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温听说赵国大乱，就出兵驻扎在安陆，还派手下将领们去谋划进军北方。赵国的扬州刺史王浃献出寿春投降，西中郎将陈逵顺势进驻寿春。这时候，征北大将军褚裒上奏章请求讨伐赵国，而且当天就宣布进入戒严状态，大军直指泗口。朝廷里大家讨论觉得褚裒这人身份重要、责任重大，不适合孤军深入，最好先派小股部队去试探。
褚裒却上奏说：“之前已经派前锋督护王颐之他们直接去彭城了，后来又派督护麋嶷进驻下邳。现在就该赶紧发兵，营造出强大的声势来。”到了秋天七月，朝廷给褚裒加了个征讨大都督的头衔，让他督管徐、兖、青、扬、豫这五个州的军事事务。褚裒带着三万大军，直接就朝彭城开拔，北方的老百姓每天都有上千人来投降归附。
这时候，朝廷上下和民间都觉得收复中原那简直是指日可待了。可就有个光禄大夫蔡谟，偷偷跟自己亲近的人说：“胡人被灭掉那确实是大好事，不过我怕这反而给朝廷带来麻烦。”别人就问：“为啥这么说呀？”蔡谟就解释：“能够顺应天命、抓住时机，把老百姓从艰难困苦中解救出来的，那得是超级厉害的圣人或者英雄才行，一般人啊，最好还是估量估量自己的德行和能力。就看现在这情况，恐怕不是当下这些能人能搞定的，肯定会各种折腾，搞得老百姓疲惫不堪，就为了满足他们的想法。到最后发现自己能力不行，钱财花光、力气使尽，智慧和勇气都没了，那能不给朝廷带来忧患嘛！”
鲁郡有五百多户老百姓一起起兵归附东晋，还向褚裒求援。褚裒就派部将王龛、李迈带着三千精锐士兵去接应。结果赵国的南讨大都督李农带着两万骑兵，和王龛他们在代陂打了一仗，王龛这些人被打得大败，全都死在了赵国手里。八月的时候，褚裒没办法，只能退兵驻扎到广陵。陈逵听说这事儿，就把寿春积攒的物资都烧了，把城毁了然后逃回东晋。褚裒上奏章请求给自己降职处罚，朝廷下诏不同意，只让褚裒回到京口镇守，还解除了他征讨都督的职务。当时河北地区大乱，有二十多万老百姓想渡过黄河来归附东晋，可正好赶上褚裒已经退兵回去了，东晋这边的威势够不着，这些老百姓就没办法脱身，最后几乎都死光了。
赵国的乐平王石苞打算带着关右的人马去攻打邺城，左长史石光、司马曹曜等人坚决劝阻，石苞一生气，就把石光等一百多人都杀了。这石苞这人又贪心又没谋略，雍州的豪杰们一看就知道他成不了事儿，就都派人去告诉东晋。梁州刺史司马勋一听，就带着人马赶过去了。
杨初出兵袭击赵国的西城，还把西城给攻破了。九月的时候，凉州的官员们一起上奏，请求封张重华为丞相、凉王，还兼任雍、秦、凉三个州的州牧。这张重华经常把钱财布帛赏赐给身边的宠臣，还特别喜欢下棋赌博，政事都荒废了不少。从事索振就劝他说：“先王以前日夜勤劳节俭，就为了充实国库，就是因为仇还没报，一心想着平定天下呢。殿下您刚继位的时候，强大的敌人步步紧逼，多亏拿出丰厚的奖赏，才让战士们拼死效力，勉强保住了国家。现在积蓄都空了，敌人还在，怎么能随便把东西浪费在没功劳的人身上呢！以前汉光武帝亲自处理各种事务，奏章送到朝廷，当天就回复，所以才能成就中兴的大业。现在奏章都积压着，动不动就过了好几个月，下面的情况没法向上传达，那些沉冤的人被困在监狱里，这可不像英明君主该干的事儿啊。”张重华听了，赶紧道歉。
司马勋从骆谷出兵，把赵国的长城戍给攻破了，然后在悬钩这个地方安营扎寨，离长安只有二百里地。他派治中刘焕去攻打长安，还杀了京兆太守刘秀离，又攻下了贺城。三辅地区的豪杰们很多都杀了当地的太守县令来响应司马勋，一下子就有三十多个据点响应，人马加起来有五万。赵国的乐平王石苞没办法，只能放弃攻打邺城的计划，派手下将领麻秋、姚国等人带兵去抵挡司马勋。赵国皇帝石遵派车骑将军王朗带着两万精锐骑兵，名义上是去讨伐司马勋，实际上是趁机把石苞劫持到邺城。司马勋一看自己兵力少，又害怕王朗，就不敢前进了。到了冬天十月，司马勋放弃悬钩，攻下宛城，杀了赵国的南阳太守袁景，然后又回到梁州。
当初，赵国皇帝石遵从李城出发的时候，对武兴公冉闵说：“好好干！事儿办成了，就立你当太子。”结果后来却立了石衍当太子。冉闵觉得自己功劳大，就想掌控朝廷大权，石遵没答应。冉闵这人向来勇猛，还立过不少战功，不管是胡人将领还是汉人老将，都挺怕他的。冉闵当上都督，掌握了朝廷内外的兵权后，就开始安抚殿中的将士，还上奏把他们都封为殿中员外将军，赐爵关外侯。石遵一开始也没怀疑，就是把将士们的表现分了好坏等级，想打压一下冉闵，这下大家都又气又恨。中书令孟准、左卫将军王鸾就劝石遵慢慢削弱冉闵的兵权，冉闵心里就更不爽了，孟准这些人都劝石遵干脆把冉闵杀了。
