕容晔守龙城，任命内史刘斌为大司农，和典书令皇甫真一起留下来处理后方事务。
慕容霸的部队到了三陉，赵国征东将军邓恒吓得要死，把仓库都烧了，丢了安乐城就跑，和幽州刺史王午一起跑到蓟城死守。河南部都尉孙泳赶紧冲进安乐城，把火扑灭，还登记了城里的粮食和布帛。慕容霸收集了安乐、北平的粮草，和慕容俊在临渠会合。
三月，前燕的军队到了无终。王午留下他的将领王佗带着几千人守蓟城，自己和邓恒跑到鲁口去了。乙巳这天，慕容俊攻下蓟城，抓住王佗，直接砍了。慕容俊想把这一千多俘虏都活埋了，慕容霸赶紧劝他说：“赵国残暴无道，大王您起兵讨伐，是为了把老百姓从水深火热中救出来，进而占领中原啊；现在刚打下蓟城就活埋人家士兵，这恐怕对咱们王师的名声不好啊。”慕容俊一听有道理，就把这些俘虏放了。慕容俊把都城迁到蓟城，中原地区的老百姓投降的一个接一个。前燕军队到了范阳，范阳太守李产本来想替石氏抵抗前燕，可手下人都不听他的，没办法，他只好带着八个城的县令、县长出来投降；慕容俊还是让李产继续当范阳太守。
【内核解读】
公元350年（永和六年）的中原大地，正处在后赵崩溃后的权力真空期，各方势力的角逐与博弈构成了这一时期历史的主线。这段记载看似是简单的事件罗列，实则暗藏着十六国时期政权更迭的底层逻辑——暴力洗牌、民族矛盾与正统争夺的交织。
冉闵改制：暴力革命下的政权合法性困境
后赵大将军冉闵（此时已改姓李氏）以“灭去石氏之迹”为目标，借谶文“继赵李”改国号为卫、易姓李氏，开启了对后赵政权的彻底切割。这一行为本质上是通过符号重构寻求政权合法性：用谶纬神学包装权力更迭，试图摆脱石氏残暴统治的历史包袱。但这种急于切割的做法，反而暴露了其政权根基的脆弱性。
从结果来看，冉闵的改制并未换来预期的稳定。太宰赵庶、太尉张举等万余人出奔襄国，张沈、张贺度、姚弋仲、蒲洪等地方势力各据一方，形成“皆不附于闵”的割据局面。这揭示出十六国时期的一个关键规律：政权的合法性不仅需要符号建构，更依赖军事控制力与地方豪强的支持。冉闵仅凭暴力手段铲除石氏，却未能建立有效的权力网络，最终陷入四面树敌的困境。
值得注意的是，冉闵与汝阴王琨的城北之战极具象征意义。“操两刃矛驰骑击之，所向摧陷”的个人勇武，虽能取得战术胜利（斩首三千级），却无法解决战略层面的统治危机。这种“以武立威”的统治模式，正是十六国时期政权短命的重要原因——暴力可以夺取权力，却难以维系权力。
石氏覆灭与权力真空：多方势力的逐鹿格局
闰月发生的“废杀石鉴、尽灭石氏”事件，标志着后赵政权的彻底终结。但权力真空并未带来秩序重建，反而引发了更激烈的角逐。此时的中原形成了三大势力圈层：
--核心层：冉闵（后称帝建魏）与李农控制的邺城周边；
--中间层：张沈据滏口、张贺度据石渎等后赵旧将的割据势力；
--外围层：姚弋仲据滠头、蒲洪据枋头的异族豪强，以及慕容氏燕国的外部威胁。
这种格局的本质是民族矛盾与地缘利益的双重博弈。冉闵作为汉人将领（其父冉良被石虎收为养子），其政权始终面临胡汉矛盾的撕裂：麻秋“诛朗部胡千馀人”的行为，既是对冉闵政策的响应，也加剧了胡族势力对冉闵的敌视。而姚弋仲（羌族）、蒲洪（氐族）等异族豪强的割据，本质上是趁乱扩张本民族势力，形成“以族为营”的生存策略。
蒲洪击败麻秋后“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三秦王，改姓苻氏”的举动，尤为值得关注。这不仅是个人野心的暴露，更预示着氐族势力即将在关中崛起（其后续建立的前秦将成为北方霸主）。而姚弋仲与蒲洪的冲突，则揭开了羌氐两大族群争夺关右霸权的序幕。
冉魏称帝与正统争夺：理想与现实的撕裂
冉闵在诛杀石氏后提出“请与诸君分割州郡，奉表迎晋天子还都洛阳”，看似是对东晋正统的承认，实则是乱世中的政治试探。尚书胡睦“晋氏衰微，远窜江表，岂能总驭英雄”的反驳，点破了这一时期的政治现实：正统已让位于实力。最终冉闵称帝建魏，完成了从“借壳上市”到“自立门户”的转变。
这一过程反映出十六国时期正统观念的复杂性：
--冉闵试图以“晋人”身份拉拢汉族势力，却因屠杀胡族丧失了跨民族统治的基础；
--东晋虽自居正统，却因“远窜江表”无力收复中原，只能以册封蒲洪等方式进行象征性干预；
--慕容氏燕国则以“拯民于涂炭”为口号，将军事扩张包装成“吊民伐罪”的正义之举。
慕容儁攻占蓟城后，慕容霸“坑士卒恐非王师先声”的劝谏，更揭示出争霸战争中的“软实力”考量：单纯的暴力征服已无法巩固统治，争取民心、塑造“仁义之师”形象成为新的政治需求。这种转变，为后来慕容氏在华北的统治奠定了舆论基础。
慕容氏崛起：战略扩张与统治术的成熟
与冉闵的暴力清洗不同，慕容儁的伐赵行动展现出更成熟的战略思维：
--多路协同：慕容霸出徒河、慕舆于出蠮螉塞、自率中路出卢龙塞，形成对后赵幽州的钳形攻势；
--攻心为上：释放蓟城降卒、保留范阳太守李产职位，以“抚有中州”为目标争取地方势力支持；
--根据地建设：定都蓟城、收编降卒粮草，将军事胜利转化为实际统治成果。
慕容氏的成功，本质上是草原民族政权统治术的升级：既保留了鲜卑骑兵的军事优势，又吸收了汉族官僚体系的治理经验，形成了“以武力为基、以怀柔为辅”的统治模式。这种模式后来被前秦、北魏等政权继承，成为北方民族融合的重要路径。
结语：乱世中的历史逻辑
永和六年的历史事件，是十六国时期的一个缩影：石氏的覆灭标志着羯族统治的终结，冉闵的崛起与陨落揭示了单纯暴力统治的局限性，慕容氏的扩张则预示着北方政权从“部落联盟”向“中原王朝”的转型。在这场权力洗牌中，民族矛盾既是战乱的导火索，也是政权重建的催化剂——最终，那些能平衡民族利益、整合统治资源的势力，才得以在乱世中脱颖而出。这段历史告诉我们：暴力可以打破旧秩序，但唯有兼顾实力与道义、融合多元力量的政权，才能在乱世中实现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