汝南郡的督邮吴导接到抓捕范滂的诏令，来到征羌县后，他抱着诏书，把自己关在驿站里，趴在床上哭泣，全县的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范滂听说后，说：“这肯定是因为我。”就主动去了监狱。县令郭揖大吃一惊，赶忙出来，解下自己的印绶，拉着范滂要一起逃走，说：“天下这么大，你为啥要留在这里等死啊！”范滂说：“我死了，这场灾祸或许就能平息，我怎么敢因为自己的罪连累您呢。而且我也不能让老母亲跟着我四处流离啊！”范滂的母亲前来和他诀别，范滂对母亲说：“仲博很孝顺，足够好好供养您。我跟着父亲龙舒君去黄泉，不管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都各得其所。只是希望母亲您割舍这难以割舍的恩情，别太悲伤了！”仲博是范滂的弟弟，龙舒君指的是范滂的父亲，曾任龙舒侯国的相，名叫范显。范滂母亲说：“你如今能和李膺、杜密齐名，死了又有什么遗憾的！已经有了好名声，还想追求长寿，这哪能都得到呢！”范滂跪着接受母亲的教诲，拜了两拜后告别。他又看着自己的儿子说：“我想让你做坏事吧，可坏事确实不能做；想让你做好事吧，可我做了好事却落得这般下场。”路上听到这番话的人，没有不流泪的。
这次党锢之祸，党人一共死了一百多人，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流放到边疆。天下的豪杰以及有学问、有品德的人，宦官们一概指为党人；有仇怨的人，也趁机互相陷害，哪怕只是一点小怨恨，也被随意归入党人名单。州郡官员按照上面的旨意，有的人即便和党人毫无关系，也遭了殃。因此死去、流放、罢官、禁锢的又有六七百人。
郭泰听说党人遇害，私下里悲痛地说：“《诗经》里讲：‘贤能的人都没了，国家就要衰败。’汉朝怕是要灭亡了，只是不知道最后这天下会落到谁的手里啊！”郭泰虽然喜欢评价人物，但不会说那些很激进、很尖锐的话，所以能在这乱世中不惹祸上身。
张俭逃命的时候，处境非常困窘，每到一处，人们都敬重他的名声和品行，哪怕倾家荡产也要收留他。后来他辗转到了东莱，住在李笃家里。外黄县令毛钦带兵来到李笃家门口，李笃把毛钦拉到座位上说：“张俭确实是获罪逃命，我李笃怎么敢藏他呢！但要是他真在这儿，他可是个名士，您难道就忍心抓他吗！”毛钦起身拍着李笃说：“蘧伯玉以自己独自做君子为耻，你怎么能独自占了这仁义之名呢！”李笃说：“要是您也想分点仁义，那就带走一半人吧（意思是别抓张俭）。”毛钦无奈叹息着离开了。李笃带着张俭经过北海戏子然家，然后进入渔阳，逃出塞外。张俭所到之处，有十几个人因窝藏他面临重刑，被牵连逮捕拷问的人遍布天下，他的宗亲都被灭族，很多郡县都因此残破不堪。
张俭和鲁国人孔褒是老相识，逃亡时去投奔孔褒，没碰到他，孔褒的弟弟孔融，当时才十六岁，就把张俭藏了起来。后来事情泄露，张俭得以逃脱，鲁国国相把孔褒、孔融抓起来关进监狱，不知道该定谁的罪。孔融说：“是我收留藏匿了他，该定我的罪。”孔褒说：“他是来投奔我的，不是我弟弟的错。”官吏又问他们的母亲，母亲说：“家里的事应该由长辈负责，我来承担这个罪责。”一家人都争着赴死，郡县的官员犹豫不决，就上报朝廷请示，最后诏书判定孔褒有罪。等到党禁解除，张俭才回到家乡，后来担任卫尉，八十四岁去世。
