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充带着一万多人马和王含的军队会合了。司马顾飏劝沈充说：“咱们现在干这大事儿，可天子已经卡住了咱们的要害，咱们前锋受挫，士气低落，要是这么僵持下去，时间一长，肯定得失败。现在要是打破栅栏堤坝，引湖水灌进京城，借着水势，派水军进攻，这是上策；趁着刚到的锐气，集合东西两路军队的力量，分十路一起进攻，咱们兵力比对方多好几倍，按道理肯定能攻破他们，这是中策；想办法转祸为福，把钱凤叫来商量事儿，趁机杀了他投降，这是下策。”沈充哪个计策都不用，顾飏一看没办法，就逃到吴地去了。
丁亥日，刘遐、苏峻等人带着一万精兵赶到了。皇帝夜里召见他们，好好地慰劳了一番，还根据不同情况赏赐了将士们。沈充、钱凤想趁着北方来的军队刚到，人困马乏的时候发动攻击。乙未日夜里，沈充、钱凤从竹格渚渡过淮河。护军将军应詹、建威将军赵胤等人迎战，战况不太好。沈充、钱凤一路打到宣阳门，拔掉栅栏，正要开战的时候，刘遐、苏峻从南塘杀出来，横着截击，把他们打得大败，掉进水里淹死的有三千人。刘遐又在青溪打败了沈充。
寻阳太守周光听说王敦起兵，就带着一千多人赶来。到了之后，他求见王敦。王应以王敦生病为由拒绝了他。周光退出来后说：“我大老远赶来却见不着，王公是不是死了啊！”他赶紧去见哥哥周抚，说：“王公已经死了，哥你干嘛还跟钱凤一起当贼啊！”大家听了都很惊讶。
丙申日，王含等人烧了营地，夜里逃跑了。丁酉日，皇帝回到宫中，宣布大赦天下，不过王敦的党羽不在赦免范围内。皇帝命令庾亮监督苏峻等人到吴兴去追沈充，温峤监督刘遐等人到江宁去追王含、钱凤，还分别命令其他将领去追捕王敦的党羽。刘遐的士兵在追的过程中有点放纵，到处抢掠。温峤责备他们说：“上天会帮助正义的一方，所以王含被剿灭了，你们怎么能借着战乱胡来呢！”刘遐听了很惶恐，赶紧下拜谢罪。
王含想逃到荆州去，王应说：“不如去江州。”王含说：“大将军（王敦）平时跟江州的关系也就那样，为啥要去那儿呢？”王应说：“这就是该去江州的原因。江州那边的人在人家强盛的时候，都能保持自己的立场，不盲目附和，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现在看到咱们陷入困境，肯定会有怜悯同情的心。荆州那边的人墨守成规，哪会做出什么意外的举动来帮咱们呢！”王含不听他的，还是往荆州跑。王舒派兵去迎接他们，然后把王含父子沉到江里了。王彬听说王应要来，还偷偷准备了船等着，结果王应没去，王彬特别遗憾。钱凤逃到阖庐洲的时候，被周光杀了，周光拿着他的脑袋到朝廷去赎罪。沈充逃跑的时候迷了路，不小心跑到以前的部将吴儒家。吴儒把沈充诱骗到夹墙里，然后笑着对沈充说：“我要得三千户侯啦！”沈充说：“你要是讲义气留我一命，我家肯定重重报答你。要是为了利益杀我，我死了，你全家都得灭族。”但吴儒还是把他杀了，把头送到了建康。王敦的党羽就这么全被平定了。沈充的儿子沈劲本来该被处死，同乡钱举把他藏起来，这才躲过一劫。后来沈劲还真灭了吴家。
相关官员把王敦的埋尸地挖开，把尸体弄出来，烧掉他的衣冠，让尸体跪着，然后砍了脑袋。这脑袋和沈充的脑袋一起挂在朱雀桥上示众。郗鉴对皇帝说：“前朝诛杀杨骏等人的时候，都是先处以极刑，然后才允许家属私下安葬。我觉得朝廷已经对他进行了惩处，从私人情义方面讲，应该允许王敦的家人收尸安葬，这样做更符合大义。”皇帝答应了。司徒王导等人都因为讨伐王敦立了功，受到了封赏。
周抚和邓岳一起逃亡，周光想资助哥哥周抚，顺便抓住邓岳。周抚生气地说：“我和伯山（邓岳字）一起逃亡，你干嘛不先杀了我！”正好邓岳到了，周抚出门远远地对他说：“你咋还不快走！现在连亲人都想害你，何况别人呢！”邓岳赶紧掉转船头跑了，和周抚一起逃到西阳的蛮人部落里。第二年，皇帝下诏赦免王敦的党羽，周抚、邓岳出来自首，这才免去死罪，但被终身禁锢。
