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月的时候，汉主刘聪想立贵嫔刘英当皇后。但张太后却想让贵人张徽光上位，刘聪没办法，只能答应。结果刘英没多久就去世了。
汉大昌文献公刘殷也在这时去世。刘殷当丞相的时候，不会直接怼皇帝，让皇帝下不来台，而是瞅准时机给皇帝提建议，帮了大忙。每次刘聪和大臣们讨论政事，刘殷一开始不表态。等大臣们走了，他单独留下，给刘聪把事情分析得头头是道，一起商量怎么办，刘聪基本上都会听他的。刘殷还经常告诫子孙：“伺候领导，提意见得讲究方式方法。普通人都不能当面说人家的错，何况是皇帝呢！委婉提意见和直接硬刚效果差不多，但不会让领导下不来台，这才是高招。”刘殷官职做到侍中、太保、录尚书，还享受了带着宝剑、穿着鞋子上殿，入朝不用小步快走，甚至能乘车进殿的特权。但他在公卿中间，总是很谦逊，特别低调。所以在刘聪这么暴躁的朝廷里，他还能保住荣华富贵，名声也不错，最后高寿善终。
刘聪让河间王刘易当车骑将军，彭城王刘翼当卫将军，负责宫廷禁卫。高平王刘悝当征南将军，镇守离石；济南王刘骥当征西将军，还专门建了西平城给他住；魏王刘操当征东将军，镇守蒲子。
赵固、王桑从怀县向汉请求接应，刘聪派镇远将军梁伏疵带兵去接。还没到，长史临深、将军牟穆就带着一万人叛变，跑去投奔刘演了。赵固跟着梁伏疵往西走，王桑则带着他的人马向东投奔青州，赵固派兵在曲梁追上并杀了王桑，王桑的部将张凤带着剩下的人又归降了刘演。刘聪就让赵固当荆州刺史，兼任河南太守，镇守洛阳。
石勒从葛陂往北走，一路上经过的地方，老百姓都坚壁清野，他啥也抢不到，军队里饿惨了，甚至出现士兵吃人的情况。到了东燕，听说汲郡的向冰在枋头聚集了几千人守着。石勒想渡河，又怕被向冰半路截胡。张宾就说：“听说向冰的船都在河渠里没上岸，咱派轻装部队抄小路去偷袭，把船抢来，大军就能过河，过河之后，向冰就肯定跑不了啦。”秋天七月，石勒派支雄、孔苌从文石津绑了木筏偷偷渡河，抢到了船。石勒接着从棘津渡河，攻打向冰，把向冰打得大败，缴获了他所有的物资储备，军队士气又起来了，于是一路打到邺城。刘演守着三台自保，临深、牟穆等人又带着部下投降了石勒。
将领们都想攻打三台，张宾又说：“刘演虽然实力不强，但还有几千人，三台地势险要，城墙坚固，一时半会儿打不下来。咱不管他，他自己就会内部出问题。现在王彭祖、刘越石才是咱们的大敌，应该先搞定他们，刘演不足为惧。而且现在天下大乱，到处闹饥荒，您虽然带着大军，但一直跑来跑去，大家心里都没底，这样可没法保证万无一失，控制四方。不如找个好地方占下来，多囤点粮食，西边向平阳那边汇报情况，同时谋划着拿下幽州、并州，这才是称霸天下的大业。邯郸、襄国这俩地方，地理位置超棒，您选一个当根据地吧。”石勒说：“张宾你说得太对了。”于是就占领了襄国。
张宾又对石勒说：“咱现在占了这儿，王彭祖、刘越石肯定心里不爽，怕就怕城墙还没修好，粮食还没囤够，他们就来打咱们。当务之急是赶紧去抢收野外的粮食，再派人去平阳，跟上面说清楚咱们为啥要镇守这儿。”石勒听了他的，派将领们去攻打冀州，好多郡县的据点都投降了，把粮食运到襄国。石勒还向刘聪上表，刘聪就封石勒为都督冀、幽、并、营四州诸军事、冀州牧，还进封他为上党公。
刘琨向各州郡发檄文，约好十月在平阳会师，一起攻打汉。刘琨这人平时生活奢侈，喜欢声色享受。河南的徐润因为懂音乐，很受刘琨宠信，刘琨还让他当了晋阳令。徐润这人特别嚣张，还干涉政事。护军令狐盛多次劝刘琨，还让刘琨杀了徐润，刘琨不听。徐润就在刘琨面前说令狐盛坏话，刘琨就把令狐盛抓起来杀了。刘琨的老妈就说：“你不会团结有本事的人一起干大事，就知道除掉比自己强的，这祸事早晚得落到我头上。”