夏馥听说张俭逃亡，感叹道：“这灾祸是自己造成的，白白连累了那么多好人，一个人逃命，却害得千家万户遭殃，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于是他剪掉胡须，改变容貌，躲进林虑山中，隐姓埋名，给冶炼人家当佣人，亲自冒着烟火炭灰干活，弄得形容憔悴，过了两三年，都没人认出他。夏馥的弟弟夏静带着细绢等财物来寻找他、供养他，夏馥不接受，说：“弟弟你怎么能带着灾祸来给我呢！”党禁还没解除，他就去世了。
当初，中常侍张让的父亲去世，回颍川安葬，虽然全郡的人都去了，但名士们一个都没去，张让觉得特别丢人。只有陈寔去吊唁了。等到诛杀党人的时候，张让因为陈寔的缘故，保全和赦免了不少人。南阳的何颙，向来和陈蕃、李膺关系很好，也被追捕，于是他改名换姓，躲在汝南一带，和袁绍结为生死之交，常常偷偷进入洛阳，和袁绍商量，为那些遭遇党锢之祸的名士寻求救援，想各种办法，让他们能够逃脱隐藏起来，被他保全性命的人很多。
当初，太尉袁汤有三个儿子，分别是袁成、袁逢、袁隗。袁成生了袁绍，袁逢生了袁术。袁逢、袁隗都很有名望，年轻时就担任显要官职。当时中常侍袁赦因为袁逢、袁隗出身宰相之家，又和自己同姓，就推崇他们作为外援，所以袁氏家族在当时非常显贵受宠，生活极其富裕奢侈，和其他公侯家族都不一样。袁绍身材壮健，容貌威严，喜欢结交士人，培养自己的名声，宾客们像车轮的辐条聚集到车毂一样归附他，各种车辆把街道都塞满了。袁术也以行侠仗义闻名。袁逢哥哥的儿子袁闳，从小就有操守品行，以耕种和学习为业，袁逢、袁隗多次送东西给他，他都不接受。袁闳看到当时局势险恶混乱，而自己家门第富贵昌盛，常常对兄弟们叹息说：“我们祖先福泽深厚，可后世子孙不能用德行来守住这份家业，却争着骄奢淫逸，在乱世中争权夺利，这就和晋国的三郤一样啊（最终会招来灾祸）。”等到党锢之祸发生，袁闳想躲进深山老林，但因为母亲年迈，不适合远走，就在庭院里四周筑起土屋，不留门，从窗户送进饮食。母亲想念他的时候，就去看望他，母亲一走，他就把窗户关上，兄弟妻子都见不到他。他就这样隐居了十八年，最后死在土屋里。
当初，范滂等人批评朝政，从公卿以下的官员都对他们很恭敬，太学生们也争着仰慕他们的风度，觉得文学将会复兴，隐士们会重新被任用。只有申屠蟠叹息道：“以前战国的时候，那些隐士们高谈阔论，各国的君主甚至为他们清扫道路，在前面为他们引路，可最后却发生了坑儒烧书的灾祸，现在的情况和那时差不多啊。”于是他在梁、砀一带隐居起来，在树上搭个屋子，把自己当作佣人。过了两年，范滂等人果然遭遇党锢之祸，只有申屠蟠超脱事外，没有受到牵连。
司马光评论说：天下政治清明的时候，君子可以在朝堂上宣扬正义，指正小人的罪过，没人敢不服；天下政治黑暗的时候，君子只能闭口不言，躲避小人带来的灾祸，可即便这样有时也难以幸免。党人们生在这混乱的时代，又没有身居高位，天下动荡不安，却想用言论来挽救局势，评论人物好坏，激浊扬清，这就好比去撩拨毒蛇的头，踩踏虎狼的爪子，以至于自己遭受残酷刑罚，还连累朋友，士人阶层几乎被消灭，国家也跟着走向灭亡，这难道不悲哀吗！只有郭泰既明智又通达，能够保全自己；申屠蟠能洞察先机，迅速行动，不等事情恶化就早早隐退，他们的做法真是卓越，一般人比不上啊！
建宁二年庚子日月底，发生日食。
十一月，太尉刘宠被免职，太仆扶沟人郭禧担任太尉。
鲜卑侵犯并州。
长乐太仆曹节生病，病情危急，皇帝下诏任命他为车骑将军。不久，曹节病好了，就上交印绶，又担任中常侍，赐位特进，俸禄为中二千石。
高句丽王伯固侵犯辽东，玄菟太守耿临出兵讨伐，迫使他投降。
建宁三年（公元170年，庚戌年）
春天，三月丙寅日月底，发生日食。
朝廷征召段颎回到京城，任命他为侍中。段颎在边疆十多年，从来没有舒舒服服睡过一天安稳觉，和将士们同甘共苦，所以将士们都愿意为他拼死作战，他所到之处都能立下战功。
