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少数民族政权户籍制度：游牧传统与中原经验的交融
引言：乱世中的制度探索
五代十国（907—979年）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之一，中原地区战乱不休，户籍体系因王朝崩塌而陷入混乱。与此同时，北方与西北少数民族政权如辽（契丹）、西夏（党项）、后唐\/后晋\/后汉（沙陀）等趁势崛起，在统治农耕与游牧混合地带的过程中，面临着人口管理的复杂挑战。这些政权既需维系本民族的游牧社会组织，又不得不应对汉地农业社会的治理需求，从而催生出兼具民族特色与中原基因的户籍制度。本文以辽、金（前期）、西夏及沙陀政权为核心，剖析其户籍管理的制度架构、运行机制及历史影响，揭示少数民族政权在制度融合中的创造性探索。
一、辽朝「南北面官」下的二元户籍体系
1. 制度背景与架构：游牧汗国的农耕适应
辽朝（916—1125年）由契丹族建立，耶律阿保机建国后，统治区域涵盖燕云十六州等农耕地带与蒙古高原游牧区。为解决「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需求，辽太宗确立「南北面官」制，户籍管理亦随之形成二元体系：
- 北面官系统：管理契丹及其他游牧民族，以部落制为基础，户籍依附于「斡鲁朵」（宫帐）与「捺钵」（行营）制度，按氏族、部落编户，民户平时游牧，战时从军，户籍与军事组织「糺」结合，形成「兵民合一」的管理模式。
- 南面官系统：仿唐制管理汉地农耕人口，设州县，推行「版籍」制度，登记人户土地、丁口，征收赋税。燕云地区沿用唐朝「主户」「客户」分类，同时保留契丹特色的「头下军州」户籍——贵族封地内的民户需同时向朝廷与领主纳税，户籍归属于头下州而非普通州县。
2. 户籍分类与身份管理
辽朝户籍按民族、职业、身份划分为多重类别：
- 民族户籍：契丹人属「国族户籍」，由北枢密院管辖；汉人、渤海人属「汉籍」，由南枢密院及州县管理；奚、室韦等游牧部族属「属国属部户籍」，保留部落首领自治权，定期向辽廷朝贡。
- 特殊户籍：「宫分户」专属于契丹皇帝，承担宫廷劳役；「着帐户」为犯罪没入宫廷的奴婢户籍；「僧道户」归寺院管理，享有赋税减免，但需登记造册。
- 军事户籍：「糺户」为边防军户籍，「拽剌户」为侦察兵户籍，均世代服役，户籍与军事义务绑定。
3. 赋役征发与户籍功能
辽朝户籍的核心功能是保障赋税与兵役：
- 游牧民户以畜产数量纳税，按部落征发骑兵；汉地民户则按唐制缴纳田赋、丁税，承担徭役。头下军州民户需同时向领主缴纳「地税」与向朝廷缴纳「户赋」，负担沉重。
- 辽圣宗时期（982—1031年）曾大规模核查汉地户籍，编制《丁赋册》，将隐匿人口纳入管理，史载「括民田之数，定其赋税」（《辽史·食货志》），反映出对中原户籍技术的吸收。
二、沙陀政权的「胡汉杂糅」户籍管理
1. 沙陀三王朝的制度转型
后唐（923—936年）、后晋（936—947年）、后汉（947—951年）均由沙陀族建立，其统治核心在中原地区，故户籍制度呈现「以胡制统汉地」的特点：
- 保留沙陀军事组织「厢」「军」的户籍编制，将沙陀部众按军营编户，战时为兵，平时屯田，形成「营田户」制度。
- 沿用唐朝「两税法」，以户籍人丁与土地为征税依据，但因战乱频繁，户籍管理混乱，「版籍焚毁，民多流亡」（《旧五代史·食货志》），朝廷常通过「括户」（清查人口）补充赋税来源。
2. 「部族军户」与「州县民户」的并行
沙陀政权将人口分为两类：
- 部族军户：沙陀、突厥等少数民族部众编入军营，户籍由军事衙门「马步司」管理，免除州县赋役，但需世代从军，形成军事依附关系。
- 州县民户：汉地百姓仍按唐制入州县户籍，承担赋税，但因战乱频繁，大量民户依附于藩镇或豪强，成为「隐户」，导致朝廷实际控制的户籍人口锐减。后唐明宗李嗣源曾下令「委诸道观察使，各于管内严行条制，不得容纵奸盗，漏落户口」（《册府元龟·邦计部》），试图恢复户籍秩序，但成效有限。
3. 户籍与民族融合的矛盾
沙陀政权试图以军事户籍压制汉地社会，但随着统治稳固，不得不吸收中原制度：
- 后唐仿唐制设立「户部」管理户籍，编纂《长兴户籍》，尝试将部族军户与州县民户纳入统一管理。
- 沙陀贵族逐渐汉化，其部众亦与汉人通婚，户籍中的民族界限渐趋模糊，但军事户籍的特权地位仍引发汉民不满，为政权更迭埋下隐患。
三、西夏党项政权的「蕃汉分治」与户籍创新
1. 制度基础：部落制与中原制度的融合
西夏（1038—1227年）由党项族建立，统治区域包括河西走廊、河套地区，民族构成复杂（党项、汉、吐蕃、回鹘等）。其户籍制度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有详细记载，体现「蕃汉分治」与「兵民合一」特征：
- 党项族保留「族帐」制度，以血缘部落为单位编户，设「族首」管理，户籍登记包括族人姓名、年龄、牲畜数量，战时按族帐征发「丁壮」。
- 汉地实行州县制，仿唐制登记「人户田宅」，但增设「监军司」户籍，将汉民丁壮编入地方驻军，形成「耕战结合」的管理模式。
