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初四年（ 公元110年，庚戌年）
春天正月，举办元旦朝会，取消了奏乐环节，也没像往常一样把车驾摆放在庭院。
邓骘掌权时，还挺会推举贤能之士。他推荐何熙、李合等人进入朝廷，又征召弘农的杨震、巴郡的陈禅等人到幕府任职，赢得了天下人的称赞。杨震这人，出身孤贫却热爱学习，对欧阳《尚书》研究透彻，知识渊博见识广，儒生们都夸他是“关西孔子杨伯起”。他教书教了二十多年，对州郡的邀请一概不回应，大家都觉得他都这把年纪了还折腾啥，可杨震志向坚定得很。邓骘听说后就征召了他，那时杨震都五十多岁了，后来一路升迁，当了荆州刺史和东莱太守。去东莱上任途中，路过昌邑，之前他举荐的荆州秀才王密在昌邑当县令，夜里揣着十斤金子来送给他。杨震就说：“老相识了解你，你咋不了解老相识呢？啥意思呀？”王密说：“大晚上的，没人知道。”杨震回怼：“天知，地知，我知，你知，咋能说没人知道！”王密羞愧地走了。后来杨震又转任涿郡太守。他这人公正廉洁，子孙都吃素食，出门靠步行。老朋友们想让他给子孙置办产业，杨震不答应，说：“让后代被称作清白官吏的子孙，把这名声留给他们，不也挺丰厚嘛！” 这时候张伯路又开始攻打郡县，杀官吏，队伍越来越壮大。朝廷下诏派御史中丞王宗带着符节，征调幽、冀各郡士兵好几万人，又让宛陵县令扶风人法雄当青州刺史，和王宗一起合力讨伐张伯路。
南单于围攻耿种好几个月，梁慬、耿夔在属国故城斩杀了他的部将，单于亲自迎战，梁慬等人又把他打败，单于只好撤回虎泽。
丙午日，朝廷下诏，百官以及州郡县官员的俸禄都按不同比例削减。二月，南匈奴侵犯常山。
滇零派兵侵犯褒中，汉中太守郑勤把军队移到褒中驻扎。任尚的军队出征好久都没功劳，还耽误百姓种地养蚕，朝廷就下诏让任尚带着将士回到长安驻扎，遣散南阳、颍川、汝南的士兵。乙丑日，开始在长安设置京兆虎牙都尉，在雍设置扶风都尉，跟西汉三辅都尉的旧例一样。
谒者庞参劝邓骘，把那些在边郡没法生存的人迁到三辅地区居住，邓骘觉得挺对，还打算放弃凉州，集中力量守北边。于是召集公卿一起商议，邓骘说：“就好比衣服破了，拿一块布补上，还能有个完整的地方，要是不这样，就全都保不住了。”公卿们都觉得有道理。但郎中陈国的虞诩对太尉张禹说：“大将军这策略，有三点不行。先帝辛辛苦苦开拓的领土，好不容易稳定下来，现在却怕花点小钱就放弃，这是第一点不行。凉州要是放弃了，三辅就成了边塞，皇陵就直接暴露在外，这是第二点不行。俗话说‘关西出将，关东出相’，勇猛的将士大多出自凉州，那里的人风气豪迈勇猛，熟悉军事。现在羌、胡不敢占据三辅成为心腹大患，就是因为凉州在后面牵制着。凉州的百姓之所以奋勇杀敌，不顾生死，是因为他们是汉朝的臣民。现在要是抛弃他们，老百姓都恋家，肯定会抱怨说‘中原把我们丢给夷狄了！’就算是一心向善的人，也难免会有怨恨。要是突然有人趁机谋划，借着天下饥荒、国家虚弱的时候，豪杰们聚在一起，选个首领，驱使氐、羌当先锋，一路向东打过来，就算是孟贲、夏育这样的勇士当士兵，姜太公当将领，恐怕都抵挡不住。这样一来，函谷关以西，皇陵和旧都就不再是汉朝的了，这是第三点不行。那些人拿补衣服打比方，我就怕这问题像毒疮一样，越烂越大没个尽头！”张禹说：“我没想到这些，要不是你说，差点坏了国家大事！”虞诩接着劝张禹：“把凉州的豪杰都招揽过来，让各郡太守的子弟到朝廷来，让各府各自征召几个人，对外是奖励他们的功劳，对内也能控制他们别起坏心思。”