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光阴，足以将一段刻骨铭心的少年情愫打磨得面目模糊，也足以让一个仓皇逃离北京城的女孩，在江南的烟雨楼台里，将骨头淬炼得硬过青石。
杭州大学中文系四年，日子过得如同西湖的水面，看似平静无波，底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湍流。最初的半年，我几乎把自己活成了一座孤岛。室友们讨论着新上映的电影、新开的网红店，或是隔壁班某个打篮球很帅的男生，那些鲜活的、属于普通大学生的喧嚣，在我听来都隔着厚厚的玻璃罩子，模糊而遥远。夜晚的卧谈会，我永远是沉默的那一个，脸朝着墙壁，任由黑暗吞噬自己，脑海里反复播放的，是湖广会馆后台那刺眼的一幕——那紧攥着大褂衣襟的手，那落在陌生女人肩上的手，还有父亲紧锁的眉头。
我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近乎疯狂地投入到另一个世界里——梨园。那是我心中唯一的念想，也是我灵魂深处最后能抓住的浮木，更是我对舞台的痴迷与敬畏。在杭州，我拜在一位早已退隐的昆曲名家门下。清晨五点，天还蒙蒙亮，西湖边僻静的亭子里，就响起咿咿呀呀的吊嗓声，水汽裹着清冷的晨风钻进喉咙，常常练到声音嘶哑。练功房的地板，不知道被我的汗水浸透过多少次，一个云手，一个卧鱼，反反复复，练到双腿打颤，练到指尖麻木。指甲劈了，膝盖青紫了，喉咙咳出血丝了，都成了寻常事。师父严厉，一个眼神不到位，一句唱腔气息不稳，都能换来毫不留情的呵斥和加倍的练习。
疼痛是真实的，汗水是咸涩的，但唯有这种近乎自虐的专注，才能让我暂时忘记北京城里的后台，忘记那枚银杏扇坠，忘记那个叫何九华的人。
四年。一千四百多个日夜。
当我在上海逸夫舞台的聚光灯下，以“于惊鹊”的艺名完成《游园惊梦》的封箱演出，水袖翻飞如云，唱腔清越穿云，台下掌声雷动，镁光灯闪烁不停时，我知道，那个躲在道具箱后面、只敢偷偷仰望的小女孩于穗，已经彻底死在了过去的尘埃里。掌声和鲜花簇拥着我，记者的话筒递到面前，我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属于名角儿的疏离微笑，心里却是一片冰封的湖面。
卸了妆，换下繁复的行头，手机在化妆台上嗡嗡震动起来。屏幕上跳动着“干爹”两个字。
郭德纲的声音依旧洪亮，穿透电波，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熟稔和不容推拒的热情：“闺女！封箱大吉啊！干爹在电视上都瞧见了，真给咱老郭家长脸！成了角儿了！”
我握着手机，指尖冰凉，对着镜子，镜中人眉眼精致，却透着连脂粉都掩盖不住的疲惫。“干爹，您过奖了。”声音平静无波。
“嗨，自家人客气啥！”郭德纲的笑声爽朗，“跟你说个事儿。这不，你九熙哥九华哥他们明晚在梅奔（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有个大场子，票卖得那叫一个火！可你九熙哥今儿个不知吃错了啥，上吐下泻，这会儿还在医院挂着水呢！角儿啊，救场如救火！干爹思来想去，能压得住这阵仗，又能立刻顶上来的，除了你，没别人了！”
我的呼吸有一瞬间的停滞。梅奔？何九华？救场？
电话那头郭德纲还在继续，语气带着点不容置疑的家长式命令，也透着点老江湖的圆滑：“知道你刚唱完大戏累，可这德云社也是你的家不是？再说了，当年你爸那点手艺，你可没少偷师！就这么定了！机票我让人给你订好了，明儿一早飞回来！后台见！干爹等你！”
根本不容我回答，电话里只剩下忙音。
化妆间里明亮的灯光似乎变得有些刺眼。我盯着镜中的自己，指尖无意识地抚过冰凉的化妆台边缘。梅奔……何九华……德云社的后台……那些刻意封存的记忆碎片，被这通电话粗暴地掀开一角，带着陈旧的灰尘和冰冷的寒意汹涌而出。四年筑起的堤坝，仿佛在这一刻摇摇欲坠。
第二天傍晚，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空气干冷，带着北方冬日特有的凛冽气息，刮在脸上像小刀子。我裹紧了羊绒大衣，墨镜遮住了大半张脸。来接机的是秦霄贤，那个曾经跟在师哥们身后、说话还带着点怯生生的少年，如今也出落得挺拔俊朗。
“穗…穗姐！”秦霄贤看到我，眼睛明显亮了一下，随即又带上了几分拘谨，挠了挠头，“师父让我来接您。车在外面。”
他接过我的行李箱，动作麻利。坐进车里，暖气开得很足，隔绝了窗外的寒气。秦霄贤开着车，时不时从后视镜里瞄我一眼，欲言又止。
“想说什么？”我摘下墨镜，揉了揉眉心，语气平淡。
“没…没什么，”他赶紧摇头，顿了一下，又忍不住小声补充，“就是…穗姐，您…您这四年，变化真大。”他顿了顿，像是鼓足了勇气，“后台…后台大家伙儿都挺想您的。”
我看着车窗外飞速倒退的、熟悉又陌生的北京街景，霓虹闪烁。想？她心里冷笑一声，面上却依旧没什么波澜。“是吗。”两个字，轻飘飘的，听不出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