令狐盛的儿子令狐泥跑到汉，把刘琨这边的情况全说了。刘聪高兴坏了，派河内王刘粲、中山王刘曜带兵攻打并州，还让令狐泥当向导。刘琨知道后，往东到常山和中山去招兵，派郝诜、张乔带兵抵抗刘粲，同时派人向代公猗卢求救。结果郝诜、张乔都战败被杀。刘粲、刘曜趁虚袭击晋阳，太原太守高乔、并州别驾郝聿直接把晋阳献给了汉。八月庚戌日，刘琨回来救晋阳，没赶上，带着几十个人逃到常山。辛亥日，刘粲、刘曜进了晋阳。壬子日，令狐泥杀了刘琨的父母。
刘粲、刘曜把尚书卢志、侍中许遐、太子右卫率崔玮送到平阳。刘聪又封刘曜为车骑大将军，让前将军刘丰当并州刺史，镇守晋阳。九月，刘聪封卢志为太弟太师，崔玮为太傅，许遐为太保，高乔、令狐泥都当了武卫将军。
己卯日，汉的卫尉梁芬逃到长安。
辛巳日，贾疋等人尊奉秦王司马业为皇太子，在长安建立行台，登坛祭祀，修建宗庙、社稷坛，还大赦天下。让阎鼎当太子詹事，总理大小事务；给贾疋加官征西大将军，让秦州刺史南阳王司马保当大司马。任命司空荀籓总管各地事务，光禄大夫荀组兼任司隶校尉、代理豫州刺史，和荀籓一起镇守开封。
秦州刺史裴苞据守险要地势，阻挡凉州的军队，张寔、宋配等人打败了他，裴苞逃到柔凶坞。冬天十月，刘聪封他的儿子刘恒为代王，刘逞为吴王，刘朗为颍川王，刘皋为零陵王，刘旭为丹杨王，刘京为蜀王，刘坦为九江王，刘晃为临川王；还任命王育为太保，王彰为太尉，任顗为司徒，马景为司空，朱纪为尚书令，范隆为左仆射，呼延晏为右仆射。
代公猗卢派他儿子六修、侄子普根，还有将军卫雄、范班、箕澹带着几万人当先锋攻打晋阳，自己带着二十万人随后跟上。刘琨召集了几千散兵游勇当向导。六修和汉中山王刘曜在汾东交战，刘曜战败，从马上摔下来，身上中了七处伤。讨虏将军傅虎把自己的马给刘曜，刘曜不要，说：“你骑上赶紧跑，我伤太重，今天就在这儿交代了。”傅虎哭着说：“我能有今天，全靠大王赏识提拔，一直就想找机会报答您，现在就是时候啊！而且汉室刚建立，天下可以没有傅虎，但不能没有大王您啊！”说完就扶刘曜上马，赶着马让它渡过汾河，自己回去战死了。刘曜进了晋阳，晚上，和大将军刘粲、镇北大将军刘丰抢了晋阳的百姓，翻过蒙山跑了。十一月，猗卢追击，在蓝谷交战，汉兵大败，刘丰被活捉，邢延等三千多人被杀，尸体躺了几百里地。猗卢顺便在寿阳山打猎，把猎物的皮和肉摆出来检阅，山都被染成红色了。刘琨从军营门口走进来向猗卢拜谢，坚决请求继续进军。猗卢说：“我来晚了，让你父母遇害，实在惭愧。现在你已经收复了并州，我大老远赶来，士兵和马匹都累坏了，先歇着，以后再说，刘聪一时半会儿灭不了。”于是给了刘琨马、牛、羊各一千多头，车一百辆，就回去了，还留下箕澹、段繁等人驻守晋阳。
刘琨搬到阳曲，召集逃亡失散的百姓。卢谌本来是刘粲的参军，后来逃回来找刘琨，汉人杀了他父亲卢志和弟弟卢谧、卢诜。刘聪追赠傅虎为幽州刺史。
十二月，刘聪立张氏为皇后，封她父亲张实为左光禄大夫。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截取了十六国时期汉赵（前赵）与西晋残余势力交锋的关键片段，生动展现了乱世中权力更迭的残酷逻辑、政治智慧的生存价值，以及个体命运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沉浮。字里行间的权谋博弈、人性抉择与军事较量，为我们揭开了那个分裂时代的复杂面相。
后宫博弈：权力场的隐形角力
汉主刘聪立后事件看似是宫廷琐事，实则暗藏权力平衡的微妙逻辑。张太后为侄女张徽光争后位的成功，折射出外戚势力在皇权结构中的特殊分量。刘英的“寻卒”虽未明言死因，但在宫廷斗争的语境下，其悲剧性结局难免引人联想，这正是专制皇权下女性成为政治牺牲品的典型写照。后宫作为皇权延伸的特殊场域，每一次人事变动都是各方势力角力的结果，而女性往往成为权力交易的符号与工具。
