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和二年（公元137年，丁丑年）
春天，武陵地区的蛮人可不安分了，两万人把充城围得死死的，还有八千人跑去攻打夷道。
二月，广汉属国的都尉带兵把白马羌打得落花流水。
皇帝赶紧派武陵太守李进去收拾那些反叛的蛮人，李进还挺给力，把蛮人之乱给平定了。完事之后，李进挑了些靠谱的官吏，好好安抚蛮人，武陵郡这才安定下来。
三月乙卯日，司空王卓去世了。丁丑日，任命光禄勋郭虔当司空。
夏天四月丙申日，京城发生地震。
五月癸丑日，山阳君宋娥因为搞阴谋、诬陷别人，被收回了印绶，打发回老家了。黄龙、杨佗、孟叔、李建、张贤、史泛、王道、李元、李刚这九个侯爷，因为和宋娥互相送礼，想谋取更高的官职、增加封地，也都被打发回各自的封国，还把他们的租税减少了四分之一。
象林的蛮人在区怜的带领下攻打县衙，把县官都给杀了。交趾刺史樊演赶紧调了交趾、九真一万多人去救援。可士兵们都害怕去那么远的地方打仗，到了秋天七月，这两个郡的士兵竟然造反了，反过来攻打刺史府。刺史府虽然把造反的士兵打败了，但蛮人的势力却越来越大。
冬天十月甲申日，皇帝到长安去巡视。扶风的田弱推荐了同郡的法真，说他对各种学问都精通，一直隐居不做官，应该请他出来担任重要职务。皇帝很诚恳地想把法真招来，前后征召了四次，可法真就是不愿意出山。他的朋友郭正称赞他说：“法真的名声大家都知道，可就是很难见到他本人。他想躲开名声，名声却跟着他、追着他，这人真称得上是百世之师啊！”法真是法雄的儿子。
丁卯日，京城又地震了。
太尉王龚看不过中常侍张昉他们专权乱政，就想上奏章请求皇帝把他们杀了。有宗亲拿杨震的事儿来劝他，王龚这才打消了念头。
十二月乙亥日，皇帝从长安回来了。
永和三年（公元138年，戊寅年）
春天二月乙亥日，京城以及金城、陇西都发生了地震，这两个郡还出现了山体崩塌。
夏天闰四月己酉日，京城又地震了。
五月，吴郡丞羊珍造反，攻打郡府，不过被太守王衡打败并斩杀了。
侍御史贾昌和州郡一起去讨伐区怜他们，结果没打赢，还被人家包围了。过了一年多，粮草都供应不上了。皇帝召集公卿百官还有四府的属官，问大家该怎么办。大家都建议派大将，从荆、扬、兖、豫四个州调四万人过去。李固不同意，他说：“要是荆、扬这两个州没啥事儿，调兵过去还行。可现在这两个州盗贼扎堆，根本清剿不完，武陵、南郡的蛮人也没老实，长沙、桂阳又经常被征调兵力，要是再折腾，肯定又会出乱子，这是第一个不行的原因。再说，兖、豫两州的人突然被征调，要去万里之外，还不知道啥时候能回来，诏书催得又急，他们肯定会逃跑或者反叛，这是第二个不行的原因。南方气候又热又潮湿，还有瘴气，去了的人十个得死四五个，这是第三个不行的原因。大老远跑过去，士兵们累都累死了，等赶到岭南，哪还有力气打仗，这是第四个不行的原因。军队每天行军三十里算正常，可日南离这儿有九千多里，得走三百天才能到。按每人每天五升粮食算，光士兵就得六十万斛米，还没算将领、官吏和驴马吃的呢，就这光让士兵自己背着盔甲去，费用都这么高了，这是第五个不行的原因。到了地方，死的人肯定多，到时候连敌人都打不过，还得再调兵，这就好比割自己的心腹去补四肢，这是第六个不行的原因。