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的时候，石勒的左、右长史张敬、张宾，左、右司马张屈六、程遐等人，都劝石勒称帝，石勒没答应。到了十一月，手下的将领和官员们又来劝，说让石勒称大将军、大单于，兼任冀州牧，封赵王，就照着当年蜀汉昭烈帝刘备在蜀地、魏武帝曹操在邺城的做法，把河内等二十四个郡划成赵国，各郡太守就当内史，按照《禹贡》的记载，恢复冀州的地界，让大单于来镇抚各个少数民族，撤销并、朔、司三个州，统一设置部门来监管。这次石勒答应了。戊寅日，石勒登上赵王位，宣布大赦天下，就像春秋时期各个诸侯国一样，把这一年当作元年。
一开始，石勒觉得世道乱，法律条文又多又复杂，就命令法曹令史贯志，把重要的部分挑出来，写成了《辛亥制》，一共五千字。这个制度实行了十多年后，才又开始用原来的法律。石勒任命理曹参军上党人续咸为律学祭酒，续咸执法公正详细，大家都挺认可他。还让中垒将军支雄、游击将军王阳担任门臣祭酒，专门处理胡人的诉讼案件，并且严令胡人，不准欺负汉族的士人。把胡人称作“国人”。石勒还派使者到各个州郡巡查，鼓励大家种地养蚕。从这时起，朝廷朝会开始使用天子的礼乐、服饰、礼仪用品，看起来还挺像那么回事儿。石勒任命张宾为大执法，专门总管朝廷政务；封石虎为单于元辅、都督禁卫诸军事，不久又加封他为骠骑将军、侍中、开府，赐爵中山公；其他大臣们，也都根据情况授予官职、晋升爵位。张宾受到的待遇特别优厚，其他大臣都比不上。但他为人廉洁谦虚，礼贤下士，杜绝结党营私，以身作则。在朝堂上就尽心尽力出谋划策，出去就把功劳都归给石勒。石勒特别看重他，每次上朝，都会因为他而端正自己的仪容，说话也格外注意言辞，都称呼他为“右侯”，不敢直呼其名。
十二月乙亥日，又一次大赦天下。
平州刺史崔毖，觉得自己在中原地区挺有声望，现在镇守辽东，可当地的士人百姓却大多归附了慕容廆，心里就很不爽。他好几次派人去招那些人，结果一个都没来，他就怀疑是慕容廆把人扣下了。于是就偷偷游说高句丽、段氏、宇文氏，让他们一起去攻打慕容廆，还约定灭了慕容廆后，三家瓜分他的地盘。崔毖的亲信勃海人高瞻极力劝阻，崔毖根本不听。
这三国就合兵来攻打慕容廆。慕容廆手下的将领们都请求出战，慕容廆却说：“他们是被崔毖忽悠来的，就想捞点好处。现在他们刚合兵，气势正盛，咱不能跟他们硬拼，得坚守城池，挫挫他们的锐气。他们是乌合之众，又没有统一指挥，谁也不服谁，时间一长肯定会起内讧。一方面他们会怀疑我和崔毖联合起来骗他们，另一方面这三国之间也会互相猜忌。等他们人心不齐的时候，我们再出击，肯定能打败他们。”
三国军队进攻棘城，慕容廆就关起城门坚守，还单独派使者带着牛和酒去犒劳宇文氏。另外两国一看，就怀疑宇文氏和慕容廆有阴谋，各自带兵回去了。宇文氏的首领悉独官说：“他们俩虽然走了，我一个人也能拿下慕容廆。”
宇文氏有几十万士兵，营地连绵四十里。慕容廆派人去徒河召回儿子慕容翰。慕容翰派使者告诉慕容廆说：“悉独官举全国之力来攻打咱们，敌众我寡，用计谋破敌比较容易，靠硬拼很难取胜。现在城里的兵力足够防守，我请求在城外作为奇兵，找机会攻击他们，咱们内外一起发力，让他们惊慌失措，不知道怎么防备，肯定能打败他们。要是把兵力都集中在城里，他们就可以专心攻城，咱们就没有别的办法了，这可不是好计策。而且这样做会显得咱们很胆小，恐怕士兵们还没打仗，士气就先没了。”慕容廆还是有点犹豫。辽东人韩寿对慕容廆说：“悉独官有轻敌的想法，将领骄傲，士兵懈怠，军队不够严谨周密。要是派出奇兵突然出击，趁他们没防备的时候攻打，这肯定是破敌的好办法。”慕容廆这才同意慕容翰留在徒河。
