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像朱由检那样整日一本正经、中规中矩地治理国家，朱有建心里有数，自知这般行事风格他可干不来。
他自嘲地笑了笑，摇了摇头，可要是论暗地里给人使绊子、穿小鞋，玩些巧妙的手段，他可比旁人都在行。
毕竟，身处这波谲云诡的宫廷与朝堂之中，没点“小心机”，如何能站稳脚跟，掌控大局？
做好人难，需要处处以身作则，心怀天下；
可学做坏人，对他来说，还能难得倒他？
无非是在这复杂局势下的一种生存智慧罢了。
再瞧瞧那些被朱有建暗中惦记上的大地主们，此刻，他们已然浩浩荡荡地移步到了卢沟桥畔。
嘿，这边的景象好不热闹，成片成片的行军帐篷已然拔地而起，如同雨后春笋一般。
这周奎虽说门第出身不算多么显赫，仅仅是小门小户，可论及享受生活的门道，那点子可比朝中那些一本正经的大员们多多了。
他特意把自家手艺精湛的厨子一路带到这儿，在宽敞的帐篷里大张旗鼓地支起炉灶，一时间，炊烟袅袅，香气四溢，倒也基本解决了各位“股东”吃热饭的问题。
而且啊，还有舒适的帐篷供大家休息睡觉，众人躺在里面，虽说比不上家中的奢华软榻，却也别有一番风味，能解旅途的疲乏。
有趣的是，众人还自发地搞出了一套倒班制度，毕竟大家现在都是平起平坐的“股东”，在这里，可没有什么官职高低之分。
更不存在仗势压人的事儿，所以相处得倒还十分和气，彼此间有说有笑，仿若一群志同道合的老友。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既然不用上朝议事，每日无需面对那些繁琐的朝纲礼仪，他们便也觉得没必要回城了，索性安心驻扎在此处。
令人惊喜不已的是，本金都还没花完呢，就已经开始有利润如同涓涓细流般回流了。
这可把一众人高兴坏了，他们的脸上洋溢着难以抑制的喜悦，仿若挖到了宝藏一般。天底下哪有这般美事啊！
就冲豫东那块肥得流油的土地，收益就足够回本了，况且还有大片大片肥沃的土地尚未被占领呢。
可一想到这儿，众人刚刚还灿烂的笑容瞬间凝固，又发起愁来。
这要是把那些地都拿下，得需要多少佃户啊！
大家围坐在一起，掰着手指头，粗略一算，这人力缺口大得惊人。
光河南一省，那可耕地就有八十万顷，倘若刨去藩王的封地，还剩下二十万顷，换算下来，也就是两千万亩；
再看山西呢，有四十万顷，除掉藩王封地后还有二十万顷，两处加起来足有四千万亩。
折合股数来算，每股四千亩，以当时地价估算，每股相当于一千两白银，换算下来，也就是一两银子能买四亩地；
若以每亩二两银子计算，每股就价值八千两，而耕种每股土地需要二百人，总共算下来，至少需要二百万人。
再加上每家的老幼妇孺，按五口之家估算，得需要一千万人，这庞大的人力缺口，仿若一座大山，沉甸甸地压在众人心头，着实让人头疼不已。
单瞧这晋豫地区，形势已然这般严峻复杂，如同绷紧的弓弦，一触即发。
而与此同时，远在东边的鲁地那边，合作谈判竟已然宣告破裂，就像一场原本热热闹闹的集市，突然之间人去摊空，只留下一片冷清与无奈。
很快广袤的陕西大地，也会纳入进来，那里尚有三十万顷肥沃的耕地，仿若沉睡的宝藏，亟待开发。
不过，还得从中剔除藩王封地，一番仔细核算后，余下一千多万亩。
如此这般，当把晋豫陕三地的耕地资源全盘整合之后，好家伙，每股居然能分得五千多亩，这数字乍一听，着实令人咋舌。
若按照相对合理的二十亩地需一人来精心耕种的标准细细推算，总共需要二百五十万人挥洒汗水，才能让这些土地焕发生机；
再按照每家平均五口人的常规估算，那就得有一千三百万人，方能满足如此大规模的耕作需求。