张禹觉得这主意不错，又召集四府商议，大家都听了虞诩的建议。于是征召西州的豪杰当掾属，任命各郡太守、长吏的子弟为郎官，以此安抚他们。邓骘因此讨厌虞诩，想找个由头用法律整治他。正好朝歌的贼寇宁季等几千人杀了长吏，聚众闹事好几年，州郡都搞不定，朝廷就任命虞诩当朝歌长。老朋友们都来安慰他，虞诩笑着说：“遇到事儿不逃避困难，这是当臣子的本分。不碰到盘根错节的难题，怎么能显出工具的锋利呢，这正是我立功的好机会啊。”刚到任，他就去拜见河内太守马棱。马棱说：“你是个文人，本应该在朝堂上出谋划策，却到了朝歌这地方，我真为你担心。”虞诩说：“这些贼就是一群乌合之众，就是想混口饭吃罢了，您别担心。”马棱问：“为啥这么说？”虞诩说：“朝歌这地方，处在韩、魏交界，背靠太行，临近黄河，离敖仓不过百里，青州、冀州流亡过来的百姓有好几万，这些贼却不知道开仓放粮招揽人，抢夺武库兵器，守住成皋，切断天下右臂，所以没啥好担心的。现在他们人多势众，正面硬刚不合适；打仗就讲究个灵活多变，希望您能给我点自由，别太多限制就行。”到任后，他设立三个标准招募壮士，从掾史以下每人都要举荐自己了解的人，抢劫行凶的算上等，伤人偷盗的次之，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算下等，招了一百多人。虞诩请他们吃饭，赦免了他们的罪过，让他们混入贼寇中引诱他们出来抢劫，自己则埋伏好士兵等着，一下子就杀了几百个贼寇。又暗中派会做针线活的穷人去给贼寇做衣服，用彩线缝在衣服下摆上，只要穿着这衣服在集市上露面，官吏马上就能抓住。贼寇们吓坏了，四处逃散，都觉得虞诩神了，朝歌县境内就此太平。
三月，何熙的军队到了五原曼柏，他突然生病，没法前进，就派庞雄和梁慬、耿种带着一万六千步骑兵攻打虎泽，扎下连营慢慢推进。单于看到各路军队一起进攻，吓得不行，埋怨韩琮说：“你说汉人都死光了，这来的都是啥人啊！”于是派使者来请求投降，朝廷答应了。单于脱帽光脚，对着庞雄等人跪拜谢罪，承认自己有罪。朝廷就赦免了他，待遇跟以前一样，还把匈奴抢走的汉朝百姓以及被羌人掳掠后转卖给匈奴的人，一共一万多都放了回来。正好何熙去世，朝廷就任命梁慬为度辽将军。庞雄回朝后，担任大鸿胪。
先零羌又来侵犯褒中，郑勤想反击，主簿段崇劝他，说“敌人正打胜仗，势头正猛，咱们挡不住，应该坚守等待时机。”郑勤不听，出兵迎战，结果大败，死了三千多人，段崇和门下吏王宗、原展用身体挡住刀刃，和郑勤一起战死。
金城郡迁移到襄武。
戊子日，杜陵园发生火灾。
癸巳日，九个郡国发生地震。
夏天四月，六个州发生蝗灾。
丁丑日，大赦天下。
王宗、法雄和张伯路连续交战，把他们打败赶走。正好赶上朝廷的赦免令到了，贼寇们因为军队还没解除武装，不敢投降。王宗召集刺史太守一起商议，大家都觉得应该继续攻打，法雄说：“不行啊。兵器是凶器，打仗是危险的事儿，勇猛不能依靠，胜利也没把握。贼寇要是乘船出海，躲到远海的岛上，再攻打就不容易了。现在有赦免令，可以先停战安抚引诱他们，他们肯定会解散，然后再想办法，不用打仗就能平定。”王宗觉得有道理，就停战了。贼寇们听说后，高兴坏了，就把抢来的人都放了。可东莱郡的士兵还没解除武装，贼寇又害怕了，逃到辽东，躲在海岛上。
秋天七月乙酉日，三个郡发大水。
骑都尉任仁跟羌人打仗，屡战屡败，而且士兵们纪律松散，被用囚车押到廷尉那儿，最后死了。护羌校尉段禧去世，朝廷又让之前的校尉侯霸接任，把驻地迁到张掖。
九月甲申日，益州郡发生地震。
