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三月，孝惠皇后张氏去世了。
皇帝下诏书说：“最近这几年收成不太好，还赶上水旱灾害、疾病瘟疫啥的，我这心里愁得慌。我这人笨，也弄不明白为啥会这样。是我政策没整好，行为有过错？还是老天爷不配合，地利没充分利用，人与人之间不和谐，连鬼神都不保佑咱啦？咋就搞成这样呢？是不是百官的奉养太高，或者没啥用的事儿办得太多，搞得老百姓粮食都不够吃了？算起来田地也没少，人口也没增加多少，按人口算土地，比起古代咱还多呢，可为啥粮食还是不够吃，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是不是老百姓都跑去搞那些不务正业的事儿，影响种地了，酿酒浪费粮食太多，养的牲畜吃粮食也吃得凶？大大小小这些事儿，我也没琢磨明白。大家跟丞相、列侯、二千石的官员还有博士们一块儿讨论讨论，要是有啥能帮老百姓的办法，放开了想，别有啥顾虑！”
公元前162年夏天，皇帝到雍地的棫阳宫去。六月，代孝王刘参去世。
匈奴这几年年年跑到边境来，杀了不少人，抢了好多牲畜。云中、辽东那地方遭罪最严重，每个郡都有一万多人遭殃。皇帝头疼啊，就派人给匈奴送去书信。单于也派当户来答谢，两边又开始和亲了。
八月戊戌这天，丞相张苍被免官。皇帝觉得皇后的弟弟窦广国这人不错，品行挺好，想让他当丞相，可又寻思：“我要是这么干，怕天下人说我偏袒自家人。”琢磨来琢磨去，觉得还是不行。高帝那时候的大臣，剩下的也没瞅着有合适当丞相的。御史大夫梁国的申屠嘉，以前是跟着高帝打天下的材官蹶张，被封为关内侯。庚午这天，就任命申屠嘉为丞相，封故安侯。申屠嘉这人廉洁正直，家里不接受私人拜访。这时候，太中大夫邓通正得皇帝宠呢，赏赐的钱都老多了，皇帝还跑到邓通家里喝酒，那宠幸简直没谁了。
有一次申屠嘉上朝，邓通就站在皇帝旁边，举止有点随便，没太把朝廷礼仪当回事儿。申屠嘉奏完事儿，就跟皇帝说：“陛下要是喜欢哪个大臣，想让他富贵，那没问题。但朝廷上的礼仪，可不能不严肃啊。”皇帝说：“你别说了，我私下会跟他说的。”退朝之后，申屠嘉回到丞相府，就下文书召邓通到丞相府来，还放话：“要是不来，就砍了邓通。”邓通害怕了，赶紧跑去跟皇帝说。皇帝说：“你就去呗，我马上派人去叫你回来。”邓通只好去了丞相府，摘了帽子，光着脚，给申屠嘉磕头谢罪。申屠嘉坐在那儿，跟没事儿人似的，也不还礼，还责备邓通说：“这朝廷，那是高帝的朝廷。你邓通就是个小臣，在殿上这么随便，这是大不敬之罪，该砍头。来人啊，现在就把他砍了！”邓通吓得拼命磕头，脑袋都磕出血了，申屠嘉还是不松口。皇帝估计丞相已经把邓通收拾得差不多了，就派使者拿着符节去把邓通召回来，还向丞相道歉说：“这是我宠爱的弄臣，您就饶了他吧！”邓通回来后，哭着跟皇帝说：“丞相差点就把我杀了！”
公元前161年春天二月，皇帝到代地去。这一年，匈奴的老上单于死了，他儿子军臣单于即位。
公元前160年夏天四月丙寅这天是月底，出现了日食。五月，皇帝大赦天下。然后皇帝又到雍地去了。
公元前159年春天正月，皇帝到陇西；三月，又去了雍地；秋天七月，到代地。