夏天，四月，太尉郭禧被免职，任命太中大夫闻人袭为太尉。
秋天，七月，司空刘嚣被免职；八月，任命大鸿胪梁国人桥玄为司空。
九月，执金吾董宠因为假传永乐太后的旨意请托事情，被关进监狱处死。
冬天，郁林太守谷永用恩德和信义招降了乌浒人十多万，这些人都归附汉朝，接受汉朝的冠带服饰，汉朝为此新设置了七个县。
凉州刺史扶风人孟佗派从事任涉带领敦煌兵五百人，和戊己司马曹宽、西域长史张宴，率领焉耆、龟兹、车师前、后部的军队，总共三万多人去讨伐疏勒，攻打桢中城，四十多天都没能攻下，只好撤退。后来疏勒王接连被人杀害，朝廷也没办法再去治理。当初，中常侍张让有个监奴，负责管理家里事务，威风很大。孟佗家财丰厚，和这个监奴结交，用尽财物讨好他，毫无保留。监奴们都很感激他，问他想要什么。孟佗说：“我就希望你们能给我拜一拜。”当时去求见张让的宾客，车辆常常有几百上千辆，孟佗去见张让，去得晚了，进不去，那个监奴就带着一群家奴在路上迎接他，向他下拜，然后一起用车子把他迎进家门，宾客们都很惊讶，以为孟佗和张让关系特别好，都争着把珍贵的玩物送给他。孟佗把这些东西又分给张让，张让特别高兴，因此任命孟佗为凉州刺史。
建宁四年（公元171年，辛亥年）
春天，正月甲子日，皇帝行加冠礼，大赦天下，但党人不在赦免之列。
二月癸卯日，发生地震。
三月辛酉日初一，发生日食。
太尉闻人袭被免职，任命太仆汝南人李咸为太尉。
发生大瘟疫。
司徒许训被免职，任命司空桥玄为司徒；夏天，四月，任命太常南阳人来艳为司空。秋天，七月，司空来艳被免职。
癸丑日，立贵人宋氏为皇后，宋皇后是执金吾宋酆的女儿。
司徒桥玄被免职，任命太常南阳人宗俱为司空，前司空许栩为司徒。
皇帝因为窦太后有拥立自己的功劳，冬天，十月戊子日初一，率领群臣到南宫朝见太后，亲自给太后进献食物，祝太后长寿。黄门令董萌因此多次为太后诉说冤屈，皇帝很认同，对太后的供养和待遇比以前更好了。曹节、王甫很痛恨董萌，就诬陷他诽谤永乐宫，把他关进监狱处死。
鲜卑再次侵犯并州。
评论
这段史料涵盖了东汉建宁二年至四年的关键事件，核心围绕党锢之祸的深化、士人命运的分化与宦官专权的登峰造极，字里行间尽显乱世的悲凉与人性的挣扎，可从三个维度解读：
党锢之祸的极致：道义与暴力的殊死碰撞
范滂入狱的场景，堪称汉末士大夫精神的巅峰写照。当吴导“抱诏书闭传舍而泣”，当郭揖“解印绶欲共亡”，范滂的选择超越了个人生死——他以“死则祸塞”的担当，拒绝牵连他人；与母亲诀别时，母亲一句“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将儒家“三不朽”的价值观推向极致：比起寿考，“令名”才是永恒的生命。而他对儿子的遗言“使汝为恶，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更是道尽乱世中“行善反遭祸”的荒诞，道破制度性邪恶对伦理的扭曲。
这场灾难的残酷性远不止于诛杀百馀党人。宦官集团将“党人”标签异化为政治工具：“有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滥入党中”，甚至“未尝交关”者也“离祸毒”，六七百人或死或徙。这种无差别的清洗，本质是对整个士大夫阶层的系统性摧毁——当正直成为罪名，道义沦为原罪，王朝的精神支柱彻底崩塌。
张俭的逃亡则展现了另一种困境：他“望门投止”，所到之处“破家相容”，李笃与毛钦的对话“蘧伯玉耻独为君子”，彰显民间对道义的坚守；但代价是“伏重诛者以十数，宗亲殄灭，郡县残破”。夏馥的叹息“一人逃死，祸及万家”，道破这种“义举”的沉重：在暴政之下，连坚守道义都可能成为灾难的导火索。
