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州很多城邑都向曹操投降了。袁绍逃到黎阳北岸，跑到他的将军蒋义渠营中，拉着蒋义渠的手说：“我把自己的性命就交给你了！”蒋义渠赶忙让出营帐给袁绍，让他在这里发号施令。士兵们听说袁绍在这儿，渐渐又都归附过来。
有人对田丰说：“这下你肯定会被袁绍重用啦。”田丰却摇头说：“袁公表面上宽容，实际上心胸狭隘，他不明白我的忠心，我还多次因为直言相劝冒犯他。要是这次打胜仗，他高兴了，说不定还能赦免我。可现在打了败仗，他心里正窝火，那股子小心眼肯定就冒出来了，我看我是活不成了。”袁绍的士兵们都捶胸顿足地哭着说：“要是田丰在这儿，咱们肯定不会败得这么惨。”袁绍对逄纪说：“冀州的人听说我军战败，肯定都很挂念我。只有田别驾之前劝我别出兵，和别人想法不一样，我自己也觉得挺惭愧。”逄纪却趁机说：“田丰听说将军战败撤退，拍手大笑，高兴自己说对了。”袁绍听了这话，就对手下的人说：“我没听田丰的话，果然被他笑话了。”于是就把田丰给杀了。
一开始，曹操听说田丰没跟着袁绍出征，就高兴地说：“袁绍这次肯定要败。”等袁绍大败而逃，曹操又说：“要是袁绍听了他那个别驾的计策，结果还真不好说呢。”
审配的两个儿子被曹操抓住了，袁绍的将领孟岱就对袁绍说：“审配掌权专政，家族势力大，兵力又强，而且他两个儿子在曹操那边，恐怕他会心怀反意。”郭图、辛评也觉得是这么回事。袁绍就打算让孟岱当监军，代替审配守邺城。护军逄纪向来和审配不和，袁绍就去问他的意见。逄纪说：“审配天性刚直，一直仰慕古人的气节，肯定不会因为两个儿子在曹操那边就做出不义之事。希望您别怀疑他。”袁绍很惊讶：“你不是讨厌他吗？”逄纪说：“以前的矛盾是私人恩怨，现在说的可是国家大事。”袁绍听了，说：“说得好！”就没撤审配的职，审配从此和逄纪的关系反而更好了。袁绍又慢慢把冀州那些背叛他的城邑给平定了。
袁绍这人表面上宽厚文雅，有风度，喜怒不轻易表现在脸上，但实际上骄傲自负，听不进别人的好建议，所以才落得失败的下场。
冬天，十月辛亥日，有彗星出现在大梁的天空。
庐江太守李术杀了扬州刺史严象，庐江的梅乾、雷绪、陈兰等人也各自聚集了几万人，在江淮之间活动。曹操上表推荐沛国的刘馥当扬州刺史。当时扬州只剩下九江郡还在掌控之中，刘馥单人匹马来到合肥空城，在这里建立州府，招揽梅乾、雷绪等人，他们也陆续向刘馥进贡。几年时间，刘馥的恩德教化广泛推行，流亡的百姓数以万计地回来。刘馥于是大规模开展屯田，兴修水利设施。官府和百姓都有了积蓄后，他又召集学生，兴办学校。还把城墙修得高高的，储备了很多木材和石头，加强作战和防守的准备。
曹操听说孙策死了，就想趁着办丧事的时候去攻打东吴。侍御史张纮劝他说：“趁着别人办丧事去攻打，这不符合自古以来的道义。要是打不赢，就结下仇，丢了和好的机会，不如趁这个机会厚待东吴。”曹操听了，就上表推荐孙权为讨虏将军，兼任会稽太守。曹操还想让张纮去辅佐孙权，使孙权归附朝廷，就任命张纮为会稽东部都尉。
张纮到了东吴，孙权的母亲因为孙权年纪小，就把辅佐孙权的事托付给张纮和张昭。张纮尽心尽力，只要是他知道该做的事，没有不做的。孙权母亲问扬武都尉、会稽人董袭：“江东能保住吗？”董袭回答说：“江东有山川险要，而且已故的讨逆将军（孙策）对百姓有恩德，讨虏将军（孙权）继承基业，无论大小官员都愿意效命，张昭主持各项事务，我等充当得力助手，现在正是占尽地利人和的时候，没什么可担心的。”
孙权派张纮去他的任职地，有人因为张纮本来是被北方朝廷任命的官员，就怀疑他的志向不止于此，孙权却不把这些话放在心上。
鲁肃打算回北方去，周瑜劝住了他，还把鲁肃推荐给孙权，说：“鲁肃的才能适合辅佐您成就大业，您应该多找些像他这样的人，一起成就一番事业。”孙权马上召见鲁肃，跟他一聊，特别高兴。等宾客都退下后，孙权单独把鲁肃拉到跟前，同榻对饮，说：“现在汉室危急，我想建立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功业，你有什么办法辅佐我呢？”鲁肃说：“以前汉高祖想尊崇侍奉义帝，却没能做到，就是因为项羽从中作梗。现在的曹操，就像以前的项羽，将军您怎么能成为齐桓公、晋文公呢！依我看，汉室不可能复兴了，曹操也不可能一下子就除掉。为将军您考虑，只有先保住江东，观望天下局势的变化。要是赶上北方曹操忙着处理其他事务，咱们就去剿灭黄祖，进而攻打刘表，占据整个长江流域，这可是成就帝王大业的基础啊。”孙权说：“我现在只是想在这一方尽力，希望能辅佐汉室，你说的这些我还没考虑到呢。”张昭却诋毁鲁肃，说他年轻不懂事，做事粗疏，孙权却更加看重鲁肃，赏赐给他很多财物，鲁肃一下子变得和以前一样富有。
