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五点的菜市场，潮湿的地面洇着烂菜叶的汁液，卖菜人把最后一捆菠菜摆上摊时，指关节已经冻得发僵。她的秤是祖传的杆秤，铜秤砣磨得发亮，秤星却比市场规定的标准少了两钱，这不是故意作假，是十年前给孙子换奶粉时，秤杆被重物压弯后没修好。
“这菠菜怎么卖？”穿貂皮大衣的女人用涂着蔻丹的指甲戳了戳菜叶，“称两斤。”
卖菜人手忙脚乱地捆好，秤杆刚抬起来，女人突然尖声喊：“你这秤有问题！我昨天在超市买的两斤比这多一半！”周围的摊主纷纷侧目，几个买菜的老太太围过来，七嘴八舌地议论“现在的小贩心眼真黑”。
“不是的，俺这秤……”卖菜人想解释秤杆的毛病，话没说完就被女人推了个趔趄，菠菜撒了一地。
女人掏出手机对着她拍：“大家快看啊，黑心摊贩缺斤少两还想耍赖！”
市场管理员闻讯赶来，没等卖菜人开口，就指着墙上的标语：“赶紧给人家赔钱！”
“我没骗她，俺这秤……”
“少废话！”管理员不耐烦地打断，“人家是常客，还能讹你这点钱？要么赔钱，要么我没收你所有东西！”
卖菜人看着满地狼藉的菠菜，又看看女人手机屏幕里自己佝偻的身影，突然蹲在地上哭起来。
她想起三年前老伴住院，她在医院门口卖煮鸡蛋被保安赶走，鸡蛋撒了一地，保安骂她“穷疯了，医院门口也敢摆摊”；想起孙子在学校被同学推倒，对方家长穿着西装来学校，说她“没本事教好孩子就别送出来”。
那天她最终赔了五十块钱，是她三天的菜钱。收摊时，隔壁卖猪肉的偷偷塞给她一把排骨：“别往心里去，人家穿貂皮的，咱跟她讲道理，就像拿鸡蛋碰石头。”
男人坐在法院门口的台阶上，手里的判决书被攥得发皱。他的三轮车被一辆宝马车撞了，交警认定对方全责，但对方律师在法庭上出示了他“未经许可上路”的证据，他的三轮车没有牌照，因为车管所要求的三百块牌照费，他攒了三个月还没攒够。
“法官说了，你这属于非法营运，对方最多赔你修车钱。”同村的老乡拍着他的肩膀叹气。
他的三轮车是唯一的谋生工具，每天凌晨拉着蔬菜往返于批发市场和菜市场，车斗里的铁皮被磨得发亮，车把上缠着防滑的布条，那是用老伴的旧衣服改的。
开庭那天，对方司机穿着定制西装，坐在原告席上玩手机，律师在法庭上侃侃而谈：“被告明知三轮车不能上路，仍执意营运，对事故发生也有责任。”
他想反驳，说自己每天给社区的孤寡老人送菜，从没多收过一分钱；说那天是为了赶在暴雨前把菜送到，才会在路口被闯红灯的宝马撞了。但他刚开口，法官就敲了法槌：“被告，陈述事实，不要说无关的话。”
最终，法院判决对方赔偿他五百块修车费，而他的三轮车维修费需要两千块。走出法院时，他看到宝马司机从口袋里掏出一沓现金递给律师，笑着说：“还是你厉害，对付这种人，就得用规矩压他。”
他推着被撞变形的三轮车往家走，路过天桥时，看到一个穿校服的女孩在乞讨，面前摆着一张纸，写着“妈妈重病，求好心人帮助”。他想把刚领到的五百块钱递过去，又想起家里等着买药的老伴，手伸到一半又缩了回来。
女人在病房走廊的长椅上坐了三天三夜，她的儿子患了急性白血病，医院催了三次缴费单，总额已经超过十万。她的丈夫在工地摔断了腿，工头只给了两万块就再也联系不上，她把家里的麦子、玉米全卖了，又借遍了所有亲戚，才凑了三万块。
“女士，你儿子的化疗不能再拖了。”医生的语气很温和，但眼神里的催促藏不住。
她跪在医生面前，说可以去医院做护工，可以去献血，甚至可以卖肾，只要能救儿子。
医生叹了口气，递给她一张贫困患者救助申请表：“你试试这个吧，不过审批很难，需要很多证明。”
她跑了五天，盖了七个章，终于把申请表交了上去。一周后，她收到了驳回通知，理由是“家庭收入超过贫困线”！她丈夫受伤前每月能挣四千块，虽然现在一分钱没有，但系统里显示的还是他以前的工资。
那天她在医院的走廊里拦住了院长，院长的秘书把她拉开，说：“院长很忙，你这样会影响其他病人。”
她看到院长陪着一个戴金项链的女人走进VIp病房，那女人的丈夫只是感冒发烧，却住了最好的单间。
晚上，她在医院的楼梯间偷偷哭，一个清洁工阿姨递给她一个馒头：“我女儿以前也得过这病，我卖了房子才把她救回来。你别放弃，但也别跟他们硬碰硬，咱们穷人，没那个本钱。”
女人咬着馒头，看着窗外灯火辉煌的城市，突然觉得很陌生。她想起女儿说想当医生，她说“好啊，以后就能救很多人”，现在她才知道，有些人生病了，连被救的资格都没有。
男人在工地上扛了十年钢筋，他的肩膀比常人宽出一截，那是常年负重压出来的。今年夏天，工地的脚手架突然塌了，他的腿被砸断了，工头送他去了附近的小诊所，开了点消炎药就再也不管了。
他躺在工棚的木板床上，腿肿得像馒头，同屋的工友偷偷给了他一瓶红花油：“别去找工头了，他上面有人，咱们斗不过他。”
男人不甘心，他拄着拐杖去了劳动局，工作人员让他填表格，要他出示劳动合同、工资条、工伤证明，他什么都没有，工地上的工人大多没有合同，工资都是现金结算。
“没有这些，我们没法受理。”工作人员的语气很冷淡。
