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眼神瞬间变得专注而明亮，他不再看旁人，迅速铺开稿纸，狼毫饱蘸浓墨，笔走龙蛇。
开篇便直溯本源：“盖闻《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刑赏者，国之大柄也，操之者可不慎欤？” 他引经据典，将“忠厚”阐释为立法之时的审慎考量与量刑之时的仁恕之心，指出“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的古训正是“忠厚”的极致体现。笔锋所及，既有对历史典故的精当引用，也隐含了对现实中酷吏枉法、赏罚不明现象的批判锋芒。
香已燃过半，庭院里书写声渐渐密集，却也伴随着更多的叹息和烦躁的搁笔声。就在这时，一个清朗的声音打破了沉寂。
“学生徐静舟，试论之。” 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沉静的穿透力，瞬间吸引了包括李明在内的许多人目光。
只见那位曾在府学广场上对陈子安等人冷言讥讽的青衫少年，排众而出，走到台前空地。他依旧穿着那身洗得发白的青布长衫，身形挺拔如竹，面容沉静，眼神锐利。
徐静舟并未看稿，显然已成竹在胸。他对着周教谕和众人拱了拱手，朗声道：“刑赏之忠厚，非囿于小仁小惠，其本在于‘公心’与‘明察’四字！” 他开宗明义，语惊四座。“赏一人而天下知劝，非厚其一人也，厚天下之善也；刑一人而天下知畏，非薄其一人也，薄天下之恶也。故忠厚之至，在刑赏之公，在明察秋毫，使功罪无所遁形！若徒以宽纵为忠厚，是养奸宄而伤良善，非忠厚，实乃祸国之阶也！”
他的观点犀利，直指核心，将“忠厚”提升到治国理政的高度，强调其本质是公正严明而非单纯的宽大。
论述层层递进，逻辑严密，更援引了前朝因过度宽纵导致吏治腐败、豪强坐大的实例佐证。其见识之深刻，论证之有力，远超普通童生水平。
周教谕端坐台上，虽面色沉静如古井，但眼底深处，却有一丝极淡的赞赏掠过，如同投入深潭的石子，漾开微不可察的涟漪。
李明正听得入神，笔尖悬停在纸面上方，徐静舟那“公心明察”的论断如同惊雷在他脑海中炸响，瞬间照亮了他思路中某个未曾深究的幽暗角落。就在这时，一个带着明显傲慢腔调的声音自身后响起：
“哼，高谈阔论，空言无物罢了！治国平天下，岂是尔等寒门所能妄测？”
李明眉头微蹙，不用回头，也知是那锦袍华服的陈子安。他正与几个衣着光鲜的同伴聚在一处，脸上满是不屑。
其中一个同伴，李明有些印象，似乎是邻县颇有名气的才子，唤作赵文博。赵文博此刻正捧着一卷装帧精美的册子，对陈子安低语：“陈兄请看，这是家父费心搜罗的，前科几位进士及第殿试策论的精要辑录，尤其关于‘宽猛相济’之道，剖析入微，切中肯綮！若能将其中精髓……”
他后面的话压得更低，但“借鉴”、“化用”几个词还是隐约飘了过来。
陈子安得意地扬了扬下巴，瞥了一眼李明简陋的笔墨，又扫过徐静舟洗得发白的衣襟，轻蔑之意溢于言表。他手中把玩着一枚温润的羊脂玉佩，神态悠闲，仿佛胜券在握。
李明收回目光，心中并无多少波澜。
这等人，不值一辩。他更关注的是徐静舟的论述和周教谕的反应。
然而，陈子安身边另一人的动作却引起了他的注意。
那人穿着质料上乘的云锦长衫，面容俊秀，气质却有些阴柔，一直沉默寡言。李明记得他叫孙慕贤，似乎家中在府城颇有财势。
此刻，孙慕贤并未参与陈子安等人的私语，反而悄悄靠近一名维持秩序的低阶书吏。李明眼尖，瞥见孙慕贤袖袍微动，一个沉甸甸的、用上好绸布包裹的小物件，极其隐蔽地滑入了那书吏手中。
书吏身体微微一僵，随即若无其事地将东西拢入袖内，目光与孙慕贤极快地交换了一下，微微颔首。
这一幕快如电光火石，若非李明心神专注且目力极佳，几乎难以察觉。他心头猛地一沉！贿赂？在这府学庄严的文会之上？所图为何？难道与即将到来的府试有关？一股寒意悄然爬上脊背。
“时辰到！”铜磬再鸣，一炷香燃尽。
周教谕并未点评诸生文章，只命书吏收取了几份他目光停留过的文稿，其中便有李明和徐静舟的。
接着，周先生开始正式讲学，深入剖析《春秋》中的几则着名案例，如何从一字褒贬中体察圣人的“忠厚”本心，又如何将这种精神内核，转化为现实政治中关于刑赏平衡的智慧。他引经据典，剖析入微，字字珠玑，将深奥的经义与现实关怀紧密结合。
李明全神贯注，过目不忘的能力在此刻发挥到极致。周先生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引用的典故，甚至语气间的抑扬顿挫，都如同被刻刀精准地镌刻在他的脑海深处。
他的笔记记得飞快，旁人还在咀嚼上一句的含义，他已将下一段精义完整录入。然而，随着讲学深入，涉及前朝一些复杂律法案例的具体执行尺度与效果评估时，李明高速运转的记忆，第一次感到了力不从心。
那些案例牵涉的律令条文、地方吏治的具体操作、乃至不同利益群体的博弈，细节纷繁复杂，远非经义章句可比。
他清晰地记得周先生讲述的每一个字、每一个案例名称、甚至引用的律条序号，如同清晰的画面一帧帧闪过。
可当周先生抛出一个尖锐的问题：“若依《大明律》‘盗贼窝主’之条，邻保知情不举者连坐，然遇灾荒之年，饥民为盗，其邻保亦是骨瘦如柴，无力举发，此时连坐之刑，是执‘法’之严，还是悖‘忠厚’之本？” 李明发现自己虽然瞬间记起了相关律文和先生提到的几个类似案例，但对于如何权衡“法之必行”与“情有可原”，如何在严酷的律条框架下寻找“忠厚”的缝隙，他脑中那些精准的记忆片段，却无法自动组合成一个逻辑严密、有血有肉、令人信服的见解。
他引用了律条，复述了案例，却感觉自己的回答像是一具只有骨架没有血肉的标本，干瘪而缺乏那种洞察世情的生命力。
周教谕听罢，未置可否，只淡淡说了一句：“记得很详实。然律法为筋骨，情理为血肉。徒有筋骨，失之严苛；徒有血肉，流于放纵。二者交融，方显‘忠厚’真味。” 这话语如同一根细针，轻轻刺破了李明因过目不忘而产生的些许自得。
他第一次如此清晰地认识到，记住了，不等于理解了；理解了，更不等于能灵活运用、能于错综复杂的现实中把握那微妙的平衡。记忆是船，思想才是驱动它破浪前行的桨。没有后者，前者不过是一座华丽的囚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