公元前158年冬天，匈奴派三万骑兵打进上郡，三万骑兵打进云中，杀了不少人，抢了好多东西，烽火一直传到甘泉和长安。皇帝任命中大夫令免为车骑将军，驻扎在飞狐；以前楚国的丞相苏意当将军，驻扎在句注；将军张武驻扎在北地；河内太守周亚夫为将军，驻扎在细柳；宗正刘礼为将军，驻扎在霸上；祝兹侯徐厉为将军，驻扎在棘门，这些都是为了防备匈奴。
皇帝亲自去犒劳军队，到霸上和棘门的军营，直接就骑马进去了，将军和下面的将士都骑着马迎送。接着去细柳的军营，好家伙，那儿的军士们都穿着铠甲，刀剑磨得锃亮，弓弩都拉满了。皇帝的先头卫队到了，却进不去。先头卫队的人说：“天子马上就到了！”军门都尉说：“将军有令：军中只听将军的命令，不听天子的诏令！”过了一会儿，皇帝到了，还是进不去。没办法，皇帝只好派使者拿着符节去跟将军说：“我要进营犒劳军队。”周亚夫这才下令“打开营门”。
营门的士兵对皇帝的车马说：“将军规定：军营里不能策马奔跑。”于是皇帝就控制着缰绳，慢慢往前走。到了军营里，将军周亚夫手持兵器拱手行礼说：“我穿着铠甲不方便下拜，请允许我用军礼参见。”皇帝被打动了，表情都变了，在车上向他行礼，还派人向周亚夫致谢说：“皇帝恭敬地慰劳将军。”礼仪结束后就离开了。出了军营门，大臣们都惊呆了。皇帝说：“哎呀，这才是真正的将军啊！之前霸上、棘门的军营就跟闹着玩似的，他们的将军肯定会被偷袭抓走。像周亚夫这样的，谁能轻易冒犯他啊！”皇帝对周亚夫称赞了好久。一个多月后，汉朝后续的军队到了边境，匈奴也跑到离边塞老远的地方，汉军就撤回来了。然后皇帝任命周亚夫为中尉。
夏天四月，大旱，还闹蝗虫。皇帝下令诸侯不用来进贡了；开放山林湖泊，让百姓能去采点东西；减少各种车马服饰等御用物品；削减郎官的数量；打开仓库赈济百姓；老百姓还能卖爵位换点钱。
公元前157年夏天六月己亥这天，皇帝在未央宫去世。留下遗诏说：“我听说啊，天下万物生出来，没有不死的。死，那是天地间的常理，自然规律，没啥好太伤心的。现在这世道，大家都喜欢活着讨厌死，为了厚葬把家业都搞垮了，守孝时间太长还影响活人，我可不赞成这样。再说了，我也没啥德行，没能帮上老百姓啥忙。现在我死了，要是还让大家长时间穿丧服守孝，受冷受热的，让人家父子跟着难过，伤了老年人的心，还影响大家吃饭，连鬼神的祭祀都得中断，这不是显得我更缺德嘛，咋跟天下人交代啊！我能保住宗庙，以渺小之身位居天下君王之上，已经二十多年了。多亏老天爷保佑，国家有福气，国内安宁，没打仗。我这人不聪明，老是担心自己做错事，给先帝的美德抹黑，又怕在位时间长了，不能善终。现在能活到这把年纪，死后还能在高庙供奉，还有啥可伤心的呢！我命令天下的官吏和百姓，诏书一到，服丧三天就够了，之后就把丧服脱了。不要禁止老百姓结婚、嫁女儿、祭祀、喝酒、吃肉。那些本来就该为丧事服丧哭祭的人，也不用光着脚。孝带不要超过三寸宽；送葬的车上别弄那些花里胡哨的布，也别带兵器；别发动老百姓到宫殿里来哭祭。宫殿里该哭祭的人，早晚各哭十五声，礼仪结束就别再哭了。不是早晚规定哭祭的时间，禁止擅自哭祭。等下了棺，服大功的守孝十五天，服小功的守孝十四天，服缌麻的守孝七天，之后就脱了丧服。其他没在诏令里提到的，都按照这个诏令类推着办。把这事儿通告天下，让大家都明白我的意思。霸陵的山川就保持原样，别改动。让夫人以下到少使这些宫人都回家去吧。”乙巳这天，把皇帝葬在霸陵。