孙权把那些兵力少、待遇低的小将的队伍合并起来。别部司马、汝南人吕蒙，军队军容整齐，士兵训练有素。孙权特别高兴，给他增加了兵力，对他十分宠信。功曹骆统劝孙权要尊重贤才，结交士人，经常思考得失，在犒赏赏赐的时候，要让每个人都单独进来，问问他们生活起居的情况，表达关心，引导他们说话，了解他们的志向和兴趣。孙权采纳了他的建议。骆统是骆俊的儿子。
庐陵太守孙辅担心孙权守不住江东，就偷偷派人给曹操送信，叫曹操来。送信的人把这事告诉了孙权，孙权把孙辅身边亲近的人都杀了，把他的部队拆分，把孙辅迁到东边安置。曹操下诏书征召华歆，让他担任议郎，参与司空府的军事事务。
庐江太守李术不愿意服从孙权，还收留了很多孙权这边逃跑叛变的人。孙权把这些情况告诉曹操，说：“以前严刺史是被您任用的，却被李术害死了，他如此肆意妄为，实在无道，应该赶紧把他灭了。现在李术肯定又会花言巧语地向您求救。您身负重任，天下人都看着呢，希望您下令给相关官员，别再听他那套。”说完就出兵到皖城攻打李术。李术向曹操求救，曹操没理他。孙权于是血洗皖城，砍下李术的脑袋示众，还把他的两万多部下迁走。
刘表攻打张羡，打了好几年都没打下来。曹操当时正和袁绍对峙，没时间去救张羡。后来张羡病死了，长沙人又拥立他的儿子张怿。刘表接着攻打张怿以及零陵、桂阳，把这些地方都平定了。这下刘表的地盘方圆几千里，军队十多万，他就不再向朝廷进贡，还举行祭祀天地的仪式，日常生活的穿戴用度，都仿照皇帝的规格。
张鲁觉得刘璋昏庸懦弱，就不再听从他的命令，还袭击别部司马张修，把他杀了，吞并了他的人马。刘璋很生气，杀了张鲁的母亲和弟弟，张鲁就占据汉中，和刘璋成了敌人。刘璋派中郎将庞羲去攻打张鲁，没打赢。刘璋就让庞羲当巴郡太守，驻扎在阆中抵御张鲁。庞羲擅自召集汉昌的賨民当兵，有人在刘璋面前说庞羲的坏话，刘璋就开始怀疑他。赵韪多次劝谏刘璋，刘璋不听，赵韪心里也很恼火。
当初，南阳和三辅地区有几万户百姓流入益州，刘焉把他们都收编为军队，叫东州兵。刘璋性格宽厚软弱，没什么威严和谋略，东州兵经常侵犯欺压当地百姓，刘璋也管不住。赵韪向来很得人心，就借着益州当地士人和百姓的怨恨，发动叛乱，带着几万人攻打刘璋。他还送了很多财物给荆州，和荆州联合。蜀郡、广汉、犍为等地都响应赵韪。
评论
这段史料聚焦于官渡之战后汉末群雄的动态与命运转折，既展现了权力博弈的残酷，也揭示了性格对成败的深刻影响，更勾勒出乱世中各方势力的生存策略与格局演变。
袁绍集团的溃败与内耗：性格悲剧的必然
官渡战败后，袁绍集团陷入了“兵败-猜忌-内斗-进一步衰败”的恶性循环，而这一切的根源在于袁绍自身的性格缺陷。他表面宽和雅量，实则“性矜愎自高，短于从善”，这种性格在战败后的表现尤为致命。
田丰之死堪称典型悲剧。战前田丰以“至言迕之”，精准预判了出战的风险；战败后，袁绍本有反思“吾亦惭之”，却因逢纪的构陷“丰拊手大笑”而恼羞成怒，最终诛杀田丰。这一事件不仅暴露了袁绍“貌宽而内忌”的本性，更让河北集团失去了重要的战略智囊。正如袁绍军士所言“向令田丰在此，必不至于败”，田丰之死既是个人悲剧，更是袁绍集团自毁长城的象征。曹操对田丰的评价“向使绍用其别驾计，尚未可知也”，从侧面印证了袁绍“短于从善”的致命弱点。
而审配与逢纪的关系转折，则在黑暗中透出一丝亮色。逢纪虽与审配素有私怨，但在孟岱、郭图等人构陷审配时，却能以国事为重，直言“先所争者，私情也；今所陈者，国事也”，最终保住了审配。这种超越私怨的理性，在袁绍集团的内耗中显得尤为珍贵，也让袁绍暂时稳住了邺城根基。但这种偶然的理性闪光，终究无法弥补袁绍集团根深蒂固的结构性问题——领导者的刚愎自用与核心团队的信任缺失。
曹操集团的战略布局：稳健扩张与政治手腕