这一连串的数字，仿佛一记记重锤，敲打着众人的心。就这还只是耕地，还没有考虑到山地、丛林和矿田。
所以，依据明朝中后期详实可靠的人口数据小心翼翼地推算，北方这三个地区拥有四千万人口，理论上来说，是较为合理且平衡的状态。
倘若再把北直隶与山东一并算上，人口总数应当能达到五千万之众，那规模，足以撑起一片繁荣昌盛的天地。
然而当下，现实却如同一盆冷水，泼得人透心凉。
实际人口估计连两千万都不到，少得可怜。
就拿大兴这颇具代表性的地区来说，一番折腾下来，最终充其量也就能聚集一百万人口，宛如沧海一粟。
而真正身强体壮、能扛得起锄头、下得了苦力的青壮年，预估仅有三十万，这点人手，面对广袤的土地，简直是杯水车薪。
显而易见，晋豫陕三地如今迫切需要出台强有力的鼓励生育的政策。
就像久旱盼甘霖一般，唯有如此，才能填补这巨大的人力缺口，让土地不再荒芜，让生机重回大地。
但他们在那繁杂琐碎、如同乱麻般的核算过程中，却像粗心的账房先生，还有一事被疏漏了，仿若拼图缺了关键的一块。
既然都周全地考虑到了藩王封地这一关键因素，那开封已然沦陷，周王又究竟去向何方呢？
这可是个悬而未决的谜题。
实际上，现实比想象中更加残酷，周王室已然覆灭，如风中残烛，彻底熄灭。
放眼整个晋豫陕地区，那真可谓是一场“藩王大清洗”，所有藩王势力都已被顺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连根拔起，不留一丝残余。
代州地处宣府以北，位置偏远又险要，可李自成哪怕绕路远行，不惜耗费心力、人力，也要执意将代王剿灭，那决心，仿若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猎手。
襄王更是倒霉透顶，虽说封地隶属湖广，地理位置却靠近陕西，仿若一只误入虎口的羔羊，继福王之后也惨遭覆灭，成为乱世的牺牲品。
这些藩王家族，曾经也是威风八面、尽享荣华，如今却仅有极少数亲属，像惊弓之鸟般侥幸逃脱，流亡在外，在乱世中苦苦挣扎求生。
诸如福王世子，也就是后来在南明称帝的朱由崧，还有襄王、唐王、崇王三位世子，他们带着家族最后的希望，漂泊无根。
倘若依照朱由检那正统、严谨的行事风格，三地光复之后，自然是要千方百计将这些藩王后裔寻回，恢复王室的荣耀与秩序。
可如今掌权的是朱有建，他又会作何打算呢？
这就像一场悬念迭起的大戏，看看他所下密旨的意图，便能略知一二，让人忍不住揣测接下来的剧情走向。
因而此刻的晋豫陕三地颇为“干净”，这里的“干净”可不是褒义词。
而是意味着藩王势力被彻底铲除，土地大面积荒芜闲置，仿若一片死寂的战场。
当地农民一部分追随闯军而去，仿若找到了新的希望之光；
另一部分则沦为逃难的流民，在乱世中颠沛流离。
这些逃难流民又像四散的蒲公英种子，分散流向三个方向：
湖广、南直隶与北直隶。
目前，北直隶的流民被收拢至大兴，仿若找到了暂时的避风港；
至于其他两地还有多少流民存活，已然难以确切统计，仿若淹没在历史的迷雾之中，让人揪心。
正所谓“兴，百姓苦：闯军立大顺，大顺兴，百姓成了流民踏上逃难路。
亡，百姓苦：大明亡了，老百姓被害被奴役。”
这短短几句话，却道尽了千古心酸。
无论是王朝兴盛，歌舞升平之时，还是衰败，风雨飘摇之际，受苦受难的，永远是那处于底层的无辜百姓。
他们在历史的洪流中，如蝼蚁般艰难求生，饱经沧桑，每一步都走得那么沉重，那么令人心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