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墨水里的“软刀子”
沦陷区的晨光总混着煤烟与腐朽的气息，像极了赵庄保长王大麻子手里那本簇新的《户籍登记册》。牛皮封面烫着东洋字，内页却被他沾着唾沫的指尖翻得发皱。“下一个！张狗剩！”他的嗓子像被砂纸磨过，惊飞了梁上几只瘦骨嶙峋的麻雀。
蹲在墙角的汉子磨蹭着往前挪，补丁摞补丁的棉袄下摆还沾着昨夜偷挖野菜时蹭的泥。王大麻子将钢笔尖戳到他鼻尖，墨水在阳光下凝成暗紫色的点：“姓名！”
“张……张富贵。”狗剩挠着乱蓬蓬的头发，眼皮却往远处槐树下瞟——那儿有个假装拾柴的货郎，袖口蓝布条正随着胳膊摆动，像水面漂着的浮标。这是三天前地下党交通员留下的暗号：见蓝布条晃三下，便报假名字。
“啪！”王大麻子拍得桌子上的算盘珠子乱跳，“你爹穷得叮当响，给你起名狗剩，你还想富贵？当老子瞎啊！”
“俺、俺记错了……”狗剩咧嘴笑，黄牙缝里卡着昨天的谷糠，故意把“狗”字咬得含糊不清，“是张……张铁蛋，对，铁蛋！”
“年龄！”
“四十八。”
“放屁！”王大麻子抄起算盘就要砸，却见狗剩“噗通”跪在地，膝盖磕在青石板上发出闷响，“保长爷，俺打小就傻，脑仁被驴踢过，记不清数！要不您等俺娘来问问？她记性好，能记到光绪年间……”
槐树下的货郎低头拨弄柴捆，嘴角压不住笑意。这类“糊涂账”如今在沦陷区遍地开花：西头李老汉报年龄时说“一百单八岁”，理由是“跟梁山好汉同岁”；东村王嫂子给闺女报属相，张口就是“属猫”，惹得旁边伪军骂“没读过书的蠢货”，她却振振有词：“俺闺女就爱追猫，咋不能属？”更有甚者在“职业”栏填“摸鱼”“看天”，气得日伪派来的翻译官捧着登记册直拍桌子——某村花名册上，整整十八个男人叫“李狗蛋”，二十一个女人叫“王翠花”，活像从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泥娃娃。蓝黑墨水在宣纸上晕开，本该是束缚的枷锁，却成了民众指尖流淌的无声反抗。
二、磨盘上的“拖延计”
县城登记处的铁门被六月的毒日晒得滚烫，门把手上能煎熟鸡蛋。排队的人却像被粘在地上的蜗牛，半天挪不了半步。伪警队长孙疤拉叼着烟卷来回踱步，靴底碾过石子发出“咯吱”声，忽然听见队伍末尾爆发出尖叫。
“哎呦喂！俺脚崴了！走不动道啦！”杂货铺的刘瘸子抱着左脚踝直哼哼，额头上挤出黄豆大的汗珠。旁边几个汉子立刻围上去，七手八脚地搀扶，却故意挤得队伍歪歪扭扭，像条被踩了尾巴的蛇。孙疤拉骂骂咧咧冲过去，一脚踹翻刘瘸子脚边的货筐，炒瓜子和落花生滚了一地，引得几只瘦鸡扑棱着翅膀来啄。瘸子却趁机往墙根一缩，龇牙咧嘴地喊：“疼死俺了！得回家躺三天，伤筋动骨一百天呐……”
这是三天前地下党交通员塞在他烟袋锅里的纸条上写的“拖字诀”。如今沦陷区的百姓个个成了拖延高手：有人在登记处门口“突然晕倒”，等人用门板抬回家，转眼就钻进地窖啃窝头；有人“忘”带户口本，回家取一趟能磨蹭两小时，路上还能顺道给邻居传个口信；更有白发老太太拄着枣木拐杖，从日出磨到日落，逢人就念叨：“俺找俺大孙子，登记处的官爷看见没？穿开裆裤，屁股上有颗痣……”
日伪军设了“正午前必须登完”的死规矩，还派了伪军拿着怀表计时。可民众总有法子耗时间——张婶子说要回家喂猪，李大爷说要给亡妻上坟，王小子说要找丢失的牛。登记处每天开门时乌泱泱一片，关门前却还有半拉人在院子里“找东西”。伪县长看着报表上的数字从每日三百人跌到五十人，气得把景德镇茶杯砸在青砖地上，碎片溅到“大东亚共荣”的标语上：“八嘎！这些刁民是铁了心要磨洋工！再拖下去，皇军的粮食配给都没法发！”