士人阶层的分化：抗争、隐忍与妥协的生存抉择
面对浩劫，士大夫群体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选择，折射出乱世中的人性光谱：
以死明志者：范滂、李膺等“事不辞难，罪不逃刑”，用生命践行“臣节”，将儒家“杀身成仁”的理念具象化。他们的死亡不是终结，而是化作“天下豪桀”心中的火种，为后来的反抗埋下伏笔。
隐忍避世者：郭泰“不为危言核论”，在党人死后仅私恸“汉室灭矣”，以沉默保持距离；申屠蟠预见“坑儒烧书之祸”，“绝迹于梁、砀之间”，用隐逸规避灾难。司马光盛赞他们“明哲保身”“见几而作”，实则是乱世中知识分子的无奈自保——当发声即获罪，沉默便成了最后的尊严。
曲线救人者：何颙“变名姓匿汝南”，与袁绍联手“为诸名士求救援”；陈寔因曾吊唁张让之父，在党锢中“多所全宥”。他们放弃了“清流”的姿态，以灰色手段在夹缝中救人，展现了道义在现实面前的弹性。
同流合污者：孟佗通过贿赂张让的监奴，竟换得凉州刺史之位，将官场的腐败演绎到极致。他的成功与范滂的牺牲形成刺眼对比，揭示出王朝覆灭的深层原因：当“作恶得势、行善遭诛”成为常态，人心的崩塌远比制度的腐朽更致命。
宦官专权的登峰造极：从操控皇权到腐蚀根基
这一时期的宦官集团，已从“操弄国权”升级为对帝国肌体的全面侵蚀：
政治操控：曹节、王甫不仅主导党锢清洗，更能随意诛杀为窦太后鸣冤的董萌，连皇帝“供养太后”的微小善举都要干预，皇权彻底沦为傀儡。14岁的灵帝对“党人”的无知发问，反衬出宦官对信息的垄断——他们用“图危社稷”的谎言，将屠杀包装成“维稳”，完成对统治合法性的盗窃。
经济掠夺：张让的监奴“威形喧赫”，孟佗靠行贿得官，折射出宦官集团已形成“权力变现”的产业链。地方官通过搜刮贿赂宦官，宦官则通过任命官员敛财，整个官僚体系沦为分赃工具，百姓承受“郡县残破”的恶果。
边疆失控：西域长史讨疏勒“四十馀日不能下”，最终“朝廷亦不能复治”，显示中央权威的衰落；鲜卑寇并州、高句骊犯辽东，边疆危机与内政崩坏相互叠加，帝国已陷入“内忧外患”的恶性循环。
值得玩味的是建宁四年的细节：灵帝加元服大赦，却“唯党人不赦”，彻底断绝和解可能；立宋皇后、朝见窦太后等事件，都成了宦官排除异己的由头。这说明宦官集团已不满足于权力，更要彻底消灭所有潜在威胁，这种极端化的统治逻辑，只会加速自身的灭亡。
结语：乱世的开端与历史的镜鉴
这三年的历史，是东汉王朝的“墓志铭”初稿。党锢之祸不仅是一场政治清洗，更是一次“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筛选——当范滂们死去，孟佗们得势，当郭泰沉默，曹节们狂欢，这个王朝的道德与制度已同时破产。
司马光的评论“党人生昏乱之世，不在其位，而欲以口舌救之”，虽似苛责，实则道破悲剧的核心：在制度性邪恶面前，单纯的道德批判与个体抗争，往往无力回天。但范滂母子的决绝、李笃们的坚守，恰是黑暗中不灭的微光——它们或许无法挽救一个王朝，却为文明保留了“何为正义”的记忆。
从党人赴死到宦官专权，从边疆失控到官场腐败，这段历史清晰地展示了一个真理：当权力失去约束，当正义沦为罪愆，当沉默成为生存技能，崩溃便只是时间问题。而那些在乱世中坚守道义的身影，永远是衡量人性高度的标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