悉独官听说慕容翰没回城，就说：“慕容翰向来以勇猛着称，现在他不进城，说不定会坏事，得先把他解决了，那城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于是就分出几千骑兵去袭击慕容翰。慕容翰得知消息后，假装成段氏的使者，在路上迎着他们说：“慕容翰一直是我们的心腹大患，听说你们要去攻打他，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你们赶紧前进吧！”使者走后，慕容翰马上出城，设下埋伏等着。宇文氏的骑兵看到使者，高兴得不行，就赶紧往前冲，也不防备了，结果进入了埋伏圈。慕容翰奋起攻击，把他们全抓住了，然后乘胜前进，还派间谍告诉慕容廆可以出兵大战。慕容廆就让儿子慕容皝和长史裴嶷率领精锐部队作为前锋，自己带着大军跟在后面。悉独官一开始没防备，听说慕容廆来了，大惊失色，赶紧让全部人马出战。前锋刚一交战，慕容翰就带着一千骑兵从旁边直接冲进他们的营地，放火烧了起来。宇文氏的士兵们都慌了神，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后宇文氏大败，悉独官只保住了自己一条命。慕容廆把他们的士兵全俘虏了，还缴获了三个皇帝玉玺。
崔毖听说这事儿后，害怕了，就派他哥哥的儿子崔焘到棘城假装祝贺。正好那三国的使者也来了，请求和解，说：“我们本来不想打，是崔毖撺掇我们的。”慕容廆把这话给崔焘看，还带兵吓唬他，崔焘害怕了，就承认了。慕容廆就让崔焘回去告诉崔毖：“投降是上策，逃跑就是下策了。”说完就带兵追过去。崔毖带着几十个骑兵，扔下家当逃到高句丽去了，他的手下全都投降了慕容廆。慕容廆任命儿子慕容仁为征虏将军，镇守辽东，当地的官府、集市，都跟以前一样正常运转。
高句丽的将领如奴子占据河城，慕容廆派将军张统突然袭击，把他抓住了，还俘虏了一千多户人家。慕容廆把崔焘、高瞻、韩恒、石琮带回棘城，用宾客的礼节招待他们。韩恒是安平人，石琮是石鉴的孙子。慕容廆想让高瞻当将军，高瞻借口生病不答应。慕容廆好几次去看望他，摸着他的心口说：“您的病其实在这儿，而不是别的地方。现在晋朝大乱，我想和各位一起扫清世间的灾难，辅佐晋室。您是中原的名门望族，应该和我有一样的愿望，干嘛要因为华、夷的区别，就把自己和我们疏远呢！建功立业，只看志向和谋略怎么样，华、夷的身份又有什么关系呢！”高瞻还是不肯出山，慕容廆心里有点不高兴。龙骧主簿宋该，跟高瞻有仇，就劝慕容廆杀了他，慕容廆没听。高瞻最后因为忧虑过度去世了。
当初，鞠羡死了之后，苟曦又任命鞠羡的儿子鞠彭为东莱太守。正好曹嶷在青州扩张势力，和鞠彭互相攻打。曹嶷的兵力虽然强，但东莱郡的人都为鞠彭拼死作战，曹嶷一直攻不下来。过了很久，鞠彭感叹说：“如今天下大乱，谁强谁就是老大。曹嶷也是咱老乡，这可能是天意吧，如果能依靠他，让他当首领也可以，何必非要跟他争个你死我活，让老百姓受苦呢！我要是离开这儿，灾祸可能就平息了。”郡里的人都觉得不行，争着给他献抵御曹嶷的计策，鞠彭一个都没用，带着一千多户乡亲渡海去投奔崔毖。北海人郑林在东莱做客，鞠彭和曹嶷打仗的时候，他对两边都不偏袒。曹嶷觉得他很贤能，就没敢侵犯掠夺他，鞠彭就和他一起走了。等他们到辽东的时候，崔毖已经战败了，于是就归附了慕容廆。慕容廆让鞠彭参与龙骧军事。慕容廆送郑林车马、粮食、布帛，郑林都不接受，自己在田野里种地为生。
宋该劝慕容廆向江东的朝廷报捷，慕容廆就让宋该写了表章，派裴嶷带着表章和缴获的三个玉玺，到建康献给朝廷。
高句丽多次侵犯辽东，慕容廆派慕容翰、慕容仁去讨伐。高句丽王乙弗利前来求和，慕容翰和慕容仁就回来了。
这一年，蒲洪投降了赵国，赵国君主刘曜封蒲洪为率义侯。
屠各部落的路松多在新平、扶风起兵，归附晋王司马保。司马保派将领杨曼、王连占据陈仓，张顗、周庸占据阴密，路松多占据草壁，秦陇地区的氐族、羌族大多响应他们。赵国君主刘曜派将领去攻打，没能取胜，于是刘曜决定亲自带兵去攻打。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生动展现了十六国初期北方政权更迭与部族纷争的复杂图景，其中石勒的建制革新与慕容廆的军事谋略尤为亮眼，折射出乱世中政权生存与发展的核心逻辑。
