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工事业后继有人。
——题记
侯马站的晨雾总带着股特殊的味道，是钢轨缝隙里陈年机油的厚重，混着秋露打湿青砖的清冽。当第一声汽笛划破天际时，大伟已经蹲在列车底部半个钟头了。深蓝色工装裤膝盖处磨出了毛边，那是常年检修留下的印记，48岁的他像棵扎根铁轨的老胡杨，安全帽压得很低，只露出一截被岁月刻出沟壑的下颌。指尖裹着黑褐色的油污，敲过制动管路的每一个接口，“当当”的声响在空旷的站台回荡，竟和记忆里父亲在军工车间敲铆钉的节奏渐渐重合。
“大伟哥，再蹲下去腰该疼了！”小慧的声音裹着餐车飘来的粥香，从车厢门口钻出来。她手里端着个搪瓷缸，缸沿磕掉了一小块瓷，露出里面的白铁——这是她刚当乘务员时，母亲特意从老军工宿舍翻出来的，说“搪瓷缸子经摔，就像咱军工的人，耐得住磋磨”。45岁的小慧扎着利落的马尾，鬓角别着枚蓝盈盈的发卡，金属表面被摩挲得发亮，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军工车间的标准样式，母亲退休时把它塞到她手里，反复叮嘱“戴着它，就像妈陪着你跑铁路”。
大伟直起身时，腰腹传来一阵熟悉的酸痛，他抬手捶了捶，目光不自觉飘向站台尽头的军工纪念馆。玻璃展柜里，父亲那把锈迹斑斑的扳手还静静躺着，扳手柄上缠着褪色的蓝布条，那是母亲当年为了让父亲握得稳，一针一线缝的。1968年的侯马，还是一片荒滩，父亲跟着军工队伍从东北过来，带着这把扳手，在零下二十度的寒风里拧紧了第一列军用专列的轴承。“咱爸当年跟我说，这铁路线是军工的生命线，哪怕天上下刀子，车轮子也不能停半分。”大伟的声音像钢轨摩擦，带着西北人特有的沉厚，指腹无意识地蹭着工装口袋里的旧照片——那是父亲年轻时在侯马基地的留影，穿着同样的深蓝色工装，笑容里满是意气风发。
小慧把搪瓷缸递过去，看着大伟仰头喝粥的模样，忽然想起小时候跟着母亲去车间的场景。那时母亲总把她放在机床边的小凳子上，手里攥着铅笔头教她画简单的电路图，机器轰鸣里，母亲的声音格外清晰：“小慧你记着，咱军工的活儿，差一毫米都不行，就像这铁轨，差半分就会出大事。”她低头摸了摸餐车的不锈钢托盘，盘底那道细小的划痕格外明显——二十年前，一列运送导弹零件的专列临时停靠侯马，她抱着托盘送热水，列车突然颠簸，托盘撞在门框上磕出了印子。后来母亲看见这道划痕，没说别的，只在她手心画了个“工”字：“这道印子不是疤，是咱军工子弟的勋章。”
上午九点，列车准时驶出侯马站，车轮碾过铁轨的“哐当”声，像一首永不重复的进行曲。大伟守在驾驶舱，目光紧锁前方延伸的铁轨，仪表盘上的绿色指针平稳跳动，恍惚间竟和父亲当年车间里的压力表重叠。上个月暴雨冲毁了祁连山脚下的一段路基，他带着维修队在泥水里泡了三天三夜，雨水灌进靴子里，脚泡得发肿，手里的对讲机喊哑了，就用父亲教的手势指挥——掌心向上是“暂停检查”，握拳是“全力推进”，两根手指并拢是“精准对接”，那是老军工在车间里传下来的默契，比任何对讲机信号都更可靠。
“当时水都没过膝盖了，大伟哥你还往铁轨下面钻，我都快吓死了。”小慧端着杯热茶走进驾驶舱，打断了大伟的思绪。她把茶杯放在仪表盘旁，杯壁上印着的“军公为民”四个字渐渐凝出白雾。“你忘了？咱爸当年为了修一台故障机床，在油池里泡了整整一天，出来时浑身都在滴油，却笑着说‘机器修好了，比啥都强’。”大伟接过茶杯，指尖触到温热的杯壁，忽然想起父亲临终前的模样——老人躺在病床上，手还紧紧攥着那把旧扳手，把他的手按在扳手柄上：“大伟，铁路和军工一样，都是守护国家的活儿，爸把这接力棒交给你，你可得攥紧了。”
