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把长安的大钟、铜驼、铜人以及承露盘都往洛阳搬运。结果承露盘折断了，那断裂的声响传出了几十里地。铜人实在太重，没办法运到洛阳，就留在了霸城。之后又大量开采铜，铸造了两个铜人，称作翁仲，安放在司马门外两边。还铸造了黄龙、凤凰各一只，龙高四丈，凤凰高三丈多，放置在内殿前。在芳林园西北角堆起一座土山，让公卿大臣们都去背土，在山上种上松树、竹子、各种树木和漂亮的花草，还抓来山里的飞禽走兽放在里面。
司徒军议掾董寻上书劝谏说：“我听说古代那些正直的人，为了国家啥都敢说，连死都不怕。所以周昌敢把汉高祖比作桀、纣，刘辅敢把赵后比作婢女。这些人生来忠诚正直，就算面对刀剑和滚烫的开水，也勇往直前，这是真心为君主珍惜天下啊。建安年间以来，打仗死了好多人，有的家里人都死光了，就算有活下来的，也大多是孤儿、老人和体弱的人。要是现在的宫殿狭小，想扩建，也应该挑个合适的时候，不能耽误老百姓种地，更何况是去造那些没啥用的东西！像黄龙、凤凰、九龙、承露盘这些，圣明的君主都不会去搞，造它们花费的功夫比盖宫殿还多三倍。陛下您既然尊重大臣，给他们戴上官帽，穿上绣着花纹的衣服，让他们坐着华丽的车子，这是为了和普通人区分开来；可现在却让他们去挖土背土，弄得满脸又黑又脏，浑身是泥，衣冠不整，损害国家的体面去做这些没用的事，这实在说不过去啊。孔子说：‘君主按照礼节使用臣子，臣子以忠诚侍奉君主。’要是既没有忠诚又不讲礼节，国家还怎么能存在呢！我知道这话一说出去肯定死罪，但我觉得自己就像牛身上的一根毛，活着既然没啥贡献，死了又有啥损失呢！我流着泪拿起笔写下这些，已经做好了与世诀别的准备。我有八个儿子，我死之后，可就麻烦陛下照顾了！”准备上奏的时候，他还洗了澡，等着皇帝降罪。皇帝说：“董寻难道不怕死吗！”主管官员上奏要抓董寻，皇帝下诏说不用追究。
高堂隆也上书说：“现在有些小人，就爱讲秦汉时期的奢靡生活来扰乱陛下的心；还弄来那些导致国家灭亡的不合制度的器物，劳民伤财，损害德政。这可不是发扬礼乐和谐、保持神明庇佑的做法啊。”皇帝没听进去。高堂隆又上书说：“以前洪水滔天，持续了二十二年，尧、舜君臣也只是照常治理国家。现在没那时那么紧急的情况，却让公卿大夫和普通差役一起干活，这事要是让四方的少数民族知道了，可不是啥好名声，写进史书里，也不是啥光彩的事。如今吴、蜀两国的敌人，可不是一般小地方的毛贼，他们都已经称帝，想要和咱们争夺天下。要是有人来报告说：‘孙权、刘禅都在推行德政，减轻租赋，凡事都向贤能的人请教，做事遵循礼仪制度。’陛下听了，难道不会警惕，担心他们这样很难一下子消灭，从而为国家担忧吗！要是报告说：‘那两个敌人都胡作非为，奢侈无度，奴役百姓，增加赋税，老百姓都活不下去了，天天唉声叹气。’陛下听了，难道不会庆幸他们疲惫不堪，咱们攻打他们会很容易吗！要是能这么换位思考，事情的道理也就差不多明白了！亡国的君主总觉得自己不会亡国，最后才导致灭亡；贤圣的君主总担心自己会亡国，反而能长治久安。如今天下衰败，老百姓家里连一石粮食都没有，国家也没有一年的积蓄，外面有强敌，军队长期驻守边境，国内又大兴土木，各州郡都不得安宁。要是敌人来进攻，我担心那些正在筑墙干活的人都没办法为国家拼命啊。而且，将士官吏的俸禄逐渐减少，跟以前比，只有五分之一，那些休假的人连赏赐都没了，以前不用交税的现在都要交一半，这使得官府收入比以前多，支出却比以前少很多。可即便这样，财政开支还是常常不够，连牛肉这样的小税，也接连不断地征收。仔细想想，这些费用肯定都花在了不该花的地方。再说，俸禄、赏赐的谷物和布帛，是君主用来惠养官吏百姓，关乎他们生存的东西，要是现在削减甚至废除，就等于夺了他们的命。已经给了又拿走，这是最容易让人生怨的啊。”皇帝看了之后，对中书监、中书令说：“看了高堂隆这奏章，真让我害怕啊！”
