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谏言与汉文帝朝诸事
“商鞅把礼义、仁恩都丢一边了，一门心思就想着扩张进取。这做法实行了两年，秦国的风俗就一天比一天差。所以在秦国，家里要是有钱，儿子长大了就分家；家里穷，儿子长大了就入赘到女方家。要是儿子借给父亲农具，脸上都好像觉得自己给了天大的恩惠；母亲要是拿个簸箕扫帚，马上就会被唠叨数落。媳妇抱着孩子，跟公公住在一起。婆媳要是看不顺眼，就会顶嘴吵架。他们只知道疼孩子、贪财逐利，和禽兽也没多大区别了。现在秦国遗留下来的风俗，还没怎么改变，人们越来越不讲礼义，不顾廉耻，可以说每个月、每年都变得更糟糕。他们只知道追逐利益，根本不考虑行为是否得当，现在甚至发展到有人杀害自己的父兄。可是大臣们却只把公文没及时上报、不能按期完成任务这些事当成大事，对于风俗的败坏、社会的衰败，却满不在乎，见怪不怪，好像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要想改变这种风气习俗，让天下人都回心转意，走上正道，可不是那些平庸的官吏能做到的。平庸的官吏只知道舞文弄墨、处理些琐碎事务，根本不懂大局。陛下您自己也不担忧这些，我真为陛下感到惋惜！现在要是能确定礼仪制度，让君主像君主，臣子像臣子，上下有等级差别，父子、六亲之间各有合适的相处方式。这样的制度一旦确定，世世代代都会安定，以后也有了遵循的准则。要是制度不确定，就好比过河没有船桨，船到河中间遇到风浪，肯定会翻。这真让人长叹啊。
“夏朝、商朝、周朝的天子都传承了几十代，秦朝做天子才两代就灭亡了。人的本性相差不大，为啥夏、商、周的君主能长治久安，而秦朝却如此暴虐短命呢？原因是能弄清楚的。古代的君王，太子一出生，就按照礼仪来养育他。官员们穿戴整齐，毕恭毕敬地带着太子到南郊去祭祀，经过皇宫的门楼就下车，经过宗庙就小步快走。所以太子从小就接受良好的教育。孩子开始懂事的时候，三公、三少就用孝、仁、礼、义来教导他，赶走品行不好的人，不让太子看到不好的行为。还挑选天下品行端正、孝顺父母、博学多闻、有道德学问的人来保护和辅佐太子，让他们和太子一起生活、出入。这样太子从出生起就看到的是正事，听到的是正言，走的是正道，身边前后左右都是正直的人。习惯和正直的人在一起，就很难不正直，就像在齐国长大就会说齐国话；习惯和不正直的人在一起，就很难不变得不正直，就像在楚国长大就会说楚国话。孔子说：‘小时候养成的习惯就像天性一样，习惯成自然。’随着知识增长，习惯也跟着养成，所以做事符合道义而不会愧疚；教化融入内心，行为就如同出自本性。夏、商、周能长久统治的原因，就是他们在辅佐太子方面有这些完备的措施。到了秦朝就不一样了，让赵高辅佐胡亥，教他的都是断案判刑这些事，胡亥学到的不是砍头、割鼻，就是灭人三族。胡亥刚当上皇帝，第二天就拿人当靶子射箭，把忠心劝谏的人说成是诽谤，把深谋远虑的人说成是妖言惑众，他看待杀人就像割草一样随便。难道只是胡亥本性恶劣吗？是因为教导他的方式不对啊。俗话说：‘前面的车翻了，后面的车要引以为戒。’秦朝之所以很快灭亡，它的前车之鉴很明显。可是如果不吸取教训，后面的车也会翻啊。天下的命运，取决于太子，太子品行好，关键在于尽早进行教育和选对身边的人。在太子思想还没被污染的时候就进行教育，就容易教化成功；用道德学问、智慧礼义来开导他，这就是教育的力量；要是长期养成习惯，那就靠身边的人了。南越和北胡的人，刚出生时哭声一样，喜好和欲望也没什么不同。等他们长大，形成了不同的风俗，即使经过多次翻译都没法沟通，有的甚至到死都不相往来，这就是教育和习惯造成的。所以我说选对身边的人、尽早进行教育是最紧迫的事。教育得当，身边的人正直，太子就会正直，太子正直天下就安定了。《尚书》说：‘天子有了美好的品德，百姓都能受益。’这是当前最该重视的事。