石勒：从务实建制到治国框架的搭建
石勒在称制问题上的谨慎态度，体现了他对政治节奏的精准把控。起初拒绝“尊号”，最终接受“赵王”之位，既避免了过早称帝引发的舆论反噬，又以“依汉昭烈在蜀、魏武在邺故事”的名义，为政权披上了合法性外衣。这种“循序渐进”的策略，在分裂时期是巩固统治的有效手段——既满足了部下的政治诉求，又为后续发展预留了空间。
在制度建设上，石勒展现出务实的治理智慧。面对“律令烦多”的困境，先以《辛亥制》简化法规，运行十余年成熟后再推行完备律令，这种“试点-推广”的模式兼顾了效率与稳定。设立“律学祭酒”规范司法，以续咸“用法详平”赢得民心，体现了“法治为基”的治国思路。而针对胡人与汉族的矛盾，设置“门臣祭酒”专管胡人诉讼，并严令“不得陵侮衣冠华族”，则是试图调和民族矛盾的重要举措。将胡人称为“国人”的身份重构，既维护了核心族群的归属感，又以“禁陵侮”约束其行为，为多民族共处提供了制度保障。
张宾的任用堪称石勒的“识人之道”典范。授予“大执法”总揽朝政，却能保持“廉虚敬慎，屏绝阿私”的政风，这种君臣互信的关系成为政权稳定的关键。石勒“呼曰右侯而不敢名”的敬重，不仅是个人情谊的体现，更暗含着对文官集团的政治姿态——通过尊崇谋士强化政权的“文治”形象，与单纯依靠武力的割据势力形成差异。
慕容廆：以智破局的军事艺术与统战策略
慕容廆在棘城之战中的表现，堪称古代“心理战”与“分化战术”的经典案例。面对高句丽、段氏、宇文氏三国联军，他精准预判敌军“乌合而来，既无统壹”的弱点，采取“固守挫锐”的策略，等待联军内部猜忌滋生。以牛酒独犒宇文氏的举动，看似简单却直击要害，利用信息不对称引发三国互疑，不费一兵一卒瓦解了联盟，尽显“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智慧。
对慕容翰奇袭策略的采纳，体现了慕容廆的军事决断力。在“众寡悬殊”的局面下，放弃“并兵守城”的保守思路，改用“内外夹击”的战术，既发挥了慕容翰的“骁果”特长，又抓住了宇文氏“将骄卒惰”的破绽。尤其是慕容翰以诈术诱敌、设伏破袭的操作，展现了十六国时期部族战争中“轻骑奇袭”的典型作战风格，而纵火焚营引发敌军恐慌的细节，则凸显了心理震慑在冷兵器时代的关键作用。
战后对崔毖势力的处置与人才吸纳，更显慕容廆的政治远见。对崔焘“降者上策，走者下策”的警告，恩威并施迫使其众归降；占领辽东后“官府、市里，案堵如故”的政策，迅速稳定了地方秩序。对待高瞻等中原士族，虽因“华夷之异”遭遇抵触，却能以“立功立事，惟问志略”的理念耐心争取，即便未能收服仍“不从”诛杀之议，这种包容姿态为慕容氏日后吸纳中原人才奠定了基础。相比之下，郑林“躬耕于野”的隐士选择，则反映了乱世中部分士人的避世心态。
时代折射：分裂时期的生存法则与历史走向
这段历史背后，暗藏着十六国时期的三大核心矛盾：一是政权合法性的构建，石勒以“承汉魏故事”立基，慕容廆通过“献捷江东”依附晋室，均在试图突破“胡族政权”的身份困境；二是民族关系的调适，石勒的“胡汉分治”与慕容廆的“华夷同志”虽路径不同，却共同指向多民族政权的治理难题；三是地方势力的博弈，崔毖的失败与慕容氏的崛起，印证了“单打独斗难成势，合纵连横方存身”的乱世铁律。
从长远看，石勒的制度建设为后赵政权奠定了框架，而慕容廆对辽东的经营与人才积累，则成为日后前燕崛起的伏笔。蒲洪降赵、路松多附晋等事件，更凸显了这一时期各方势力“择主而事”的流动性，以及“强者为雄”的丛林法则。在晋室衰微、群雄并起的背景下，无论是石勒的“务实建制”还是慕容廆的“以智拓疆”，本质上都是在探索胡族政权与中原文明的融合之路，而这些探索的成败，深刻影响了南北朝时期的历史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