皇太后的母亲新野君生病了，太后到她府上，连着住了好几天。三公上表坚决劝阻，太后才回宫。冬天十月甲戌日，新野君去世，太后派司空去料理丧事，礼仪规格比照东海恭王。邓骘等人请求辞官回家守孝，太后一开始不想答应，就问曹大家。曹大家上疏说：“我听说谦让的品德，是最大的美德。现在四位舅舅坚守忠孝，主动请求退职，如果因为边境还没安定就拒绝他们，以后要是出点啥事，恐怕就再也得不到谦让的好名声了。”太后这才答应。守孝期满后，太后下诏让邓骘回来继续辅佐朝政，重新授予以前的封爵，邓骘等人磕头坚决推辞，太后才作罢。于是邓骘等人都以奉朝请的身份，位次在三公之下，特进、侯之上，有重大决策时，就到朝堂和公卿们一起商议。
太后下诏，让阴后家属都回到故乡，归还他们五百多万资财。
评论
这段记载的永初四年（ 公元110年），是东汉王朝在内外交困中艰难维系的一年，其中展现的政治智慧与制度困境。
廉洁与操守的坚守：杨震的“四知”启示
杨震“暮夜却金”的典故成为千古廉吏标杆。他拒绝王密时“天知，地知，我知，子知”的宣言，道破了权力伦理的核心——真正的约束从来不止于制度条文，更在于内心对“不可欺”的敬畏。在“故旧或欲令为开产业”时，他以“清白吏子孙”为遗产的选择，更超越了物质层面的传承，揭示出精神家风对家族的长远价值。这种“公廉”品质在吏治腐败的东汉中后期，如清流穿浊流，成为维系民心的重要支点。
战略博弈中的远见与短视：凉州之争的深层逻辑
邓骘“弃凉州以保北边”的主张，看似是“补衣”般的务实选择，实则暴露了短期功利思维的局限。虞诩的反驳一针见血：放弃凉州不仅是割让土地，更是丢掉了“关西出将”的军事屏障与民心归属。他提出的“收罗凉土豪杰、引其子弟入朝”策略，既以怀柔手段稳定地方势力，又通过人事纽带强化中央控制，展现了“以政治智慧替代军事征服”的治理思路。这场争论揭示了边疆治理的永恒命题：短期军事成本与长期战略安全的平衡，从来需要超越“头痛医头”的全局眼光。
治乱循环中的制度弹性：从平叛到救灾的困局
张伯路起义与羌人叛乱的此起彼伏，暴露了东汉地方治理的脆弱性。法雄“罢兵慰诱”的平叛策略，虽暂时瓦解了叛军，却依赖于“赦令”的公信力，难以根治流民失所、官逼民反的根源。而任尚“久出无功”导致“民废农桑”，则反映出军事行动对民生的破坏性——当战争持续消耗社会生产能力，再好的战术也难挽全局颓势。同时，“减百官俸禄”“徙边郡入三辅”等措施，虽是应对财政危机的无奈之举，却也折射出中央对地方控制力的衰减。
权力结构中的女性身影：邓太后的平衡术
邓太后在处理新野君丧事与阴后家属问题上，展现了成熟的政治手腕。她既以“特进”待遇保留邓骘家族的咨询权，又通过“乞身行服”的仪式让外戚暂时避嫌，在“外戚专权”的历史惯性中寻找平衡；而归还阴后家属资产，则以宽宥姿态修复政治裂痕，缓和派系矛盾。曹大家（班昭）“谦让之风，德莫大焉”的谏言，更凸显了女性在东汉政治生态中特殊的劝谏角色——她们往往以道德话语为切入点，影响权力决策的走向。
这一年的历史，本质上是东汉王朝在“内忧（叛乱、流民）+外患（匈奴、羌人）+财政枯竭”多重压力下的生存实验。从杨震的个体操守到虞诩的战略远见，从法雄的权宜之策到邓太后的权力平衡，这些局部的智慧与努力，虽未能扭转王朝衰落的大趋势，却展现了传统政治文明在危机中的韧性——正是无数个体在各自位置上的坚守与博弈，构成了历史延续的隐秘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