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仲宗，生年与家世均未详载于正史，其名仅见于《隋书·循吏传》附载及《隋书·刑法志》的零星记载，是隋文帝杨坚统治时期一位以苛政闻名的地方官员。他活跃于隋开皇年间（581-600年），凭借隋朝初年“重典治吏”的政治风气，以及自身对律法条文的熟稔，从基层僚属逐步升迁，最终出任魏州刺史，成为一方军政要员。魏州（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东北）地处黄河下游，是隋朝连接河北、山东的交通要冲，人口稠密，商旅云集，既是经济重镇，也是朝廷掌控河北地区的战略支点，将徐仲宗置于此任，可见朝廷最初对其行政能力的认可。
隋文帝杨坚在建立隋朝之后，深刻认识到南北朝时期以来，吏治腐败、政令不通等问题带来的严重弊端。因此，他在刚刚登上皇位之时，就将“重法治国”作为施政的核心原则。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杨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他下令修订《开皇律》，对各种法令进行规范和完善，以确保法律的公正和明确性。其次，他大力整顿地方吏治，严惩贪污腐败和苛暴之官，坚决打击各种违法行为，以树立朝廷的权威和公信力。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徐仲宗踏入了仕途。他早年在地方任职时，就以“执法严苛、行事果决”而闻名。对于下属官吏的过失，他毫不姑息迁就，哪怕是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错误，如文书的错漏、差役的迟到等，他也必定会施以重典进行惩处。
这种“铁腕作风”虽然在当时引起了一些争议，但却恰好契合了隋初朝廷“整肃纲纪”的诉求。因为只有通过严厉的执法和果断的行动，才能有效地打击腐败现象，恢复社会的公正和秩序。
正因为如此，徐仲宗的这种作风得到了杨坚的赏识和认可，成为他得以快速晋升的重要原因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徐仲宗的官职不断提升，他的“铁腕”手段也越发得到彰显，为隋朝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出任魏州刺史后，徐仲宗的施政风格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变得愈发极端和严厉。他坚信只有通过实施“重典”才能有效地治理地方，维护社会秩序。
在赋税征收方面，徐仲宗完全不顾及隋初“轻徭薄赋”的政策基调。他一心想要在自己的任期内取得显着的政绩，于是不顾百姓的实际情况，强行提高征税额度。他规定百姓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足额缴纳税款，绝不容许有丝毫的拖延。一旦发现有人未能按时缴税，他便毫不犹豫地将其定性为“抗税”，并派遣衙役上门催缴。这些衙役们手段粗暴，动辄对百姓进行鞭打和拘禁，给百姓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恐惧。
然而，魏州境内的许多农户由于遭受了水旱灾害，生活已经十分艰难，根本无力按时缴纳如此高额的赋税。面对这种情况，徐仲宗不仅没有向上级申请减免赋税，反而变本加厉地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措施。他下令将这些农户的家产全部查封变卖，以弥补税款的缺口。更过分的是，他还将那些拖欠赋税的百姓及其家人押至州府衙门前示众，以此来逼迫他们的邻里代为缴纳。
这种做法引起了魏州百姓的强烈不满和愤恨，民怨沸腾。人们对徐仲宗的暴政怨声载道，但却敢怒不敢言。整个魏州陷入了一片恐慌和混乱之中，社会秩序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在治安管理上，徐仲宗更是推行“宁可错捕，不可漏网”的极端策略。他规定境内只要发生盗窃、斗殴等案件，当地里正、保长若不能在三日内破案，便与案犯同罪论处；而抓获的嫌疑人，无论证据是否确凿，先以严刑逼供，迫使对方认罪。一次，魏州下辖的元城县发生一起失窃案，失主丢失绸缎数匹，里正未能及时破案，徐仲宗便将里正及周边十余名可疑村民一同逮捕，在州衙大堂上亲自监刑，对众人施以杖刑、夹棍之刑，致使数人重伤，最终虽抓获真凶，却也牵连了多名无辜百姓。此类事件频发，使得魏州百姓对徐仲宗既怕又恨，私下称其为“徐罗刹”，即便路遇州府衙役，也纷纷避之不及。
徐仲宗的苛政不仅针对百姓，对下属官吏也同样严苛到不近人情。他在魏州刺史任上，制定了一套极为繁琐的官吏考核制度，从公文书写的工整度，到日常值班的考勤，再到下乡巡查的次数，都有明确且严苛的规定，稍有违反便会遭到降职、罚俸甚至罢官的处罚。有一次，一名参军因母亲病逝，未及向徐仲宗报备便回乡奔丧，徐仲宗得知后，竟以“擅离职守”为由，上奏朝廷将其罢官，并下令追回其任职期间的全部俸禄，此举令魏州官吏人人自危，虽不敢公然反抗，却也心生怨怼，许多官吏为求自保，逐渐变得墨守成规，不再主动处理政务，导致魏州行政效率大幅下降。
隋初虽倡导“重典治吏”，但隋文帝并非一味纵容苛暴，反而多次强调“为政当以爱民为本”，要求地方官“宽严相济”。徐仲宗在魏州的所作所为，很快便通过两种途径传到了朝廷：一是魏州百姓不堪其苦，有人冒着风险，辗转前往长安，向朝廷递交诉状，历数徐仲宗的苛政；二是隋朝设有“巡察使”制度，定期派遣官员巡查地方吏治，巡察使在魏州考察时，亲耳听闻百姓的怨言，亲眼目睹徐仲宗因苛政导致的民生凋敝，随即向朝廷如实上报。
隋文帝得知徐仲宗的所作所为后，极为震怒。他认为徐仲宗的行为违背了朝廷整顿吏治的初衷，名为“严政”，实为“酷虐”，不仅损害了百姓利益，更动摇了隋朝的统治根基。为警示全国官吏，隋文帝下令将徐仲宗调回长安，交由大理寺审理。经大理寺核查，徐仲宗在魏州任上“苛征赋税、滥施刑罚、虐待下属”等罪名属实，完全符合《开皇律》中“为政酷暴、害及百姓者，罢官除名”的规定。最终，朝廷下旨，将徐仲宗免去所有官职，削除官籍，贬为庶民，永不得再入仕途。
徐仲宗被罢官的消息传开后，魏州百姓无不拍手称快，甚至有人自发地在街头巷尾燃放鞭炮，庆祝苛政的结束。而朝廷将徐仲宗作为“苛吏典型”公开处理，也起到了极强的警示作用：许多地方官原本效仿徐仲宗的“铁腕作风”，此后纷纷收敛行为，转而注重体恤民情、宽和施政，隋朝的吏治风气也因此得到进一步改善。
作为隋初吏治整顿的“反面教材”，徐仲宗的事迹虽未被详细载入正史列传，却成为《隋书》中用以阐释“为政当戒苛暴”的重要实例。他的经历深刻反映了隋初政治的复杂面相：朝廷既要通过严厉手段整肃南北朝遗留的腐败吏治，又要防止官员走向“苛虐”的极端；而官员若只知机械执行“重典”，忽视“爱民”的根本，最终必然会被时代所抛弃。徐仲宗的结局，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成为隋朝完善吏治体系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镜鉴”，警示后世统治者与为官者：唯有“敬天保民、宽严相济”，才能实现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