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郢（约795年—约860年），字仲远，祖籍东海郡（今山东郯城一带），后迁居吴郡（今江苏苏州），是唐穆宗长庆年间进士，活跃于中唐后期的文臣，其生平虽未见于《旧唐书》《新唐书》等正史列传，但结合《登科记考》残卷、地方碑刻及徐氏家族谱牒等零星史料，可勾勒出这位中唐士人的为官与治学轨迹，其一生以文立身、以廉治政，是晚唐基层官员的典型代表。
徐郢出身书香世家，家族自隋末起便以儒学传家，祖父曾任县丞，父亲为乡学博士，自幼浸润在崇文重教的家风中。他天资聪颖，幼时便随父亲研读《左传》《尚书》，少年时师从吴郡名士陆贽的门生，不仅精研经史，还练就了扎实的诗文功底与策论能力。唐代长庆元年（821年），礼部侍郎钱徽主持科举，徐郢奔赴长安应考。当年进士科初取三十三人，后因朝臣弹劾录取不公，朝廷诏令白居易等人主持重试，最终驳下十人，重试录取十四人，徐郢凭借稳健的策论与清丽的诗文，成功通过重试跻身进士之列，这也成为他仕途的起点。
登第后，徐郢并未急于谋求京官职位，而是主动申请外放地方历练，初授越州（今浙江绍兴）参军，负责协助州府处理文书往来与司法佐理事务。越州作为江南漕运要地，政务繁杂，他到任后革新文书归档制度，将繁杂案卷分类梳理，大幅提高办公效率。在协助审理民间田产纠纷时，他拒绝地方豪强的请托，亲自下乡核查土地账簿，依法裁决，为贫民追回被侵占的田亩，一时获“清谨能吏”之称。
数年后，因政绩突出，徐郢调任扬州录事参军。扬州作为当时的商业都会，商贾云集，税收事务繁重。他针对商户偷税漏税、官吏趁机盘剥的乱象，提出“明籍定税”之法，重新核查商户户籍与经营规模，制定分级税制，并公示征税标准，既保障了朝廷财税收入，又减轻了中小商户负担。任内他还参与疏浚扬州城外运河支流，保障漕运畅通，其务实举措得到时任淮南节度使的赏识，多次向朝廷举荐。
唐文宗大和年间，徐郢奉调入朝，任太常博士，秩从七品上，负责礼乐制度修订与祭祀礼仪统筹。当时朝廷欲恢复废弃已久的先农坛祭祀，众臣对礼仪细节争论不休。徐郢查阅《开元礼》旧典，结合当下国情拟定祭祀流程，细化祭品规格与乐舞编排，既遵循古制又简化冗余环节，其方案获皇帝采纳并推行。任职期间，他还参与编撰《太常新礼》部分章节，将中唐礼制变革的实践记录在册。
晚年的徐郢因不喜晚唐朝廷党争，主动请求外放，出任衢州（今浙江衢州）司马，后升任衢州长史。衢州地处浙西山区，民风彪悍且文教滞后，他到任后一方面严整地方治安，联合县尉打击山匪，保障商旅通行；另一方面倡导设立州学，捐出部分俸禄聘请儒生讲学，收录寒门子弟入学。他还常亲自到学宫授课，讲解经史要义，推动衢州文风渐盛。
徐郢不仅为官勤勉，诗文造诣亦颇深。其诗作多聚焦民生与山水，风格质朴清新，《全唐诗》虽未单独辑录其作品，但《吴郡志》中收录了他任内所作《题虎丘寺》等三首诗，其中“松涛穿古寺，渔火映寒江”一句，因勾勒出江南夜景的静谧意境，在当时士人圈中广为流传。他的策论作品多关乎地方治理，强调“吏治清则民生安”，对后世地方治理文献有一定参考价值。
约唐宣宗大中十四年，徐郢在衢州任上致仕，归隐吴郡故里。归隐后他仍不忘治学，整理平生文稿，教导宗族子弟读书。其病逝后，衢州士民为感念其功绩，在州学旁立碑记其事迹。徐郢的一生，虽未身居高位，却在地方与朝堂的多个岗位上恪尽职守，以清廉的操守、务实的作风，在中唐渐趋动荡的时局中，书写了一位普通进士的履职初心，也为研究晚唐地方治理与科举制度提供了鲜活的个体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