处世智慧：刘殷的生存哲学启示
刘殷的为官之道堪称乱世官场的“生存教科书”。他“不犯颜忤旨”却“因事进规”的从政策略，展现了对专制君主心理的精准把握。“几谏之功无异犯颜，但不彰君之过”的政治智慧，既保全了君主颜面，又实现了劝谏目的，这种“曲线救国”的为官艺术，在骄暴的政权中显得尤为珍贵。更难得的是，他位极人臣却“恂恂有卑让之色”，在高位上保持谦卑，这种自我克制使其在凶险的政治环境中得以善终。刘殷的案例证明，在非理性的权力体系中，理性的生存智慧能够超越道德教条，成为乱世保全自身与实现价值的折中路径。
军事战略：石勒集团的崛起密码
石勒从葛陂困境到占据襄国的转折，堪称乱世军事战略的经典案例。张宾作为核心谋士，展现了超越时人的战略眼光：面对三台之险选择“舍而去之”，避免攻坚消耗；提出“择便地而据之”的根据地战略，摆脱“游行羁旅”的流寇困境；建议“广聚粮储，西禀平阳以图幽、并”，构建了清晰的扩张蓝图。这种“固本培元再图进取”的思路，使石勒从一支流窜武装转变为割据势力。襄国的选择尤为关键，这一“形胜之地”成为石勒日后称霸北方的根基，印证了“地理决定战略，战略决定命运”的军事规律。
人性弱点：刘琨的悲剧宿命
刘琨的兴衰轨迹深刻诠释了“性格决定命运”的历史定律。作为西晋在北方的重要支柱，他本肩负匡扶社稷的重任，却因“素奢豪，喜声色”的性格缺陷，重用奸佞徐润，最终酿成大祸。杀令狐盛的决策不仅自毁长城，更导致其子令狐泥叛投敌营，成为晋阳失守的直接导火索。刘琨之母“专除胜己，祸必及我”的预警，道破了嫉贤妒能的政治大忌。晋阳陷落、父母被害的悲剧，本质上是个人性格弱点在乱世政治中的放大效应。刘琨的故事警示后人：在危机四伏的权力场中，个人修养与用人之道往往比军事才能更能决定成败。
民族交锋：胡汉势力的此消彼长
代公猗卢救援晋阳的战役，展现了十六国初期胡汉势力的复杂互动。猗卢“帅众二十万”的庞大兵力与“陈阅皮肉，山为之赤”的残酷行径，既显示了鲜卑部落联盟的强大战力，也暴露了游牧民族的原始习性。傅虎舍身救主的忠诚与令狐泥叛主复仇的决绝，构成了乱世中人性的两极对照。晋阳的反复争夺——从汉赵攻陷到鲜卑收复，折射出北方控制权的激烈博弈。刘琨依靠鲜卑势力收复失地却无法真正掌控局面，反映了西晋残余势力对少数民族武装的依赖与无奈，为日后“五胡乱华”的加剧埋下伏笔。
制度崩溃：乱世秩序的解体与重建
史料中多处细节揭示了西晋制度的全面崩溃：地方官“以郡降汉”的频繁倒戈，打破了传统的忠君观念；“士卒相食”的记载暴露了经济体系的彻底瓦解；“筑西平城以居之”的举措显示行政区域的重新划分。而长安方面“奉秦王业为皇太子，建行台”的努力，则体现了在秩序崩塌中重建权威的尝试。汉赵政权“都督冀、幽、并、营四州诸军事”的任命，显示了新型地方军政合一制度的形成，这种制度适应了乱世的战争需求，成为南北朝府兵制的雏形。
这段历史切片中的人物与事件，如同一面多棱镜，折射出十六国时期的核心特征：旧秩序的瓦解与新秩序的孕育、民族矛盾的激化与融合、个体命运的脆弱与坚韧。在这个“礼乐崩坏，征伐四起”的时代，无论是刘殷的生存智慧、张宾的战略眼光，还是刘琨的悲剧人生，都为我们理解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期提供了生动注脚——乱世不仅是灾难与破坏的代名词，更是制度创新、文化融合与人性考验的特殊场域，而历史的进步往往就孕育在这些痛苦的裂变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