九真和日南相隔千里，调这两个地方的吏民都够呛，更何况让四个州的士兵去受这万里之苦呢，这是第七个不行的原因。以前中郎将尹就去讨伐益州的叛羌，益州那边都流传着谚语说：‘敌人来了还能忍，尹就来了可要命。’后来尹就被调回来，把军队交给刺史张乔，张乔靠着原来的将领和士兵，没几个月就把敌人消灭了。这就说明派大将不一定有用，州郡的力量也能办事。应该重新选有勇有谋、仁爱宽厚能当将帅的人，去当刺史、太守，让他们都去交趾。现在日南兵力单薄又没粮食，防守守不住，进攻又没能力，干脆把吏民都迁到北边靠近交趾的地方，等局势稳定了，再让他们回去。还可以招募蛮人，让他们互相攻打，给他们送金银财宝当报酬。要是有人能通过离间计拿到敌人首领的脑袋，就封他侯、赏他土地。以前的并州刺史长沙人祝良，勇敢果断，南阳的张乔以前在益州也有打败敌人的功劳，这俩人都能用。以前汉文帝直接提拔魏尚当云中太守，汉哀帝马上任命龚舍为泰山太守，现在也应该马上任命祝良他们，让他们直接去上任。”四府的人都觉得李固说得对，就任命祝良为九真太守，张乔为交趾刺史。张乔到了之后，又是开导又是安抚，反叛的人就投降的投降，解散的解散。祝良到了九真，一个人坐着车就进了贼窝，制定策略，靠威望和诚信招人投降，一下子就有几万人投降了，这些人还帮祝良盖起了官府。就这样，岭外地区又恢复太平了。
秋天八月己未日，司徒黄尚被免职。九月己酉日，任命光禄勋长沙人刘寿为司徒。丙戌日，让大将军、三公各举荐两个刚毅、勇猛、有谋略能当将帅的人，特进、卿、校尉各举荐一人。当初，尚书令左雄推荐冀州刺史周举当尚书。后来左雄当了司隶校尉，又举荐以前的冀州刺史冯直担任将帅。可冯直曾经因为贪污受过罪，周举就拿这事儿弹劾左雄。左雄说：“诏书让我选勇猛的人，又没让我选品行高洁的人。”周举说：“诏书让你选勇猛的人，可没让你选贪污的人啊。”左雄说：“我提拔你，真是给自己找麻烦。”周举说：“以前赵宣子任命韩厥当司马，韩厥按照军法杀了赵宣子的仆人，赵宣子却对大夫们说：‘大家该祝贺我呀！我选韩厥就是让他负责这事的。’现在您不嫌弃我没本事，把我提拔到朝廷，我不敢为了讨好您就不说实话让您蒙羞，只是没想到您的想法和赵宣子不一样啊。”左雄听了很高兴，道歉说：“我曾经侍奉过冯直的父亲，和冯直关系也不错，现在你拿这事儿弹劾我，确实是我的错。”大家听了这事，都觉得周举和左雄挺贤能的。那时候，宦官们都争着卖人情、耍权势，只有大长秋良贺清正廉洁、谦逊忠厚。等到皇帝下诏让举荐勇猛的人，就良贺一个人没举荐。皇帝问他为啥，良贺回答说：“我出身低微，在宫里长大，既没有识人的本事，也没和士人交往过。以前卫鞅通过景监才见到秦王，有见识的人就知道他不会有好下场。现在要是因为我的举荐让别人得到官职，对他们来说不是荣耀而是耻辱，所以我不敢举荐。”皇帝听了很赞赏他。
冬天十月，烧当羌的那离带着三千多骑兵侵犯金城，被校尉马贤打败了。
十二月戊戌初一，发生日食。
