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中，我载着打架闯祸被追责的弟弟逃离汉口家中。煤油灯下，十二平米的蜗居里弥漫着咸菜坛的酸涩——父亲劳改的阴影如墙根白毛，让弟弟政审盖章成奢望。锁在青工宿舍的他抠着墙面数灰缝，搪瓷碗里的冷饭痂折射着1962年精简政策的寒光。夜半铁架床的辗转声里，我听见北斗偷翻《岳阳楼记》时喉结的哽咽。江轮汽笛穿透潮湿的夏夜，这个被时代墨锭压碎前程的少年，既无资格下乡，亦无出路进城，唯有在樟脑味的蓝格子被褥间蜷成受伤的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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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骑自行车从八大家到蒋家墩码头，江风裹着潮湿的水汽扑面而来。骄阳在江面上碎成千万片金箔，轮渡的汽笛声里，我扶着车把挤在挑菜筐的菜农中间。船到粤汉码头，起坡上岸，骑过坑洼的沿江大道，车链在与公交车喇叭中发出规律的咔嗒声。
还没进家门，就被站在路口的罗主任拦住。她攥着搪瓷缸的手指节发白，机关枪似的：“前不久，支边（城镇青年支援边疆，我们居委会刚刚送走一批到新疆建设兵团），为照顾你们家，费了老大劲，才把你弟弟留下来（其实，即使支援边，也通不过政审）。你弟弟三天两头的打架闹事，这回闹大了，局子（公安局）要来提人，弄不好就送去劳动教养，这可关系到你弟弟一辈子的事，你爸爸还在劳改农场！这好，你弟弟又去劳教，这辈子不就完了！我实在没办法，这才打电话给你。”她突然压低声音，眼角瞥向巷口巡逻游弋的治安队员。
“罗主任，谢谢您，给您添麻烦了。我回去跟妈妈商量一下。谢谢您。”我的指甲掐进掌心，车铃铛发出细微的震颤。
“你们快商量，越快越好。”她转身时蓝布衫的后背洇着汗渍，搪瓷缸磕在砖墙上铛啷作响。
天已经黑了下来，回到家里。家静悄悄，没有开灯，路灯的余光从小窗透了进来。弟弟蹲在墙角，脖颈青筋暴起，指节捏得发白。妹妹趴在桌子上，铅笔尖在旧报纸上戳出密密麻麻的洞。妈妈不声不响地做饭，煤油灯芯爆出个灯花，灰暗、沉闷与无奈弥漫在十二平方米的小屋里。那时我们一家住在滑坡后街17-1号，是个三米五见方的小平房，潮湿的墙根生着白毛，唯一一个50厘米乘80厘米的小窗糊着发黄的报纸。
“妈，我回来了。”
“你可回来了！”妈妈没有抬头沉重地说，锅铲在铁锅里刮出刺耳的声响。
“怎么啦？”
“小哥闯祸了，罗主任怎么捂都捂不住，你说怎么办？”妹妹突然直起身，报纸被撕出长长的裂口。
“闯了什么祸？”
“你问他。”妹妹指着北斗说，墙角的影子猛地抖了一下。
“北斗，怎么回事？”我问弟弟。
弟弟抱着头闷闷的蹲在那儿，煤油灯把他的影子投成扭曲的一团。灶台边的咸菜坛子倒映着晃动的光斑，……一声不吭。
“小哥，你说话呀。”妹妹看北斗不支声催促，见北斗头也不抬，转身看着我：“大哥，你想办法让小哥躲一躲吧，让公安局逮走，那可真的完了！”她突然捂住嘴，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妈，我刚参加工作，也拿不出什么办法。我看先让北斗到我那里躲几天，过了这阵子再说吧。”窗外的猫叫惊得妹妹一颤。
妈妈说：“也只能这样了，北斗，一定听哥哥的话，老老实实别再闹事了。”她掀起围裙角反复擦拭灶台边缘，那里早已褪了颜色。
吃完晚饭，我让弟弟坐在自行车后，连夜赶回青山八大家。
月光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车铃铛在空荡的街道上格外清脆。
“哥哥，这回打架真的不怪我。”
“我知道，打架，打架，一打一架，一个巴掌拍不响。”车轮碾过碎石，后座传来压抑的抽气声。
“是他们欺负我，说我是劳改犯的儿子，说爸爸是反革命，还骂了些……骂妈妈……”他的声音突然哽住，“不堪入耳的脏话……”
“我知道你受了委屈，打架就能解决问题？”前面窜出黑影，不知道是猫还是小狗，我猛捏车闸，前轮在砂石路上划出浅痕。
弟弟不语，他坐在车后，我也看不见他的表情。夜风送来江轮的汽笛，不过我感觉得到，他肯定在想在思考，我缓缓地说：“打架肯定不能解决问题，你看，这一打，倒把自己给打进（局子）去了！还要陪医疗费！医疗费还是罗主任想办法垫付的。弄得居委会、街道和我们全家鸡犬不宁，你还得东躲西藏，成天惶惶不可终日。”
“哥，我知道了。”他的手指突然抓住我的衣摆。
“知道就好，到我的宿舍，乖乖的老老实实的，别再冲动。我们单位可不比家里。再说我也刚刚参加工作。”我不放心地问：“我说的都记住了？”
“记住了。”他的声音闷在他的汗衫布料里。
……
我们宿舍住了四个人柳广东、左锦福（他们俩是1963年西安冶金学院毕业，分配建筑研究所，在武建四公司二工地实习，他俩课题调研出差了）和一个刚分来还没见面的大学生（听说叫黎言斌，他把李一放就请假回家了）。四个人的宿舍实际上就我一个人。双层铁架床上的蓝格子被褥散发着樟脑味，水泥地上却干干净净。我和弟弟挤在一张床上，白天上班就把弟弟锁在宿舍里，挂锁的咔嗒声总让我心尖发颤。中午和晚上我从食堂给弟弟带饭回来，搪瓷碗底结着硬邦邦的饭痂。
这样过了几天，一个大活人成天关在宿舍里终究不是办法。有天中午我推开门，看见他正盯着天花板数预制板缝，手指在石灰墙上抠出月牙形的白印。就是躲过眼前，将来怎么办？总不能游手好闲当个社会上的混混吧，出路在何方？真是愁死我了。夜深人静时，我常听见他在床上翻来覆去，蜷缩在床角的模样像极了受伤的幼兽。
三年自然灾害国家政策精简下放，连正规考试入学的学生和来自农村的正式职工，都精简动员他们回到各自的家乡，参加农业生产。我们公司也将近裁减了一多半人员回乡。（1962年国务院出台《关于精简职工安置办法的若干规定》，我们在湖北冶专的同学几乎被裁剪了三分之二，仅仅湖北冶专机装203和204两个班原来共有80人，裁剪后只剩24人。）当时的初中高中毕业学生的出路就是上山下乡。我弟弟因为父亲的政治问题连上山下乡的政审都无法通过，街道办事处的公章永远盖不到他的申请书上。有次我看见他偷偷翻阅妹妹的课本，手指抚过《岳阳楼记》的铅字时，喉结在暮色里上下滚动。
我为弟弟的出路着急上火。
路在何方？
弟弟的出路像块烧红的烙铁，日夜炙烤着我辗转反侧的神经，喉咙里总梗着团发烫的炭火，连呼吸都带着焦灼的硫磺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