正午的阳光透过车窗，把车厢里的人影拉得很长。小慧在餐车整理餐具时，听见隔壁车厢传来孩子们叽叽喳喳的笑声。掀开门帘一看，十几个穿着蓝色校服的孩子正围着一位老人，老人拄着拐杖，军绿色外套上别着三枚褪色的军功章，最左边那枚“军功奉献”奖章的边角已经磨圆，却依旧闪着光。“是军工子弟学校的学生，要去戈壁深处的军工博物馆参观。”列车员小张凑过来小声说，“那位老人是他们的校外辅导员，听说以前在侯马军工基地待过几十年。”
小慧心里一动，转身从乘务员休息室的柜子里翻出一个泛黄的笔记本。封皮上“工作日志”四个字是母亲的笔迹，娟秀却有力，里面夹着母亲年轻时画的电路图，纸页边缘已经发脆，铅笔线条却依旧清晰。她走到孩子们身边时，老人正指着窗外的铁轨，给孩子们讲当年运送军工物资的故事：“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好的条件，列车走一段就要停下来检查，冬天冷得能冻掉耳朵，可没有一个人喊苦……”
“爷爷，您看这个！”小慧把笔记本递过去，老人翻开的瞬间，眼睛突然亮了。“这电路图的画法，是当年侯马基地车间的标准样式！”老人的手指轻轻拂过纸页，声音都有些发颤，“我认识你母亲，她当年是车间里最年轻的绘图员，画的图比老师傅都精准，有一次为了改一个数据，在机床边熬了整整一夜。”
小慧的眼眶突然发热，她指着笔记本里夹着的一张老照片——那是母亲和几位女工在车间门口的合影，母亲手里举着一张奖状，笑容灿烂。“我妈总说，她这辈子最骄傲的事，就是看着自己画的图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军工设备。”她又翻到后面几页，那是她自己的乘务日志，每一页都记得工工整整，日期、车次、乘客人数，甚至连“三号车厢热水阀轻微漏水，已检修”这样的小事都写得清清楚楚。“我刚开始记日志时总偷懒，我妈就把她的电路图拿给我看，说‘你记的每一个字，都是铁路上的安全保障，就像我画的每一条线，都是军工的质量底线’。”
孩子们围得更紧了，小手指着日志上一个画着星星的日期：“阿姨，这一天为什么要画星星呀？”小慧蹲下身，看着那个熟悉的日期，嘴角不自觉地上扬——那是三年前的冬天，列车要运送一批紧急军工零件去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却遇上了百年不遇的暴雪。雪片像鹅毛一样砸在车窗上，能见度不足五米，铁轨上积的雪没过了脚踝。她和大伟带着乘务组，拿着铁铲在铁轨旁铲雪，寒风吹得脸生疼，手套冻得硬邦邦的，手指几乎失去了知觉。四个小时后，当列车终于缓缓启动时，东方已经泛起了鱼肚白。“因为那天，我们守住了军工的时间。”小慧摸了摸孩子的头，目光望向窗外——列车正穿过一片胡杨林，金黄的树叶在秋风里翻卷，像无数面小小的军旗，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傍晚时分，列车抵达戈壁边缘的清水河中转站。大伟检查完列车的最后一个车轮，站在站台边抽烟，烟卷在指间燃得很慢，他的目光落在远处的戈壁上——夕阳把沙丘染成了金红色，铁轨像一条黑色的绸带，从侯马一直延伸到天边，和记忆里父亲描述的军工运输线渐渐重合。“在想啥呢？”小慧走过来，递给他一个还热乎的馒头，“刚从站台食堂买的，你最爱吃的红糖馒头。”