“一般人的智慧，只能看到已经发生的事，看不到将要发生的事。礼是在事情还没发生之前就加以禁止，而法是在事情发生之后才进行惩处。所以法的作用容易看到，而礼产生的效果却难以察觉。用奖赏来鼓励做好事，用刑罚来惩治做坏事，古代先王执行这样的政策，像金石一样坚定；推行这样的法令，像四季更替一样准确；依据这样的原则，像天地一样公正无私，难道会不重视吗？然而之所以反复强调礼，是因为礼贵在能在恶行还没萌芽的时候就杜绝它，在细微之处就开始教化，让百姓在不知不觉中一天天向善，远离犯罪。孔子说：‘审理案件，我和别人差不多；但我一定要做到让人们不再打官司。’为君主出谋划策，最重要的是先弄清楚该选择什么、舍弃什么。君主内心对取舍有了明确的判断，国家安危的征兆就会在外部显现出来。秦王想要尊崇宗庙、让子孙安稳，这和商汤、周武王的想法是一样的。可是商汤、周武王不断扩大自己的德行，他们的朝代延续了六七百年都没有衰败。而秦王治理天下才十几年就彻底失败了。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商汤、周武王对取舍的判断很审慎，而秦王对取舍的判断不审慎。天下就像一个大器物，现在人们放置器物，放在安稳的地方就安稳，放在危险的地方就危险。天下的情况和放置器物没什么不同，关键在于天子怎么处置。商汤、周武王把天下建立在仁、义、礼、乐的基础上，子孙延续了几十代，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秦王把天下建立在法令、刑罚之上，灾祸几乎殃及自身，子孙也被灭绝，这也是天下人都看到的。这难道不是明显的验证吗？人们说：‘听别人说话的方法，一定要结合他做的事来看，这样说话的人就不敢乱说。’现在有人说礼义不如法令，教化不如刑罚，君主为什么不拿商朝、周朝、秦朝的事来看看呢！君主的尊贵就好比殿堂，群臣就好比台阶，百姓就好比地面。所以台阶有九级，殿堂的侧边远离地面，殿堂就显得高；要是没有台阶，殿堂的侧边靠近地面，殿堂就显得低。高的难以攀登，低的容易被人践踏，这是常理和形势决定的。所以古代圣王制定等级序列，朝廷内有公、卿、大夫、士，朝廷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各级官员、小吏，一直到普通百姓，等级分明，而天子凌驾于众人之上，所以天子的尊贵是不可企及的。
“俗话说：‘想打老鼠又怕打坏了旁边的器物。’这话说得很有道理。老鼠靠近器物，人们尚且害怕不敢扔东西打它，怕弄坏了器物，更何况是靠近君主的尊贵大臣呢！用廉耻、节礼来约束君子，所以有赐死但没有杀戮侮辱的刑罚。因此，黥刑、劓刑这些刑罚不会施加到大夫身上，因为他们离君主很近。按照礼的规定：不敢查看君主马匹的牙齿，踢到君主马匹草料的人要受处罚，这是为了预先防止对君主的不恭敬。现在王、侯、三公这样尊贵的人，天子都要对他们以礼相待，他们就好比古代天子所说的伯父、伯舅。可是现在却让他们和普通百姓一样受黥刑、劓刑、髡刑、刖刑、笞刑、辱骂、死刑这些刑罚，这样一来，殿堂不就没有台阶了吗！受刑受辱的人不就太可怜了吗！要是不讲究廉耻，大臣们手握重权、身居高位，却可能有像奴隶一样不知羞耻的心！