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远在海外推行革运动的孙中山，正觉艰难，在得知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相继死亡讯息。
孙文将其视为清王朝统治即将崩溃的信号，应当进一步推动革命进程。
认为此事加深了清王朝的政治危机。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离世（尤其是慈禧的去世）标志着清朝统治核心的瓦解。
光绪与慈禧两人的权力斗争持续多年，光绪的改革失败与慈禧的保守专制早已使朝廷内外离心离德。
孙中山从前就在演讲中指出，如果清廷的权力真空和幼帝继位（溥仪年仅3岁）将加剧统治危机。
孙文并认为继任者的统治能力，权衡手段都太过平庸，缺乏政治魄力。这为革命提供可乘之机。
孙中山始终笃信封建帝制已然积重难返，共和取代帝制乃大势所趋，绝无可能通过改良使清廷苟延残喘。
光绪帝的“百日维新”夭折以及慈禧的冥顽不灵，愈发坚定了他唯有推翻清朝、创立共和方可拯救中国的信念。
1908年前后，孙中山虽因清廷通缉流亡海外，但仍积极策划反清起义。
光绪、慈禧的去世，他预判清廷内部权力斗争可能削弱镇压能力，因此加快了武装起义部署。
- 1908年11月：孙中山在新加坡与同盟会成员密商，计划趁清廷国丧期间发动南方起义。
- 舆论宣传与外交活动：孙中山通过《民报》等刊物揭露清廷腐败，强调“革命排满”的必要性，并在欧美、东南亚等地募集资金，争取国际支持。
- 联合反清力量：与改良派（如康有为、梁启超）划清界限，主张“非革命不足以救中国”，同时联络会党、新军等力量，扩大革命阵营。
与其他革命团体合作，比如与黄兴、章太炎等人协调行动，或者推动同盟会的发展。
孙文的主要目标是利用清朝的不稳定局势，发动更多起义，最终推翻帝制。
章太炎主张“光复”后建立“汉民族国家”，反对孙中山的“五族共和”；对孙中山依赖会党、新军的策略不满，认为应更注重知识分子动员。
之前就因为起义经费分配问题，章太炎与孙中山爆发激烈冲突（“《民报》经费风波”），黄兴居中调解，暂时维护了团结。
但之后章太炎因不满孙中山的领导方式，宣布脱离同盟会本部，另组“光复会”，但黄兴仍坚持支持孙中山，避免了同盟会彻底分裂。
他们三人矛盾的根源在于：地域、文化背景差异（孙中山粤派、黄兴湘派、章太炎江浙派）及革命目标的分歧（反满 vs 共和 vs 民生），导致同盟会后期内部分化。
尽管存在分歧，但他们的协同行动最终促成了清朝的覆灭和共和体制的建立。
这一过程既体现了革命党人团结奋斗的精神，也暴露了早期革命组织的局限性。
清王朝在权力更迭期间，摄政王与中央官员在得知革命党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等人的动作。
对革命党的态度是严厉镇压与恐惧交织，视革命为心腹大患。
之前试图以立宪缓和矛盾：慈禧、载沣主导的“预备立宪”（1906年）本为应对革命压力，但清廷拖延立宪进程（如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仍保留君主绝对权力），引发立宪派失望，反而加速了统治集团的分化。
另外官僚集团的腐败与短视：多数大臣仍以维护既得利益为核心，对立宪敷衍了事。
刘师培就曾批评地方官员借“新政”之名横征暴敛，加剧民怨，导致革命思想传播。
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导致“反满”情绪的恐惧：革命党以“驱除鞑虏”为号召，清廷虽推行“五族共和”口号。
但满族亲贵仍试图强化“满汉之防”，加剧了民族对立。
摄政王载沣排挤汉族官僚，导致袁世凯等实力派离心。
- 尝试分化革命党：部分官员（如端方）试图通过收买或策反革命党人（如刘师培曾向清廷献策），但效果有限，反而暴露了清廷内部的虚弱。
摄政王与众大臣既无法有效镇压革命，又未能通过改革凝聚人心，反而因内部分裂、腐败和短视加速了自身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