尚书卫觊也上书说：“现在提意见的人大多爱说好听的：一说治理国家，就把陛下比作尧、舜；一说征伐敌人，就把吴、蜀两国比作狐狸、老鼠。我觉得不是这样。天下分成魏、蜀、吴三国，各方人才都为自己的君主效力，这跟以前六国分治没什么区别。如今很多地方荒无人烟，老百姓生活困苦。陛下要是不重视，国家就会越来越衰败，很难再振兴起来。武皇帝那时候，后宫吃饭只有一道肉菜，衣服不用锦绣，床垫不装饰花边，器物不用红漆，所以才能平定天下，给子孙留下福泽，这些陛下您都是知道的。现在最要紧的，应该是君臣上下一起核算府库的收支，量入为出，这样还怕来不及呢；可现在工程劳役不停，奢侈之风越来越严重，国库一天天枯竭。以前汉武帝相信神仙之道，说要得到云端的露水来吃玉屑，所以才立了仙掌来承接高空的露水，陛下您很明智，每次都嘲笑这种做法。汉武帝为了求露水还被人指责，陛下您又不需要露水，却白白设置承露盘，没啥好处还浪费功夫，这些确实都应该是陛下考虑裁撤的啊。”
当时有诏书，要把之前已经嫁给官吏百姓的女子收回，重新许配给士兵，还允许用人口来赎自己的妻子，并且挑选其中长得漂亮的送进后宫。太子舍人、沛国人张茂上书劝谏说：“陛下您是上天的儿子，老百姓、官吏也都是陛下的子民，现在把那边的妻子夺过来给这边，这不就跟抢哥哥的妻子给弟弟一样嘛，对父母来说这太偏心了。而且，诏书说可以用年纪、长相和妻子差不多的人口来代替，所以有钱人就倾家荡产，没钱的就到处借钱，高价买人来赎自己的妻子。官府名义上是把这些女子许配给士兵，实际上却送进了后宫，长得丑的才给士兵。得到妻子的人不一定高兴，失去妻子的人肯定忧愁，不管是穷的还是愁的，都不满意。君主拥有天下，却得不到百姓的欢心，很少有不危险的。况且外面有几十万军队，一天的花费可不只是千金，就算把天下的赋税都用来供给军队，都不一定够，更何况还有后宫那些没有正式编制的女子。太后娘家，赏赐毫无节制，内外互相攀比，花费的钱财快抵得上军费的一半了。以前汉武帝挖地造海，堆土成山，那是因为当时天下统一，没人敢跟他争。自从天下衰败动乱以来，四五十年来，战马没卸过鞍，士兵没脱过甲，强敌就在边境，一直想着颠覆魏国。陛下不兢兢业业，想着崇尚节约，却一心追求奢靡，让宫中尚方制作供人玩乐的东西，在后园建造承露盘，这确实能让眼睛、耳朵享受一下，可也足以让敌人有可乘之机啊！真可惜啊，陛下不学习尧、舜的节俭，却去做汉武帝那些奢侈的事，我私下里觉得陛下这样做不合适啊。”皇帝还是没听。
高堂隆病重，口述了一篇奏疏：“曾子说过：‘人快要死的时候，说的话是善意的。’我的病越来越重，只担心突然去世，一片忠心不能表明。我一片赤诚，希望陛下能稍微看一看！我看夏、商、周三代拥有天下，圣贤的君主代代相传，历经数百年，每一寸土地都是他们的，每一个百姓都是他们的臣民。然而像夏桀、商纣这些人，放纵欲望，惹得老天爷震怒，国家变成废墟，商纣被斩首，夏桀被流放，天子的尊位，被商汤、周武王取代。他们难道是外人吗？其实都是圣明君主的后代啊。黄初年间，上天就显示了警告，有只奇怪的鸟，在燕巢里长大，嘴、爪和胸部都是红色的，这可是魏国的大异象啊。应该防范朝廷内部飞扬跋扈的大臣。可以挑选各位亲王，让他们治理封国，掌管军队，像棋子一样分布在各地，镇守京城周边，辅佐皇室。老天爷是不会偏袒谁的，只辅佐有德行的人。百姓歌颂德政，国家就能长治久安；要是下面有怨言，老天爷就会收回天命，交给有才能的人。由此可见，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只是陛下您一个人的天下啊！”皇帝亲自写诏书，深切慰问他。没过多久，高堂隆就去世了。
陈寿评论说：高堂隆学问高深，一心想着匡正君主，借着各种变故陈述告诫，发自内心的诚恳，真是忠心啊！至于坚持要更改历法，让魏国认虞舜为祖先，这想法可能有点过于执着了吧！
评论
这段史料生动还原了魏明帝曹叡统治时期，朝堂之上围绕宫廷奢靡、劳民伤财展开的激烈争议，展现了专制皇权下谏臣的担当与无奈，也折射出曹魏政权由盛转衰的深层隐患。透过董寻、高堂隆、卫觊、张茂等大臣的谏言与魏明帝的反应，我们得以窥见三国中后期曹魏政治生态的复杂面相。