以前吴地内史张茂的妻子陆氏，拿出全部家产，带着张茂的部下作为先锋去讨伐沈充，为丈夫报仇。沈充战败后，陆氏到朝廷上书，为张茂没能成功消灭沈充请罪。皇帝下诏追赠张茂为太仆。
有关部门上奏说：“王彬等王敦的亲族，都应该被除名。”皇帝下诏说：“司徒王导能为了大义灭亲，就算过了一百代也该宽恕他，何况王彬等人都是王导的近亲呢！”于是都没追究。
皇帝又下诏说：“王敦的属官都要除名，参与辅佐他的人要被禁锢。”温峤上疏说：“王敦这人刚愎自用，不仁不义，残忍好杀，朝廷都管不了他，连亲人都劝不住。在他手下做事的人，整天都害怕自己有生命危险，所以大家都不敢说话，路上碰见了都只能用眼神交流。这实在是贤人君子走投无路，只能暂时隐藏锋芒的时候。想想他们的内心，哪有心思安稳地过日子呢！像陆玩、刘胤、郭璞这些人，以前常跟我说起这些，我都很清楚。要是他们真的参与并引导王敦干坏事，自然应当按照法律惩处；要是他们是被冤枉成奸党，我觉得应该宽大处理。我把陆玩等人的情况如实告诉陛下，我愿意承担和贼人同罪的责任；但要是我隐瞒不说，实在是辜负了他们的心意，还请陛下以仁爱圣明来裁决！”郗鉴认为，先王设立君臣之间的道德规范，看重的是坚守节操、为正义而死。王敦的辅佐官吏，虽然很多是被逼迫的，但往前说不能阻止他的叛逆阴谋，往后说又不能脱身远逃，按照以前的教训，应该从道义上对他们进行责备。皇帝最后还是听从了温峤的建议。
冬季，十月，皇帝任命司徒王导为太保，兼任司徒，给他特殊的礼遇；西阳王司马羕兼任太尉；应詹为江州刺史；刘遐为徐州刺史，代替王邃镇守淮阴；苏峻为历阳内史；给庾亮加授护军将军；给温峤加授前将军。王导坚决推辞不接受。应詹到了江州，当地的官吏和百姓心里还不安定，应詹就安抚他们，关怀他们，大家没有不心悦诚服的。
十二月，凉州的将领辛晏占据枹罕，不服从命令，张骏打算去讨伐他。从事刘庆劝谏说：“要出动成就霸业的军队，必须天时和人事都合适，然后才能行动。辛晏这人又凶又狂，残忍无情，他肯定会灭亡，只是时间问题。您干嘛要在饥荒年大规模出兵，大冷天的去攻城呢！”张骏听了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张骏派参军王骘到赵国去访问。赵主刘曜问他：“你们凉州诚心诚意跟我们和好，你能保证以后一直这样吗？”王骘说：“不能。”侍中徐邈说：“你既然来结好，却说不能保证，为什么呢？”王骘说：“齐桓公在贯泽会盟的时候，忧心忡忡，小心谨慎，诸侯们不用召唤就自己来了；到葵丘会盟的时候，他就变得骄傲自满，结果有九个国家背叛了他。赵国的教化，如果能一直像现在这样，那当然没问题；要是政治和教化衰落了，恐怕连身边的变故都察觉不了，更何况我们偏远的凉州呢！”刘曜说：“这真是凉州的君子啊，选使者算是选对人了！”于是用厚礼招待王骘，然后送他回去。
这一年，代王贺傉开始亲自处理国家政事。因为好多部落还没归顺，他就在东木根山修筑城池，然后搬到那里去住。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聚焦于东晋初年王敦之乱的平定过程，字里行间不仅展现了一场军事冲突的终结，更折射出东晋初年权力结构的脆弱性、政治决策的复杂性以及乱世中人性的多面性。透过这场叛乱的平定细节，我们能窥见东晋门阀政治的运行逻辑与时代底色。
战略抉择中的成败分野
沈充与王含联军的覆灭，始于关键战略决策的失误。司马顾飏提出的三策极具军事洞察力：上策“决破栅塘灌京邑”，直击东晋都城防御弱点，借助地理优势扭转战局；中策“十道俱进”，发挥兵力优势速战速决；下策“斩钱凤降晋”，虽属妥协却可保全自身。三策层层递进，既有破局之锐，又有兜底之智。