皇帝在位二十三年，宫殿、园林、车马、服饰这些，都没增加啥新东西。要是有对老百姓不方便的事儿，就马上改了，为老百姓谋福利。有一次皇帝想建个露台，把工匠找来一算账，得花一百金。皇帝说：“一百金，这可是十户中等人家的财产啊。我住着先帝留下的宫殿，还老担心给先帝丢脸呢，建这露台干啥！”皇帝自己穿的是黑色的粗丝衣服，他宠爱的慎夫人，衣服都不拖地，帷帐也没有绣花装饰，就为了给天下人做个节俭的榜样。修建霸陵，用的都是瓦器，不能用金、银、铜、锡这些来装饰，顺着山势建，不堆高大的坟头。吴王假称生病不来朝见，皇帝还赏赐他几案和手杖。大臣袁盎等人的谏言虽然很尖锐，皇帝也常常宽容采纳。张武等人收受贿赂，被发现了，皇帝不但没惩罚，反而赏赐更多财物，让他们心里愧疚。皇帝一门心思用道德来感化百姓。所以当时天下安宁，老百姓家家生活富足，后世很少有能比得上的。
丁未这天，太子即位当皇帝，尊称皇太后薄氏为太皇太后，皇后为皇太后。九月，西方出现了彗星。
这一年，长沙王吴着去世，没有儿子，封国就被撤销了。
当初，高祖觉得文王吴芮这人不错，就指示御史说：“长沙王很忠诚，把他的事迹明确记录下来，写成法令。”到孝惠帝、高后的时候，封了吴芮的两个庶子为列侯，传了几代之后就断绝了。
此卷以汉文帝驾崩为核心，串联起其晚年施政、对匈防御、临终遗诏等内容，全方位展现了这位“仁君”的治国实践与历史遗产：
临终遗诏：理性主义的政治宣言
薄葬与节哀的制度革新:文帝遗诏打破“厚葬以明孝”的传统，规定“服丧三日即除”“霸陵山川勿改，瓦器为葬”，甚至允许宫人归家。这一举措直指先秦以来“丧葬耗民”的弊端，将个人生死从“神道设教”中剥离，回归自然规律认知，是中国古代帝王中罕见的理性觉醒；
民本思想的终极体现:遗诏反复强调“勿以丧废生民之务”，禁止百姓停办婚丧嫁娶、祭祀饮食，甚至担忧“守孝伤老者之心”。这种将民生福祉置于皇权礼制之上的态度，超越了时代局限，为后世帝王树立了“以民为本”的执政典范。
晚年施政：仁政的坚守与现实妥协
灾荒应对的务实举措:面对旱灾、蝗灾，文帝下令“诸侯毋贡”“开山林池泽”“减服御、损郎官”，通过削减宫廷开支、开放资源普惠民生，与晁错“重农备荒”思想一脉相承。尤其允许“卖爵救荒”，既缓解财政压力，又为平民提供上升通道，体现危机治理的灵活性；对匈政策的隐忍与权衡:匈奴连年入寇，杀掠边民万余，文帝虽部署周亚夫等将领防御，却最终选择“和亲”妥协。这种“忍辱求安”的策略，表面是军事弱势下的无奈，实则根植于汉初“休养生息”的基本国策——以有限代价换取内部发展时间，为武帝时期的反击积蓄力量。
君臣博弈：权力制衡的典型案例
申屠嘉折辱邓通的政治隐喻:丞相申屠嘉以“朝廷礼仪”为由严惩宠臣邓通，甚至扬言“斩之”，虽需文帝遣使营救，却凸显汉初相权对君权的制约：军功集团的余威：申屠嘉作为“高帝旧臣”，代表着汉初军功贵族势力，其强硬态度本质是对皇帝“私恩泛滥”的制衡；制度伦理的坚守：以“高帝朝廷”为名义维护礼仪秩序，反映官僚体系对“法治”高于“人治”的追求，与秦代“法自君出”形成对比。
军事整肃：周亚夫细柳营的范式意义