相较于袁绍的颓势，曹操在官渡之战后展现出清晰的战略头脑与成熟的政治手腕，通过“军事打击+政治拉拢+制度建设”多管齐下，巩固并扩张势力范围。
在扬州的经营上，曹操任命刘馥为刺史，以合肥为据点展开建设。刘馥单马入空城，通过“招怀流民、广屯田、兴陂堨、立学校”等举措，数年之内使扬州从“独有九江”的残破局面，发展为“流民归者以万数”的稳固地盘。这种“恩化大行”的治理模式，与单纯的军事征服形成鲜明对比，为曹操集团提供了稳定的后方与经济支撑，体现了曹操在根据地建设上的长远眼光。
而在处理江东事务时，曹操的政治手腕更为凸显。面对孙策死后的江东局势，他采纳张纮建议，表孙权为讨虏将军，既避免了“乘人之丧”的道义指责，又以名义上的册封争取缓冲空间。在孙权攻李术时，曹操拒绝李术的求救，默许孙权扩张，既借孙权之手清除了不听话的地方势力，又维持了对江东的间接影响力，展现出“以夷制夷”的政治智慧。同时，征召华歆入朝，则是将地方精英纳入中央体系，削弱地方割据基础的典型手段。
江东孙氏的内部整合：权力巩固与危机应对
孙权在继承孙策基业后，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双重挑战，但其通过果断手段与策略调整，逐步巩固了江东统治。
对内，孙权展现出强硬的权力掌控力：严惩私通曹操的孙辅，“悉斩其亲近，分其部曲”；强攻皖城诛杀李术，“屠其城，枭术首”，以铁血手段震慑内部不稳定因素。同时，他又能采纳骆统建议，通过“尊贤接士、问其燥湿、诱谕使言”等方式拉拢人心，提拔吕蒙等有能将领，形成“赏罚分明、恩威并施”的治理风格。鲁肃的“江东王业论”虽被孙权表面否定，实则成为江东集团的长期战略蓝图，体现了年轻统治者在理想与现实间的平衡艺术。
但江东的整合并非一帆风顺。孙辅的背叛、李术的叛乱，暴露出部分势力对孙权的不信任；张昭对鲁肃的质疑，则反映了元老派与新锐派的理念冲突。孙权通过“斩叛立威+纳谏用贤”的组合拳，逐步化解内部矛盾，为江东的长期割据奠定基础。其处理李术时“先告曹操、再举兵攻伐”的操作，既借中央权威孤立对手，又避免了与曹操的直接冲突，展现出超越年龄的政治成熟。
南方势力的动态：刘表的局限与张鲁的崛起
在中原与江东之外，南方的刘表与益州的张鲁、刘璋也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轨迹，揭示了地方割据势力的局限性。
刘表在平定张羡叛乱后，虽坐拥“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的庞大势力，却陷入了“僭拟乘舆”的虚浮中。他既无进取中原之志，又未能有效整合内部资源，满足于当“荆州土皇帝”，最终沦为曹操与孙权夹缝中的被动存在。这种“守成有余、开拓不足”的格局，使其虽能一时强盛，却终究无法在乱世中争夺霸权。
益州则陷入“内忧外患”的困境。张鲁因刘璋暗懦而独立，杀张修并其众，与刘璋反目；刘璋既不能约束东州兵对旧民的侵暴，又猜忌功臣庞羲，导致赵韪以“士民之怨”发动叛乱。这种“主弱臣疑、民怨沸腾”的局面，为后来刘备入蜀埋下伏笔。刘璋的“宽柔无威略”与袁绍的“矜愎自高”虽性格迥异，却殊途同归——都因领导者的能力缺陷，使集团陷入内部分裂与外部威胁的双重危机。
乱世启示：性格、制度与格局的较量
这段历史深刻揭示了乱世竞争的核心逻辑：领导者的性格决定决策质量，制度建设决定发展潜力，战略格局决定最终命运。
袁绍的失败，本质是性格的失败——刚愎自用导致战略失误，猜忌心重导致人才流失，最终在优势局面下崩盘；曹操的成功，则在于其“知人善任、战略清晰、文武并用”的综合能力，既能在军事上击败强敌，又能在治理上扎根立足；孙权的崛起，印证了“乱世需铁腕，治世靠仁心”的辩证法则，以强硬手段稳定权力，以恩威并施凝聚人心。
而刘表、刘璋的局限则说明：在天下分崩的乱世中，“守成”本身就是一种失败。没有清晰的战略目标、有效的制度建设与强大的执行力，再庞大的地盘与兵力，也终将沦为他人的嫁衣。这段历史中的人物命运与势力兴衰，为后世提供了永恒的启示：权力的竞争，终究是人的竞争；而人的竞争，终究是格局与品格的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