但沈充“皆不能用”的选择，并非简单的刚愎自用，更反映出叛乱集团的结构性缺陷——缺乏统一指挥核心与战略共识。王敦病亡后，叛军失去精神支柱，沈充、钱凤、王含等势力各自为战，既不敢冒险出奇，又不能合力攻坚，最终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这种决策瘫痪，成为叛军溃败的伏笔。
反观东晋朝廷，虽一度陷入被动，却能凭借地理优势固守待援，等到刘遐、苏峻等精锐援军抵达后，抓住叛军急于求成的心理，在宣阳门、青溪等地展开反击。尤其是刘遐“自南塘横击”的战术，精准打击叛军侧翼，展现出正规军的军事素养优势，与叛军的混乱形成鲜明对比。
人性博弈中的命运沉浮
乱世之中，人性的光明与幽暗被极致放大。王应作为王敦之子，展现出超越年龄的政治洞察力，建议父亲投奔江州而非荆州，精准预判了王舒的“守文”与温峤的“愍恻”。但王含的固执最终导致父子殒命长江，印证了“良言难劝该死鬼”的残酷现实。
周光的转变颇具戏剧性，从“帅千馀人来赴”的叛军支持者，到发现王敦已死后“斩钱凤自赎”，折射出乱世中个体的生存智慧与投机心态。而吴儒的行为更显人性之恶——以“三千户侯”为诱饵诱杀旧主沈充，却最终埋下家族覆灭的隐患，沈充“我死，汝族灭矣”的诅咒竟成为现实，构成历史的讽刺循环。
与之相对的是钱举的义举，藏匿沈充之子沈劲使其免死，用个体良知对抗残酷的株连制度；张茂妻陆氏“倾家产讨沈充”，既为夫报仇，也展现出女性在乱世中的刚烈担当。这些微光在黑暗乱世中，构成人性不灭的希望。
政治清算中的宽严之辩
叛乱平定后的政治清算，考验着东晋朝廷的治理智慧。晋明帝最初“大赦，惟敦党不原”，展现出维护统治权威的强硬态度，但在郗鉴建议下“听敦家收葬”，又体现出“王诛加于上，私义行于下”的治理平衡，避免了株连扩大化引发的社会动荡。
温峤关于“王敦纲纪除名，参佐禁锢”的上疏，更具政治远见。他区分了“赞导凶悖”与“枉陷奸党”，主张宽宥被迫从逆者，既维护了法律尊严，又体现了人道主义关怀。这种区别对待的政策，有效化解了叛乱后的社会对立，为东晋政权的稳定奠定基础。相比之下，郗鉴“伏节死义”的主张虽符合儒家伦理，却忽视了乱世中个体的无奈处境，难免流于僵化。
历史余波中的制度反思
王敦之乱的平定，并未从根本上解决东晋的结构性问题。叛乱中崛起的苏峻、刘遐等军阀，日后成为新的不稳定因素，印证了“以藩平叛，叛平藩起”的历史循环。晋明帝对功臣的封赏，如苏峻为历阳内史、刘遐镇淮阴，实质是对军阀势力的妥协，为后来的苏峻之乱埋下伏笔。
凉州张骏与前赵的外交互动，则展现出边疆政权的生存智慧。王骘“不能保和好”的坦诚回答，既维护了凉州尊严，又暗含对前赵政教的警示，这种以实力为基础的外交辞令，揭示了乱世中弱国生存的法则——没有永恒的盟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王敦之乱的平定过程，实质是东晋门阀政治的一次自我修复。以王导为代表的门阀士族，通过“大义灭亲”的表演巩固地位；寒门武将如苏峻、刘遐则通过平叛获得政治资本；皇权在各方势力博弈中艰难维系。这种脆弱的平衡，构成了东晋“王与马，共天下”政治格局的生动注脚。
历史的价值，正在于这些具体而微的细节中——一个战略的失误、一次人性的抉择、一项政策的制定，共同编织成时代的经纬。王敦之乱的平定，不仅是一场军事胜利的记录，更是一面映照东晋初年社会生态的镜子，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个动荡时代的权力逻辑与人性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