秦二世在望夷宫被杀的事，就是因为二世执法时像打老鼠却不考虑旁边的器物一样，不考虑大臣的地位。我听说：鞋子再新也不会放在枕头上，帽子再破也不会用来垫脚。大臣曾经处在尊贵受宠的位置，天子对他们以礼相待，官吏百姓曾经对他们低头敬畏。现在大臣要是犯了错，皇帝可以罢免他，可以让他退休，可以赐他死，甚至可以灭了他。但要是把他捆绑起来，用绳子拴着，交给司法官，让他和罪犯一起劳作，司法官的小吏还对他辱骂鞭打，这可不是应该让百姓看到的事。地位低贱的人要是习惯了看到尊贵的人一旦犯错就受到这样的对待，这可不是尊崇尊贵、敬重显贵的教化方式。古代大臣要是因为不廉洁而被罢免，不会直接说他不廉洁，而是说‘簠簋不饰’；要是因为行为污秽淫乱、男女无别而获罪，不会直接说他污秽，而是说‘帷薄不修’；要是因为软弱无能不能胜任而被免职，不会直接说他软弱，而是说‘下官不职’。所以即使大臣确实犯了罪，也不会直接严厉地斥责他，还是会有所避讳。所以那些犯了大罪该受严厉谴责的大臣，听到谴责，就会戴上白色的帽子，用毛绳系着，把剑放在盛水的盘子上，到请罪的地方去请罪，皇上不会派人把他捆绑起来拉走；要是犯了中等罪行，听到命令就会自己了断，皇上不会派人去勒他的脖子；要是犯了大罪，听到命令就会面向北方拜两次，跪着自杀，皇上不会派人去揪住他行刑。皇上会说：‘您自己犯了错，我对您是有礼的。’对大臣以礼相待，大臣们就会自我激励；用廉耻来要求他们，他们就会注重气节品行。皇上用廉耻、礼义来对待大臣，要是大臣不以气节品行来报答皇上，那他就不是人了。所以风俗教化形成后，做臣子的都会顾及自己的行为，忘掉私利，坚守气节，为义献身。这样就可以把不设专人控制的权力托付给他们，可以把年幼的君主托付给他们，这就是倡导廉耻、推行礼义带来的结果，皇上又有什么损失呢！不这样做，却一直沿用以前的做法，所以我说这真让人长叹啊。”
贾谊因为绛侯周勃之前被逮捕入狱，最后却没事，所以用这些话来劝谏汉文帝。汉文帝很认同他的话，对待大臣有节制。从那以后，大臣有罪，都选择自杀，不接受刑罚。
汉文帝中七年（公元前173年）
冬天十月，汉文帝下令列侯的太夫人、夫人、诸侯王子以及俸禄二千石的官吏，不能擅自征调、抓捕百姓。
夏天四月，汉文帝大赦天下。
六月癸酉日，未央宫东阙的罘罳发生火灾。
民间有人传唱关于淮南王的歌谣：“一尺布，还能缝；一斗粟，还能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汉文帝听到后，心里很不是滋味。
汉文帝中八年（公元前172年）
夏天，汉文帝封淮南厉王刘长的儿子刘安等四人为列侯。贾谊知道汉文帝肯定还会封他们为王，就上疏劝谏说：“淮南王悖逆无道，天下人谁不知道他的罪行！陛下您赦免他，把他流放，他自己生病死了，天下人谁不觉得他死得活该！现在却尊崇罪人的儿子，这只会让天下人指责您。这些孩子长大了，怎么可能忘掉他们的父亲呢！白公胜为父亲报仇，对象是祖父和叔父。白公胜发动叛乱，不是想夺取国家、取代君主，只是为了发泄愤怒，亲手冲向仇人胸口，就是要和仇人同归于尽。淮南国虽然小，但黥布曾经利用过它，汉朝能留存下来，只是侥幸罢了。让仇人拥有足以危害汉朝的资本，这从策略上看是不利的。给他们人，积累他们的财富，这就算不会出现像伍子胥、白公胜那样在大城市里报仇的事，也可能会有专诸、荆轲那样在宫廷中刺杀的事发生，这就好比把武器借给盗贼，给老虎添上翅膀。希望陛下您再考虑考虑！”汉文帝没有听从。
东方出现了彗星。
汉文帝中九年（公元前171年）
春天，发生大旱。
汉文帝中十年（公元前170年）