大将军梁商看小黄门南阳人曹节他们在宫里挺有权势，就派儿子梁冀、梁不疑和他们交朋友。可其他宦官嫉妒梁商受宠，就想陷害他。中常侍张逵、蘧政、杨定等人和皇帝身边的人合起伙来，一起诬陷梁商和中常侍曹腾、孟贲，说：“他们想召集各王子，谋划着废立皇帝，应该把梁商他们抓起来治罪。”皇帝说：“大将军父子是我亲近的人，曹腾、孟贲是我信任的人，肯定不会干这种事，肯定是你们嫉妒他们。”张逵他们知道皇帝不信他们的话，害怕了，就假传圣旨，在宫里把曹腾、孟贲抓起来了。皇帝听说后，气得不行，赶紧让宦官李歙去把曹腾、孟贲放了，还把张逵他们抓进了监狱。
评论
永和二年至三年的历史，延续了东汉中期“治乱交织”的困局。这一时期，边疆叛乱与内部权斗相互纠缠，士大夫的理性建言与权贵的短视行为激烈碰撞，既展现了王朝局部自救的可能性，也暴露了制度性崩坏的不可逆性。
边疆治乱：局部破局难掩整体颓势
这两年的边疆局势呈现“局部平息与深层危机并存”的特点。
武陵蛮与白马羌的平定：永和二年，武陵蛮二万围充城、八千寇夷道，太守李进“破平之”后，通过“简选良吏，抚循蛮夷”实现郡境安定；广汉属国都尉也击破白马羌。这些胜利依赖于“军事镇压+安抚治理”的组合策略，证明边疆叛乱并非不可控，关键在于地方官是否具备“恩威并施”的能力。
象林蛮叛乱的连锁反应：与武陵形成对比的是交趾象林蛮区怜的叛乱。交趾刺史樊演发交趾、九真兵救援，却因“兵士惮远役”引发兵变，反被叛军攻击，导致“蛮势转盛”。这场叛乱的扩大，暴露了东汉边疆治理的结构性缺陷——过度依赖军事征调，忽视士兵权益（如远役无还期），最终“以暴制暴”演变为“兵叛助敌”。
李固针对象林蛮叛乱的“七不可”谏言，堪称东汉边疆政策的“清醒剂”。他反对征发荆、扬、兖、豫四州兵赴援，理由直击要害：荆扬有盗贼、武陵蛮未平，征发必引发新乱（不可一）；士兵远役万里、死亡率高（四五成），必致叛亡（不可二、三）；军费消耗巨大（米六十万斛），得不偿失（不可五）；且“发将无益”，前例证明州郡官更可靠（如张乔平益州羌）。最终，朝廷采纳其建议，任祝良为九真太守、张乔为交趾刺史，二人“开示慰诱”“单车入贼中”，竟以和平方式平定叛乱。这一案例印证了李固的核心主张：边疆治理的关键在“人”（选任勇略仁惠的地方官）与“策”（以夷制夷、恩威并施），而非单纯依赖中央大军。
然而，这种“局部破局”难以复制到全局。东汉后期，地方官的选拔越来越受制于外戚、宦官，像李进、祝良这样的能吏只是少数，更多人要么贪暴激反，要么无能避战，边疆的暂时安定终究是“个案侥幸”。
权斗升级：宦官与外戚的“暗战”与反噬
这一时期的内部权斗，围绕“宦官集团的分化”与“外戚梁商的自保”展开，矛盾更趋隐蔽却也更凶险。
山阳君宋娥案的余波：永和二年，山阳君宋娥因“构奸诬罔”被夺印绶，黄龙等九侯因“更相赂遗”被遣就国，这看似是对宦官势力的打击，实则是权斗的“表面清理”。宋娥是顺帝乳母，九侯多为“十九侯”成员（参与拥立顺帝的宦官），他们的失势并非因“贪腐”，而是卷入了新的权力洗牌——可能与外戚梁商的排挤有关。但这种打击并未动摇宦官集团的根基，反而让幸存者（如张昉、曹节）更警惕，加速了宦官与外戚的暗中对抗。
梁商的“柔术”与隐患：大将军梁商深知宦官势大，采取“遣子冀、不疑与为交友”的妥协策略，试图以联姻、结好缓和矛盾。但这种“柔术”本质是纵容——梁冀的残暴（如杀吕放、灭其族）已暴露，梁商却不约束，反而与宦官周旋，最终导致宦官“忌其宠，反欲陷之”。永和三年，中常侍张逵等诬告梁商与曹腾、孟贲“欲征诸王子，图议废立”，虽因顺帝信任而失败（帝曰“必无是，但汝曹共妒之耳”），却预示着外戚与宦官的矛盾已不可调和，梁商的“妥协”不过是推迟了爆发时间。
