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东旧城的十字路口，有一条破败到快要被遗忘的老巷子，叫“兴仁巷”。
巷子极窄，两侧是塌了半边墙的民居，地上积着陈年未干的雨水，空气里弥漫着发酸的霉味。白天尚且寂静，一到夜晚，路灯摇摇欲坠，照不透深处那团黑色的窒息感。
兴仁巷的最深处，藏着一家只开到午夜的烟馆。
没有招牌，没有营业执照，门口挂着一块被雨水泡得稀烂的破布，像是故意不让人看清里头有什么。偶尔有微光漏出来，也像是某种藏在阴沟里的眼睛，一眨不眨，悄无声息地盯着来往每一个人。
我是跟着黑老虎手下的小弟“阿潭”来的。
一路上，他话很少，几乎一句也没说，只是频频回头看我，神情慌张中带着些不安，像是害怕我在半路突然悔意大发，转身就走。
巷子越来越窄，两边的墙仿佛随时会塌下来，把人活埋在里面。
终于，阿潭停下脚步，低声说：“哥就在里面。”
我点点头，推开门。
门轴“吱呀”一声，仿佛哭了一声。厚重的烟气扑面而来，呛得我下意识皱起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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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馆里烟雾弥漫，浓得几乎看不清彼此的脸。空气中混杂着最劣质的土烟味，香草的腐甜，烂木头的潮湿气，还有一点若有若无的药草香气，让人分不清是清醒还是眩晕。
整个空间就像一只腐朽的兽腹，而我，像是自投罗网的猎物。
我扫了一眼，角落里靠墙坐着一个男人。
他穿着一身灰蓝色长衫，盘腿而坐，光头，脖子上挂着一串磨得发黑的木珠。他微微抬头，眼睛半眯着，里头没有出家人的慈悲，反而透着一种看惯生死、刀光血影的冷漠。
像个在江湖边缘徘徊多年的老刑警，或者更糟的那种人。
“坐。”他开口，声音沙哑低哑，像砂纸摩擦。
我走过去，在他对面坐下。他顺手从桌下摸出一个牛皮纸文件袋，推了过来。
“这里面，是方东那份案卷的副本。”他说。
我眉头一动，伸手接过，感受到了文件袋里沉甸甸的重量。
“你是什么人？”我盯着他问。
他慢悠悠地笑了：“你可以叫我‘烟叔’。”
“谁让你把这些东西给我的？”
烟叔指了指自己：“没人。只是我不想看着江东这一代，再死几个不该死的人。”
我打开文件袋，里面有两份调取单，一份简短的口供笔录复印件，还有几张监控截图。
我拿起其中一张监控照片，一眼就看到关键——
画面上，方东出事那晚，一个戴鸭舌帽、穿着深色外套的男人，提前四小时进入了他家。
角度模糊，看不清脸，但体型、走路姿势都不像是警局正规调查人员。
我的心狠狠一沉。
“这人是谁？”我压着嗓子问。
烟叔摇头叹气：“查不出来。他进去后，方东家的保险箱被动过。”
我心里咯噔一下。
也就是说，在官方出手之前，就有人提前进场，清理了现场——或者，带走了什么见不得光的东西。
“我可以拿走这些？”我问。
烟叔点了点头：“可以。但你要清楚，知道得多，有时候不是福，是祸。”
我盯着他看了几秒钟，慢慢收起文件袋。
“那你为什么告诉我？”我问。
他叼起一根细烟，不点燃，只是咬在嘴角笑了笑。
“因为你不是那种只会捧着刀砍人的傻子。”他说，“你还有脑子，还知道什么叫分寸、叫底线。”
我站起身，冲他点了点头。
走出烟馆时，巷子里细雨蒙蒙，地面泥水横流，我踩下去溅起一脚脏水。
巷子口那盏破灯在风雨中摇晃着，像是最后一点即将熄灭的微光。
我知道，这不是一场简单的清洗。
这是一次布局，一次有计划、有步骤的布阵。
方东，只是祭出去的第一颗子。
而下一颗——
很可能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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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里十点，我接到了一个陌生号码。
接通后，对方用变声器，声音沙哑模糊，带着电流杂音：
“净空，你想活下去，就别去听她的演讲。”
我心头一紧。
“你是谁？”
对方已经挂了。
听筒里只剩下冰冷的忙音，像一柄锈刀，在耳膜上缓缓拉锯。
我怔怔地看着窗外的夜色。
她——林若瑶？
脑海里飞快闪过前几天听到的消息：林若瑶被选为“江东省优秀青年代表”，要在城市青年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
地点，新北文化会堂。
演讲的题目，叫做——《选择》。
这个词，在我耳里，不啻于一刀扎进心脏。
选择。
选择什么？
选谁？弃谁？站哪一边？
那通电话是在警告我，也是在提醒我——
去听这个演讲，意味着暴露自己，甚至意味着被推上台前，被迫表态。
圈子里，有人已经布下了局，等着看我如何“开口”。
一念之差，生死悬于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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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我坐在仓库楼顶的水泥台上，看着天边一点点泛白。
江东的天空灰蒙蒙的，像覆着一层薄纱。
老六提着早餐走上来，神情压抑。
“昨晚外围传来消息，”他递给我一份折叠好的资料，“黑老虎的人，最近频繁接触省城下来的纪检小组。”
“确定？”
“确定。”老六点头，眼神里藏着一丝怒意，“黑老虎可能已经投了。”
我沉默着收下资料。
这意味着什么，我心里比谁都清楚。
在江湖博弈中，真正的杀招，往往不是枪、不是刀，而是一个人转身倒向另一边时，带着的那一份名单、那一段口供。
黑老虎押了宝。
押的不是钩哥，也不是大柱。
而是——我要被清理的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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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我换上一套最普通的灰色衣服，扣着帽檐，独自走进新北文化会堂。
文化会堂不大，观众席稀稀拉拉坐着些人，气氛却意外紧绷。
前排是学生代表，一水儿的校服，肩膀挺直；后排是媒体记者，举着长枪短炮，时不时调整角度，试图捕捉台上的每一个细节。
她站在那里，孤单又明亮。
白衬衣，黑裙子，素面朝天，眉眼间带着江东四月特有的冷意，又带着少年人的倔强。
她开口了，声音清澈：
“我今天想讲一个故事。关于一条山路，一场大火，还有，一个少年。”
我屏住呼吸。
那是我和她五年前初遇的故事。
在山门下，阳光正好，风很清，她走错了路，我帮她指路，她回头冲我笑。
她记得。
她真的记得。
在满是刀光剑影、肮脏交易的江湖里，在一片浑浊中，她记得那个清清白白、什么都没有的我。
我坐在座位上，什么也没做，只是静静听完她的演讲。
掌声响起时，我低下头，悄无声息地起身，离开了会堂，消失在人群后门的阴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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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仓库，我翻开那本记事本，写下：
【第五年 初夏】 有人递来警告，有人递来陷阱。 有人说我是刀子，有人说我是砝码。
可我，只想成为自己。
她站在光里，讲着选择。 每一个字，都是在替我负重前行。
兴仁巷的烟馆，飘来风。 风里，烟叔低语： ——“净空，不是狠才活得下来，是稳。”
我合上笔记本，窗外，细雨无声地落下。
细得像一根一根的针，刺在心上，却不破血，只破旧梦。
而她——
依然在远方的光亮里。
我想走过去，却始终走不出这片满是阴影的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