三、深山里的“隐身术”
北山的晨雾浓得化不开，像团湿棉絮裹在猎户陈老栓的脖子上。他攥着腰间那块冰冷的铁片，上面用指甲刻着三个字：“上山去”。这是地下党组织连夜送来的消息，随铁片还有半块冻硬的玉米饼。半个月前，日伪在山脚下设了登记点，岗哨上架着机枪，扬言“三日不登记者，以通匪论处”。可陈老栓记得交通员临走时说的话：“躲进深山，就是给鬼子的户籍本捅窟窿。”
他带着儿媳钻进密林，松针在脚下发出“咔嚓”声。在半山腰的岩洞里，他们用枯枝支起窝棚，铺了厚厚的松针当床，又在洞口堆了些灌木做伪装。日头升到头顶时，山下传来伪军搜山的吆喝声，夹杂着狼狗的狂吠。陈老栓把儿媳推进洞深处，自己搬来石头堵住洞口，然后贴着岩壁，学起了山鸡打鸣。“咕咕——咕——”叫声在山谷里回荡，惊飞了一群野鸽子。
这样的场景在沦陷区的群山里此起彼伏：城西煤矿的工人扛着镐头躲进废弃矿洞，用矿灯在岩壁上画抗日标语；教书先生带着十几个学生钻进竹林深处，以天地为课堂，教孩子们念“人生自古谁无死”；甚至有整村的百姓，在地下党向导的带领下，举家迁到悬崖后的隐秘山谷，用茅草和泥土搭起新房。日伪军带着地图和望远镜搜山，常常扑个空，只找到空荡荡的草屋和插在门口的稻草人——那稻草人身上还挂着张纸条，用烧焦的树枝写着：“人去山空，登记个球。”有胆大的伪军想扯下纸条，却被藏在树后的孩子用弹弓打了后脑勺，疼得哇哇乱叫。
四、皮鞭下的“韧劲”
日伪终于失去了耐心。县城中心的广场上竖起了绞架，三根粗糙的麻绳在风里晃荡。三个因“拖延登记”被抓的百姓吊在上面，最小的那个是才十六岁的放牛娃。伪警队长孙疤拉提着血淋淋的皮鞭，鞭梢滴着血水：“都看好了！三天内不登记者，这就是下场！保甲连坐，一个不登，全家挨枪子！”
可第二天清晨，登记处门口的队伍比往日更短了。肉铺的王屠户把案板搬到登记处对面，“咚咚咚”地剁着肉，每一刀都震得地面发颤。他扯着嗓子吆喝：“来买肉啊！新鲜的‘良民肉’！登了记的才配吃，没登记的只能闻味儿！”几个伪军冲过来要抓人，他把明晃晃的菜刀往案板上一拍，刀刃嵌进木头里半寸：“咋？买肉也犯法？俺这刀钝，别逼俺用它给你们‘登记’！”唾沫星子溅到伪军脸上，吓得对方后退半步。
更让人揪心的是城郊的李寡妇。她抱着一个小小的骨灰盒来登记，盒子上还贴着孩子生前画的歪歪扭扭的太阳。轮到她时，她突然跪在地上，对着登记处的日本兵哭喊：“俺儿都没了，还登个啥？要不你们把他名字也写上，让鬼子去地下管他！”一个伪军想抢骨灰盒，她立刻往地上一躺，抓着伪军的皮靴号啕大哭：“杀人啦！鬼子连死人都不放过啊！”围观的百姓见了，想起自家遭难的亲人，也跟着抹泪，登记处前一时间哭成一片，活活变成了灵堂。
日伪的惩罚愈发残酷：鞭刑、老虎凳、抄家封门，甚至开始实行“保甲连坐”，一家不登，全保甲的人都被拉去做苦工。但民众的抵抗像山间的韧草，越被踩踏越弯，却从不断裂。深夜里，地下党传来的秘密传单在煤油灯下被反复传阅，纸页边缘磨得发毛：“鬼子要账本，咱们给糊涂账；鬼子要人头，咱们躲山头。拖垮他们的登记，就是往鬼子心窝捅刀！”当秋风吹落登记处门口的枯叶时，那本厚厚的户籍册上，空白的页码早已摞过了填满的页数，像一张被虫蛀透的破网，再也罩不住沦陷区百姓那颗在黑暗里不屈跳动的心。登记处的木门在寒风中吱呀作响，像一声悠长而无奈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