良贺的“清俭”与宦官群体的堕落：大长秋良贺是这一时期罕见的“清俭退厚”的宦官，当皇帝令举武猛时，他以“无知人之明，未尝交加士类”为由拒绝推荐，坦言“得臣举者，匪荣伊辱”。这种自守反衬出宦官群体的整体堕落——“竞卖恩势”成为主流，良贺的清醒只能是“异类的孤独”，无法改变宦官专权的本质。
士大夫的坚守与困境：从李固到左雄的“制度洁癖”
士大夫群体在这一时期的抗争，呈现出“以制度对抗权术”的特点，但收效有限。
李固的全局视野：李固不仅在边疆政策上展现远见，更在朝堂上持续发声。他反对征发四州兵、力保王龚（此前被宦官诬陷），始终以“制度合理性”为出发点，试图以理性决策取代权贵专断。他的“七不可”论证逻辑严密，从民生、军费、士气等多维度驳斥短视政策，展现了士大夫“经世致用”的精神。
左雄与周举的“公义之争”：尚书令左雄荐周举为尚书，后自己任司隶校尉时，荐曾“坐臧受罪”的冯直“任将帅”，周举立即劾奏左雄。左雄辩解“诏书使我选武猛，不使我选清高”，周举反驳“不使君选贪污也”。最终左雄认错：“是吾之过也！”这场争执的意义远超个人恩怨——它彰显了部分士大夫对“选官标准”的坚守：即便是“武猛”，也不能突破“清廉”底线，制度的严肃性不容妥协。
然而，士大夫的“制度洁癖”在现实面前屡屡碰壁。左雄、周举的“公义之争”只是个案，更多时候，选官标准被权贵践踏（如梁冀杀吕放后仍稳坐河南尹）；李固的边疆良策虽被采纳，却无法推广到全国（因地方官选拔权仍在权贵手中）。更根本的困境在于：士大夫缺乏独立的权力基础，只能依附皇权或外戚，而皇权早已被宦官、外戚裹挟，他们的抗争如同“以卵击石”。
灾异与反思：天谴警示的失效
这一时期仍有地震（京师、金城、陇西）、日食等灾异，但朝廷的反应越来越麻木。永和二年四月京师地震后，仅以“山阳君宋娥案”作为“回应天谴”的象征性动作；三年连续地震，竟无任何改革举措。这标志着“天人感应”思想的政治约束力在减弱——当权贵们发现“天谴”不会直接威胁自身利益，便不再伪装“悔过”，灾异最终沦为史书上的平淡记载，失去了推动改革的功能。
结语：妥协与侥幸下的衰亡惯性
永和二至三年的历史，揭示了东汉衰亡的深层逻辑：王朝并非没有“破局之策”（如李固的边疆方案、李进的安抚策略），也不缺“守义之士”（如左雄、周举、良贺），但制度性的腐败已让“正确的选择”成为偶然，“错误的决策”成为常态。
梁商对宦官的妥协、顺帝对权贵的纵容、士大夫抗争的孤立无援，共同构成了“衰亡惯性”：即便局部问题能靠个别能吏暂时解决，整体的权力结构却在持续溃烂。象林蛮的平定靠李固、祝良的智慧，武陵的安定靠李进的治理，但这些都无法改变“宦官卖官、外戚擅权”的底色。
当“个案的清明”无法扭转“制度的浑浊”，东汉的灭亡便只是时间问题。永和三年的暂时平静，不过是更大风暴来临前的短暂喘息——梁冀的野心正在膨胀，宦官的怨恨正在积累，而士大夫的力量，已在一次次妥协中消耗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