2. 户籍分类与管理机构
西夏户籍分为三大类：
- 蕃户（党项户）：属「民族户籍」，由「翊卫司」与部落首领共同管理，享有免税特权，但需承担兵役，「凡年十五以上为丁，每丁取正军一人，负担一人」（《宋史·夏国传》）。
- 汉户：属「州县户籍」，由「三司」（财政机构）与州县衙门管理，按土地资产分为「上、中、下」三等，缴纳田赋与「丁税」（以谷物或布匹缴纳）。
- 特殊户籍：「官户」为官僚家庭户籍，享有免役权；「匠户」为手工业者户籍，隶属「工技院」；「僧道户」需向寺院缴纳「供养税」，并登记于「功德司」。
3. 户籍登记与法律约束
西夏法律对户籍管理有严格规定：
- 每年正月，州县需核查户籍，「造簿籍二本，一申转运司，一留州县」（《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若隐匿人口或虚报年龄，户主与官吏均处刑罚。
- 禁止蕃汉户籍随意变更，党项人不得私自入汉籍避役，汉人亦不得冒充蕃户逃税，违者「徒二年」。这种制度既维护了党项族的统治地位，又确保了汉地赋税来源。
四、金朝前期「猛安谋克」与汉地户籍的冲突与调适
1. 猛安谋克：女真族的军事户籍制度
金朝（1115—1234年）由女真族建立，建国初期推行「猛安谋克」制，将女真部众按军事编制编户：
- 「猛安」为千户单位，「谋克」为百户单位，户籍以「牛具税地」为基础——每耒牛三头为一具，授田四十顷，户籍登记牛具数量与丁口，按牛具纳税，丁壮战时为兵，平时农耕。
- 猛安谋克户享有土地分配特权，迁入汉地后强占民田，形成「屯田军户」，其户籍由「统军司」管理，不受州县管辖，体现「以军事户籍统御农耕社会」的特点。
2. 汉地户籍的沿用与改造
金朝灭辽与北宋后，在中原地区面临户籍管理的双重挑战：
- 初期沿用辽朝「南北面官」思路，汉地仍行州县制，登记「主户」「客户」，但增设「物力户」——按家庭资产划分等级，征收「物力钱」，作为杂税来源。
- 金熙宗（1135—1149年）时期推行「废藩置路」，将猛安谋克与州县系统合并，试图统一户籍管理，但遭到女真贵族抵制，形成「军户」与「民户」并行的二元体系。
3. 户籍矛盾与制度调适
猛安谋克户与汉地民户的冲突贯穿金朝前期：
- 女真军户强占汉民土地，导致「民怨沸腾」，金世宗（1161—1189年）曾下令核查军户土地，禁止超额占田，但效果有限。
- 为缓解矛盾，金朝逐渐允许汉民「纳粟补官」进入军户户籍，同时将部分女真军户编入州县户籍，缴纳赋税，推动户籍制度的融合。《金史·食货志》记载：「大定二十九年，命随路通检户口，又定军户、民户辨验之法」，反映出对户籍体系的调整。
五、少数民族政权户籍制度的共性特征与历史影响
1. 制度共性：游牧传统与中原经验的结合
五代十国少数民族政权的户籍管理虽各有特色，但共享三大特征：
- 二元性：均采用「本民族制度+汉地制度」的复合模式，如辽的南北面官、西夏的蕃汉分治、金的猛安谋克与州县并行，既维系民族统治基础，又适应农耕社会需求。
- 军事性：户籍与兵役高度绑定，契丹「糺户」、沙陀「营田户」、西夏「正军户」、女真「猛安谋克户」均为兵民合一的编制，体现游牧民族「全民皆兵」的传统。
- 身份性：户籍承载民族等级与职业世袭功能，如辽的「国族户籍」特权、西夏的「蕃户免役」、金的「军户世袭」，反映出早期国家形态中户籍的身份区隔作用。
2. 对后世户籍制度的影响
这些制度探索为宋元明清户籍演变奠定了基础：
- 辽朝「南北面官」启发元朝「四等人制」，金朝「物力户」影响明朝「人户以籍为断」的职业户种划分，西夏户籍法律则为《大明律》中的户籍条款提供了参考。
- 少数民族政权在户籍管理中展现的「制度弹性」——如辽对汉地版籍的吸收、金对物力户的创新——为统一王朝解决民族地区户籍问题提供了经验，尤其影响了清朝「旗民分治」与「改土归流」中的户籍策略。
3. 历史局限性
尽管制度创新显着，少数民族政权的户籍管理仍存在固有缺陷：
- 民族歧视导致户籍不公，如辽汉户赋税重于蕃户，金女真军户享有土地特权，激化社会矛盾。
- 军事户籍的封闭性抑制了社会流动，西夏「军户世袭」、金「猛安谋克世袭」导致后期军队战斗力衰退，户籍制度沦为特权阶层的工具。
结论：乱世中的制度实验场
五代十国少数民族政权的户籍制度，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碰撞的产物。在中原王朝户籍体系崩塌的背景下，契丹、党项、女真、沙陀等族群以本民族社会组织为基础，吸收唐朝户籍管理的技术经验，创造出适应多元统治的制度体系。这些探索既非对中原制度的简单模仿，亦非本民族传统的固守，而是在统治需求驱动下的创造性融合。从辽朝南北面官的二元平衡，到西夏《天盛律令》的户籍立法，再到金朝猛安谋克的军事编户，少数民族政权在户籍管理中展现的制度创新，不仅维系了乱世中的统治秩序，更成为中国古代户籍制度从「胡汉分治」向「多元一体」演进的关键环节。其留下的经验与教训，最终被元朝大一统政权所吸收，推动着户籍制度向更复杂、更具包容性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