大伟咬了一口馒头，麦香混着红糖的甜意在嘴里散开，忽然想起小时候父亲带他去侯马基地食堂的场景。那时食堂的馒头总是带着股淡淡的麦麸香，父亲每次都会把自己碗里的红糖馒头夹给他，说“多吃点，以后才能有力气接爸爸的班”。“想咱爸妈，想侯马基地的那些日子。”大伟的声音有些沙哑，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张旧照片，照片里的父亲还很年轻，站在军用专列旁，手里举着那把熟悉的扳手。“你说，他们要是看见现在的铁路，看见咱们还在跑这条线，会不会高兴？”
小慧接过照片，指尖轻轻擦过照片边缘的折痕——这张照片被大伟带在身上十几年了，边角都已经磨得发毛。“肯定会的。”她把照片递回去，重新理了理鬓角的发卡，蓝色的金属面在暮色里闪着微光，“你看这铁轨，从侯马延伸到戈壁，从咱们爸妈那辈传到咱们手里，这就是血脉啊。就像我妈传下来的发卡，你爸传下来的扳手，不管过多少年，这股子劲儿都不会断。”
夜风渐渐起了，吹得站台边的五星红旗猎猎作响。大伟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弯腰捡起地上的一片胡杨树叶，树叶的叶脉清晰得像铁路线的地图，从叶柄到叶尖，每一条纹路都笔直而坚韧。他把树叶递给小慧，两人的手指在暮色里轻轻一碰，像握住了两代军工的接力棒——那接力棒上，有父亲扳手的温度，有母亲电路图的印记，有大伟检修时磨出的茧子，有小慧日志上写下的字迹，还有无数军工前辈的汗水与坚守。
远处的信号灯突然亮了，红色的光在夜色里格外醒目，那是列车即将出发的信号。大伟和小慧并肩站在站台，看着列车的轮廓在灯光里渐渐清晰，车窗里透出温暖的光，像一串流动的星星。明天，他们又将踏上征程，从清水河到酒泉，从酒泉到敦煌，沿着父辈们开辟的军工运输线，把每一批物资安全送到目的地。
“走吧，该上车了。”大伟拍了拍小慧的肩膀，声音里满是坚定。小慧点点头，跟着大伟走向列车，脚步轻快而有力。车厢里，孩子们已经睡着了，脸上还带着兴奋的笑容；那位老军工正坐在窗边，手里拿着小慧的笔记本，借着车厢里的灯光，细细看着母亲画的电路图；列车员小张正在检查每一节车厢的门窗，动作认真而仔细。
车轮再次碾过铁轨，发出熟悉的“哐当”声，在寂静的戈壁夜色里格外清晰。大伟坐在驾驶舱里，目光紧锁前方的铁轨，仪表盘上的指针平稳跳动；小慧在餐车整理着餐具，把那个搪瓷缸擦得锃亮，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他们知道，这条铁路线不仅是钢铁铺就的轨道，更是军工血脉的传承，从侯马到西北，从过去到未来，只要车轮子还在转，这血脉就不会断，这大爱无疆的歌声，就会在祖国的大地上，传得很远很远。
车厢里的广播突然响起，是小慧特意选的《军工之歌》，熟悉的旋律在夜色里流淌：“我们是军工的后代，我们是祖国的脊梁，沿着前辈的足迹，守护着每一寸土壤……”大伟跟着旋律轻轻哼了起来，小慧也在餐车旁小声唱着，歌声里，有两代人的坚守，有血脉里的热爱，还有对军工事业永远不变的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