男人在劳动局门口守了三天，终于等到了工头，工头带来了两个穿黑衣服的人，把他拖到偏僻的巷子里打了一顿：“给你五千块，这事就算了，不然下次打断你的另一条腿。”
他拿着那五千块钱回到工棚，看着墙上贴的全家福，照片里妻子和女儿笑得很开心。他原本想今年冬天就回家，给女儿买台电脑，给妻子买件新棉袄，现在看来，又要等了。
夜里，他疼得睡不着，听到工友们在聊天，说隔壁工地有人因为讨薪被打死了，家属闹了很久，最后拿到了二十万赔偿。“二十万，够咱们挣好几年了。”一个工友说。
男人摸了摸自己断了的腿，突然觉得很可笑，他的腿，还不值二十万。
女孩是班里成绩最好的学生，但她每天都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午饭总是一个馒头加咸菜。今年评选助学金，老师把名额给了班里一个成绩中等的男生，因为那个男生的爸爸是教育局的领导。
“老师，我家真的很困难，我爸爸瘫痪在床，妈妈打零工养活我们。”女孩鼓起勇气找到老师。
老师叹了口气：“我知道你家不容易，但评选有规定，要综合考虑。那个男生虽然成绩差点，但他参加了很多课外活动，综合素质比你高。”
女孩不明白，综合素质是什么，难道比能不能吃饱饭还重要？她看到那个男生每天都喝牛奶，用最新款的手机，而她连买本辅导书都要犹豫很久。
放学回家的路上，她看到校门口有个卖烤红薯的老爷爷，寒风中他的手冻得通红，却还是笑着给每个顾客装红薯。女孩想起了自己的爷爷，爷爷以前也在村口卖烤红薯，后来因为城管不让摆，就再也没卖过。
那天晚上，她在日记里写道：“妈妈说，等我考上大学就好了，可我怕，大学是不是也像现在这样，有理没理，不是看你有没有理，而是看你有没有钱。”
老人的房子在市中心，是祖传的四合院，今年要拆迁了，开发商给的补偿款是每平米五千块，而附近的房价已经涨到了每平米五万。他不肯签字，开发商就断了他家的水电，还在他家门口堆了很多建筑垃圾。
“老爷子，别犟了，你这房子没房产证，能给你这么多已经不错了。”拆迁办的人说。
老人拿出了光绪年间的地契，那是他爷爷传下来的，可人家说：“这玩意儿早就没用了，现在讲的是法律。”
他去了信访局，去了市政府，甚至去了北京，每次都被劝回来：“老人家，要顾全大局，别给政府添麻烦。”
他看到和他一起拆迁的邻居，有人拿到了好几套房子，因为他们认识开发商的亲戚；有人拿到了高额补偿，因为他们会闹，会堵路，会跳楼。
老人不会闹，他只会坐在院子里，看着那棵百年的老槐树发呆。那是他小时候亲手栽的，现在已经长得枝繁叶茂，树荫能遮住半个院子。开发商的人说这棵树碍事，要砍掉，他抱着树干不肯松手：“要砍树，就先把我砍了。”
最后，他还是签字了，拿到了五十万补偿款。他用这笔钱给儿子在郊区买了套小房子，自己在小区门口摆了个修鞋摊。每次看到穿西装的人走过，他都会低下头，怕人家认出他这个“钉子户”。
卖菜人后来不卖菜了，她去了一家餐馆洗碗，老板不给她签合同，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月底发工资时还要扣这扣那。她不敢说什么，因为她知道，还有很多人等着这份工作。
三轮车夫的三轮车修好了，他还是每天凌晨拉着蔬菜往返于批发市场和菜市场，只是再也不敢走那条有宝马车出没的路。他学会了绕远路，虽然要多花一个小时，但他觉得安全。
白血病孩子的母亲最终还是失去了孩子，她卖掉了家里所有的东西，还清了欠款，然后去了南方打工。她在一家电子厂上班，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机器的噪音很大，她却觉得很安静，因为不用再想那些理不清的道理。
断腿的工人留下了后遗症，走路一瘸一拐的，他回了老家，靠着几亩地过日子。他再也没去过城里，他说城里的路太硬，硌得他腿疼。
贫困女生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她申请了助学贷款，课余时间去做兼职，虽然很累，但她觉得很踏实。她知道，只有自己变得强大了，才能有底气跟别人讲道理。
拆迁户的修鞋摊生意很好，附近的人都愿意找他修鞋，说他手艺好，收费公道。他还是每天坐在曾经的老槐树下，只是那棵树已经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高楼大厦。
这个世界似乎总是这样，有些人天生就站在高处，他们的道理轻飘飘的，却很有分量；有些人一辈子都在低处挣扎，他们的道理沉甸甸的，却没人愿意听。就像菜市场的秤，准不准不重要，重要的是买菜的人信不信。而穷人的道理，就像那杆被压弯的秤，即使你知道它是准的，也没人愿意承认。
但生活还在继续，太阳每天都会升起，照亮那些有理或无理的人，照亮这个既公平又不公平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