治军理念的革新:周亚夫“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的治军原则，打破了“皇权至上”的军事传统，确立了“军令如山”的专业精神。文帝对此非但不怒，反而称赞“此真将军”，体现君主对军事专业化的认可，为后世“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军事伦理奠定基础；战备松弛的警示:霸上、棘门军营“将可袭而虏也”的乱象，与细柳营的严整形成鲜明对比，暴露出汉初承平日久下军队纪律的涣散，也为景帝时期应对七国之乱的军事改革提供了现实教训。
文帝形象：理想君主的历史建构
节俭治国的标杆意义:文帝“二十三年宫室苑囿无所增益”，罢露台、服粗衣、薄葬霸陵，其节俭程度在历代帝王中堪称极致。这种“克己奉公”的形象，不仅是黄老“无为而治”的实践，更成为后世儒家“明君”的道德模板——通过个人德行示范，构建“上行下效”的治国逻辑；德治实践的双重性:正面以宽容纳谏（如袁盎直言）、感化臣下（张武受贿反赐金）践行“以德化民”，促成“海内安宁，家给人足”的治世；局限对诸侯（吴王不朝反赐几杖）、宠臣（邓通逾礼）的过度怀柔，实质是用“私德”模糊“公法”，为地方坐大、皇权旁落埋下隐患。
历史遗产：制度与精神的双重影响
政治制度:发挥了奠基作用；刑罚改革：废除肉刑的尝试虽不完善，却开启了封建法制轻刑化进程；选官雏形：“举贤良直言”的察举制萌芽，打破军功贵族垄断，为武帝时期“征召贤才”奠定基础。
治国思想的范式意义
文帝将黄老“无为”与儒家“仁政”结合，形成“轻徭薄赋、约法省刑”的治理模式，直接孕育“文景之治”，并成为后世王朝重建秩序的参照（如唐初“贞观之治”对其政策的继承）。
历史局限性：理想与现实的裂痕
分封制的遗留问题:长沙王无后国除，折射出汉初诸侯继承制度的不稳定，而文帝对吴王刘濞的姑息，更纵容了地方割据势力。这种“亲亲尊尊”的分封逻辑与中央集权的矛盾，最终在景帝时期爆发为“七国之乱”。对匈奴战略的被动性:尽管周亚夫等将领展现军事才能，但文帝一朝始终未形成对匈主动出击的战略，边民长期遭受杀掠，反映出农耕文明在游牧威胁下的天然弱势，也凸显古代中国“筑墙防御”思维的局限性。
历史启示：德治与法治的平衡之道
君主德行的政治价值:文帝以个人节俭、纳谏、宽仁塑造的道德权威，比严刑峻法更能凝聚人心，印证“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的治理智慧。制度建设的优先性:申屠嘉与邓通的冲突、周亚夫的治军实践，均表明：仅有君主德行不足以维系长治，需配套权力制衡（如相权对君权）、军事制度（如军纪规范）等刚性约束，才能避免“人治”的随意性。
此卷以文帝逝世为节点，完成了对“文景之治”奠基者的历史定格。其价值不仅在于记录一个治世的形成，更揭示了传统治国中“道德理想”与“制度现实”的永恒张力——文帝以个人修为将“德治”推向高峰，却也因时代局限未能彻底解决边患、诸侯等问题，为后继者留下了既需继承又需革新的复杂遗产。这种“成就与遗憾并存”的历史真实，恰是其作为“转型期君主”的典型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