冬天，汉文帝前往甘泉宫。
将军薄昭杀了汉朝的使者。汉文帝不忍心杀他，就让公卿大臣去陪他喝酒，想让他自己自杀，薄昭不肯。汉文帝又让大臣们穿着丧服去哭他，薄昭这才自杀。
臣司马光说：李德裕认为：“汉文帝杀薄昭，决断是很英明的，但从道义上来说不太妥当。秦康公送别晋文公时，有对死者如生时一样的感慨。何况太后还在世，薄昭是太后唯一的弟弟，汉文帝毫不迟疑地杀了他，这没办法安慰太后的心。”我认为法律是天下公用的工具，只有善于运用法律的人，对亲疏关系一视同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样人们才不敢有所依仗而触犯法律。薄昭虽然一向被称为忠厚长者，但汉文帝不给他安排贤能的师傅，却让他掌握兵权。他骄纵犯上，以至于杀了汉朝使者，不就是有所依仗才这样吗！要是再赦免他，那和汉成帝、汉哀帝的时候有什么区别呢！魏文帝曾经称赞汉文帝的美德，但不认同他杀薄昭这件事，说：‘皇后的家族，只应当用恩情养育他们，而不应当给他们权力。一旦触犯法律，又不得不惩处。’这是批评汉文帝一开始没有防范约束薄昭，这话很有道理。那么想要安慰母亲的心，是不是一开始就要慎重对待呢！
评论
这段内容涵盖了贾谊对国家治理的深刻见解以及汉文帝时期的诸多重要事件，展现了当时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状况，对理解西汉初期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贾谊的言论犹如一面镜子，清晰映照出当时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他对商鞅变法后秦国风俗败坏的描述，揭示了单纯追求功利而忽视道德礼义带来的恶果，这种遗风在西汉初期仍有残留，严重影响社会风气。他强调太子教育的重要性，认为其关乎天下命运，提出应选贤能之人辅佐太子，尽早进行道德教化，这一观点极具前瞻性，因为太子作为未来的统治者，其品德与才能直接决定国家走向。同时，贾谊深入剖析了礼与法的关系，指出礼能防患于未然，法只能事后惩处，主张以礼义为核心治理国家，构建良好社会秩序。他还特别提到对待大臣应注重廉耻节礼，避免过度羞辱，这样既能维护大臣尊严，又能促使他们坚守气节，为君主尽忠。这些见解全面且深刻，为汉文帝提供了系统的治国思路。
汉文帝时期的具体事件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的政治局势。汉文帝对贾谊谏言的接纳，体现出他作为君主愿意倾听不同声音、积极寻求治理良策的态度。而封淮南厉王之子为列侯这一举措，贾谊虽极力劝谏，但汉文帝未采纳，这或许显示出汉文帝在处理皇室宗亲关系时的复杂考量，既要顾及亲情，又要考虑国家稳定，其中的权衡颇为艰难。薄昭杀汉使者后，汉文帝从不忍心诛杀到最终逼其自杀的过程，反映出法律执行与亲情之间的冲突。司马光对汉文帝此举的评价，引发我们对法律公正性与君主情感因素在政治决策中相互作用的思考。一方面，法律应公正无私，不论亲疏；另一方面，君主在执行法律时，难免会受到亲情等因素的干扰。
这一时期，贾谊的思想为西汉治国理念的完善提供了理论基础，而汉文帝的诸多决策与事件则构成了西汉政治发展的具体实践。它们共同影响着西汉初期的政治走向，为后世在国家治理、皇室关系处理以及法律执行等方面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