权力扩张下的奢靡狂欢
魏明帝将长安的钟虡、铜人等重物迁至洛阳，因铜人过重滞留霸城后，竟“大发铜铸铜人二”“铸黄龙、凤皇各一”，还在芳林园“起土山”，让公卿群僚亲自负土劳作。这种大规模的奢靡建设，本质上是皇权扩张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帝王试图通过营造“天命所归”的象征体系，巩固自身统治合法性。
从现代政治学视角看，魏明帝的行为暗含着权力象征建构的逻辑：铜人翁仲彰显威慑力，龙凤雕塑强化神权色彩，承露盘模仿汉武帝求仙之举，土山园林则炫耀帝国财力。但这种建构完全脱离了现实基础——建安以来长期战乱导致“门殚户尽”“遗孤老弱”，社会亟需休养生息，帝王却将资源投入“无益之物”，形成鲜明的统治悖论。
谏臣群体的批判逻辑与价值坚守
面对皇权的任性扩张，董寻、高堂隆等大臣形成了集体性的谏诤浪潮，其批判逻辑呈现出多层次特点：
伦理层面：董寻引用孔子“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儒家核心准则，直指帝王让公卿“穿方举土，面目垢黑”是“毁国之光”，违背了君臣相处的基本伦理。他“沐浴以待命”的赴死姿态，将传统士大夫“文死谏”的精神推向极致。
现实层面：卫觊对比曹操时期“后宫食不过一肉”的节俭与当下“工役不辍，侈靡日崇”的现状，指出“千里无烟，遗民困苦”的社会现实与奢靡建设的尖锐矛盾，强调“量入为出”的治国理性。
战略层面：高堂隆直击吴蜀“僭号称帝，欲与中国争衡”的外部威胁，警告帝王“使公卿大夫并与厮徒共供事役”会损害国家形象，更会削弱对抗强敌的国力基础，其“亡国之主自谓不亡”的警示极具历史穿透力。
民生层面：张茂揭露帝王强夺民妻“以配士”却实则选入掖庭的虚伪，指出“富者倾家尽产，贫者举假贷贳”的民生疾苦，尖锐质问“夫君有天下而不得万姓之欢心者，鲜不危殆”，将批判聚焦于统治合法性的根本来源。
皇权体制的回应困境
魏明帝对谏言的回应呈现出矛盾性：面对董寻“言出必死”的激烈谏诤，他虽怒斥“不畏死邪”却最终“有诏勿问”；对高堂隆“使朕惧哉”的感叹，却并未真正停止奢靡建设；对卫觊、张茂的合理化建议，更是“帝不听”的直接拒绝。这种矛盾本质上是专制皇权体制的内在困境——帝王既需要士大夫群体的智力支持与合法性背书，又难以割舍权力带来的享乐自由与权威炫耀。
值得注意的是，魏明帝的拒绝并非完全非理性。在三国鼎立的格局下，通过大规模营造宫殿、铸造象征物来强化“天命在魏”的意识形态，或许是其巩固统治的策略选择。但问题在于，他未能把握“象征建构”与“现实治理”的平衡，将过多资源投入非生产性领域，导致“帑藏日竭”“民无儋石之储”，最终透支了曹魏政权的统治基础。
历史镜鉴的现代启示
这段历史为现代社会提供了多重启示：
公共资源的分配理性：国家资源应优先投入民生改善与生产发展，而非权力象征的炫耀性消费，卫觊“量入为出”的主张至今仍具现实意义。
权力监督的必要性：董寻、高堂隆等人的谏诤表明，健全的谏言机制是防止权力滥用的重要保障，而“主者奏收寻，有诏勿问”的结局则显示，缺乏制度性保障的谏言难以真正约束皇权。
统治合法性的根基：张茂“不得万姓之欢心者，鲜不危殆”的警告揭示，任何政权的合法性最终都来自民众的认同，脱离民生需求的统治注定难以长久。
危机应对的战略眼光：高堂隆在外部威胁下对内部治理的关注，提醒执政者需在短期政绩与长期安全、形象工程与实质民生之间保持清醒权衡。
陈寿评高堂隆“学业修明，志存匡君，因变陈戒，发于恳诚”，恰是对这批谏臣精神的最好注解。他们的抗争虽未能阻止曹魏由盛转衰的趋势，却为中国历史留下了“以道抗势”的精神遗产，也让这段关于奢靡与节俭、专制与谏诤的历史叙事，成为映照古今政治得失的永恒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