【内核解读】
这段东晋与后赵（石赵）的权力博弈片段，堪称“理想与现实碰撞”“决策与责任绑定”的古代政治军事缩影，放在今天看，仍能提炼出不少关于战略认知、领导力、权力平衡的现实启示——
“热血北伐”的教训：脱离实力的“正义性”，只会变成灾难
褚裒北伐的闹剧，本质是“舆论裹挟下的冒进决策”。朝野上下被“收复中原”的政治正确冲昏头脑，忽略了两个核心问题：
--自身实力的“虚”：东晋偏安多年，军队缺乏实战协同，褚裒既没有详细的前线侦查，也没有后续援军部署，只靠“百姓归附”的表面声势就贸然出兵，本质是把“民心向背”等同于“战场胜势”；
--责任意识的“缺”：他派3000人接应鲁郡百姓时，完全没预判后赵骑兵的突击能力，导致部众全灭；退兵时更没考虑黄河以北20多万依附者的安危——所谓“北伐”成了“拉人垫背”，暴露了古代官僚“以政治名声为先，以民生性命为后”的致命短板。
而蔡谟的冷静预判，恰恰戳中了核心：任何“宏大目标”都必须匹配“可行性评估”。放到今天，这就像企业不顾现金流盲目扩张、团队不顾能力硬接项目，最终只会“为了面子丢了里子”，还连累跟着自己的人。
张重华的“执政警示”：领导者的“小放纵”，是团队的“大危机”
张重华作为凉州之主，犯了典型的“守成者陷阱”：
--赏罚失据，消耗公信力：把国库钱财随意赏赐宠臣，本质是“用私人感情替代制度规则”——当年他爹攒钱是为了“备战”，他花钱却是为了“讨好”，寒了前线将士的心；
--沉迷享乐，荒废核心业务：下棋赌博、积压奏章，导致“下情上达不畅、冤狱积压”，这和今天的管理者沉迷“办公室政治”“摸鱼摆烂”，无视团队流程、员工诉求如出一辙。
索振的劝谏点破了关键：领导者的“勤”与“明”，不是“个人美德”，而是“岗位责任”。汉光武帝“当天批奏章”的例子，放在今天就是“及时响应团队问题、快速决策核心事务”——越是手握权力，越不能把“懈怠”当“随性”，否则再厚实的“家底”也会被败光。
司马勋的“投机困局”：没有根基的“趁乱出击”，终是昙花一现
司马勋借后赵内乱出兵，看似抓住了机会，实则是“无规划的投机”：
--战略短视：攻破长城戍、逼近长安时，既没联合三辅豪杰建立稳固据点，也没估算后赵援军的实力，等到王朗带骑兵来，立刻陷入“兵力不足、退路不稳”的被动；
--目标模糊：从攻长安到退宛城，再回梁州，全程像“打游击”，没有“占据地盘、安抚民心”的长远打算——本质是“为了立功而打仗”，不是“为了成事而谋划”。
这像极了今天的“跟风创业”“盲目投资”：看到市场有缺口就冲进去，却没做产品定位、供应链规划，等到行业巨头反击，只能草草退场——机会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而不是“想捡漏的人”。
冉闵与石遵的“权力死局”：失信与制衡缺失，必然引爆冲突
石遵与冉闵的矛盾，是“权力游戏中最经典的作死组合”：
--石遵的“信用破产”：许诺“成事立太子”，转头却立石衍，本质是把下属的“卖命”当成“理所当然”——这种“画饼不兑现”的操作，放在今天的团队里，只会让核心成员彻底寒心、离心离德；
--对实力派的“错误制衡”：石遵既忌惮冉闵的勇猛兵权，又没拿出“分化拉拢、制度约束”的策略，反而听孟准的话“想杀就杀”，等于“逼反”最强助力；而冉闵的“恃功骄纵”，也暴露了“有兵权无政治智慧”的短板——只懂靠武力施压，不懂构建权力同盟。
这揭示了一个永恒规律：权力的稳定，要么靠“信用绑定”，要么靠“制度制衡”。无论是古代君臣，还是今天的上下级、合伙人，一旦“许诺不算数、制衡没章法”，再稳固的关系也会崩裂。
结语：这段历史的“现代镜像”
褚裒的“冒进”、张重华的“懈怠”、司马勋的“投机”、石遵与冉闵的“互坑”，本质都是“认知错位”：要么高估自己的能力，要么低估责任的重量，要么错判权力的逻辑。
放到今天，小到个人职场决策、团队管理，大到企业战略、组织协作，其实都在重复类似的考题——所谓“以史为鉴”，就是要从这些古人的“翻车”里学会：理想要落地，决策要理性，权力要守规，责任要扛住。否则，再“顺的时机”也会浪费，再“强的牌面”也会打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