渠水刚引到田头，省里的巡检刘大人就来了。
他坐着八抬大轿，后面跟着十几个衙役，排场大得吓人。
轿子上装饰着华丽的绸缎，轿夫们穿着统一的制服，走起路来整齐划一——与洛城百姓面黄肌瘦的样子形成刺眼对比。
我在县衙门口迎他，他却连轿子都没下，只从轿帘缝里瞥了我一眼，鼻子里哼出一声：“魏县令，听说你在洛城闹得很凶啊？”
语气里满是不屑。
进了正堂，他往太师椅上一坐，侍女立刻奉上茶点。
精致的茶盏里飘着香茶，旁边放着糕点，与县衙的破旧形成鲜明对比。
他慢条斯理地剥着橘子，橘子皮扔在地上，正好落在我昨天刚让人贴上的“禁革奢侈”告示上。
他指尖的橘子皮渗出汁液，在案上晕开一小片湿痕，像极了三年前他被杖责时腿上的血。
他盯着账簿上“赈灾银三万两”的字样，喉结滚动，忽然低声道：“魏东来，你当我不想赈济？去年我报上去的赈灾方案，被抚台批了‘妄议朝政’——他儿子在扬州开着最大的盐号。”
说完又猛灌一口茶，将话压回喉咙，只剩鼻腔里的冷哼：“规矩之内，岂容你胡来？”
“李富贵是我的远亲，”他慢条斯理地说，“你动他的祖坟，就是打我的脸。”
“刘大人，”我拿出县志和批文，”李富贵阻挠公务，证据确凿……”
“证据？”
他把橘子皮扔在地上，“在我这儿，我说的话就是证据。我问你，谁让你开仓放粮的？谁让你擅自疏浚河道的？你一个被贬的小官，倒学会越权了？”
桌上的《考核则例》还是万历年间的版本，边角贴着顺治六年的补注：“旧例仍用，俟新章颁布。”
刘大人说话时，手指敲着桌上的《考核则例》，指着“地方官考成法” 那页，墨迹在新旧纸页间晕开：“你可知，境内无民变者，三年考满可升；若有民变，轻则贬斥，重则革职。你在洛城兴师动众，万一激起民变，坏了我的考成，这责任你担得起？这‘无民变则升’的规矩，从明朝传到现在，我若坏了规矩，抚台能摘了我的顶戴。”
我气得浑身发抖：“刘大人，百姓快要饿死了，我不开仓，难道看着他们去死吗？”
“饿死？”他冷笑一声，“天下饿死的人多了，你管得过来？我告诉你，赶紧把粥厂关了，把渠填上，不然……”
刘大人摔碎茶盏：“你以为我生来就收炭敬？”
他突然掀翻茶桌，青瓷碎片溅到我靴边，“当年我在扬州运河边躺了三天，蛆虫爬满伤口时，盐运使的轿子从旁边过，连停都没停。后来我才懂，这官场不是靠脊梁骨硬，是靠银子软。”
他指着自己腰间的玉带钩，那是盐商送的和田玉，“我夫人陪嫁的十里红妆，全是私盐换的。魏东来，你当我不想做清官？可清官的骨头，早被这规矩啃光了！”
他话没说完，一个衙役跑进来，附在他耳边说了句什么。
刘大人脸色一变，站起来就走：“魏东来，你给我等着，这事没完！”
他走时，袖子扫落了桌上的《荒政全书》，书里掉出张字条，是我昨天写的赈灾计划，上面列着“需向藩库申请赈灾银三万两”，可旁边用红笔打了个大叉，写着“藩库无银，着地方自行解决”——这就是他说的“地方自行解决”？
接下来的日子，刘大人三天两头派人来查账，说我“滥用赈灾款”。
他们拿着《钱粮账簿》，指着“施粥开销”那栏说：“一碗粥用多少米，都得记清楚，不然就是贪污！”
可他们却对李富贵家粮仓里的粮食视而不见。
还让人在县城里散布谣言，说我“疏浚河道惊动了河神，才引来旱灾”。
百姓们开始动摇，有人不敢再去工地，有人偷偷把渠填上——他们怕的不是河神，是刘大人的权势，是这官场里“官官相护”的规矩。
夜里，我坐在油灯下给恩师张大人写信。
王顺磨墨道：“大人，这墨还是崇祯十五年库存的，那年我爹作为里正，被逼着在‘劝捐帖’上按了血手印。”
笔尖在宣纸上顿了又顿，想写洛城的苦，想写刘大人的贪，可又怕牵连恩师。
最后只写了八个字：“田园将芜，亟待甘霖。”
封好信，我对王顺说：“找个可靠的人，快马加鞭送去京城，无论如何，要让张大人收到。”
王顺重重地点点头，接过信转身离去。
他走后，我看着桌上的《大明律》，翻到“官员贪腐”那章，上面写着“贪赃枉法者，斩”，可书页边缘，有人用小字写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我望着窗外漆黑的夜空，心中充满了迷茫和不甘。
不知道这封信能否带来希望，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
但我知道，为了百姓，我不能放弃。
因为我明白，刘大人打压的不是我一个人，是所有想为百姓做事的人；他维护的也不是李富贵，是这层层叠叠、相互包庇的官场制度。
书童接过信时，屋檐的冰棱正好坠地，碎成十八瓣。
我盯着信纸烧剩的灰烬，看“田园将芜”四字如何卷成黑蝶，飞进洛城的风沙里。
接下来的日子，王顺每日扫完县衙前的槐叶，就蹲在门口数过往的马蹄印，他袖口磨出的洞越来越大，像极了我给恩师信里未写完的话。
有次暴雨冲垮了粥厂的瓮锅，我在泥水里摸出半块烧焦的米饼，突然想起婉娘说过：“等待的滋味，比观音土还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