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纥的早年生平在《魏书》《北史》中记载简略，仅能从零星史料中推测其出身。北魏自孝文帝元宏推行汉化改革（494年迁都洛阳后达到高峰），官僚体系逐渐形成“以门第定高下、以儒学论升迁”的格局，高门士族（如清河崔氏、范阳卢氏）垄断核心职位。徐纥既非鲜卑贵族后裔，也非汉人士族出身，其家族大概率是普通地主或中小官僚，这意味着他的仕途起点远低于世家子弟。他最初能进入官场，依靠的是两项核心能力：一是文书专精，北魏宫廷对“善属文”者需求迫切，徐纥精通汉魏典章，擅长草拟诏令、撰写奏议，符合汉化政权对文职官员的基本要求；二是应变机敏，在担任中书舍人期间（负责传递奏章、沟通内外），他总能快速领会上级意图，甚至提前预判政务需求，这种“察言观色”的特质让他在基层官员中脱颖而出。孝明帝元诩即位初期（515年），朝政由灵太后胡氏与太傅元雍共同掌控，中枢权力处于微妙平衡。徐纥此时虽职位不高，却已展现出对权力结构的敏锐嗅觉——他主动接近胡氏身边的亲信宦官，通过传递宫外信息、处理琐碎事务获得关注，为后续攀附权力核心铺垫了路径。
灵太后胡氏（宣武灵皇后）是北魏历史上极具争议的政治人物。她早年以“母仪天下”之名临朝，初期推行过释放宫女、减免赋税等善政，但随着权力稳固，逐渐转向专权——她忌惮宗室诸王的威胁，又不信任世家大臣，急需一批“非士族、易掌控”的近臣组成核心团队。徐纥的出现，恰好契合了这一需求。徐纥的崛起并非孤立，他与中书令郑俨、黄门侍郎李神轨等人结成政治同盟，史称“徐郑集团”。其中，郑俨因与灵太后有旧情而得宠，徐纥则凭借行政能力成为集团的“实际操盘手”。三人分工明确：郑俨负责维系与灵太后的关系，李神轨掌控禁军护卫，徐纥则总揽文书起草、人事任免、政务执行，形成“内有太后撑腰，外有党羽布控”的权力网络。他们渗透权力的关键手段是架空中书省与门下省。北魏原本的决策流程为：大臣奏议→中书省草拟诏令→门下省审核→皇帝（或太后）批准。徐纥却通过灵太后的授权，将草拟与审核权集于一身，甚至“未奏先拟”——重要诏令在未经朝臣讨论的情况下直接发布，朝堂沦为“徐郑集团”的执行机构。
徐纥掌权后，将人事权变为敛财工具，其“卖官”行为具有系统性与公开性。据《魏书·阉官传》记载，地方县令一职需缴纳“绢千匹”，刺史需“绢万匹”，中央官员如尚书郎则“粟五百石”，甚至连“散官”（无实权但有俸禄的职位）也按品级定价。北魏原本规定“非士族不得任清要官”，徐纥却将秘书监、着作郎等“清职”卖给富商子弟，只要出价足够，即便“目不识丁者”也能跻身文人官僚行列。为快速敛财，他曾在一月内任免二十余州刺史，这些官员到任后，又通过搜刮百姓回本，形成“朝廷卖官→地方刮民→民变四起”的恶性循环。这种行为不仅摧毁了北魏的选官制度，更让基层百姓对朝廷彻底失望。当时民间流传歌谣：“纥（徐纥）俨（郑俨）当道，官如瓦砾；绢粟一到，朱紫自来”，正是对其腐败的直接控诉。
在财政方面，徐纥为讨好灵太后（如修建永宁寺、开凿伊阙石窟），大量挪用军饷与赈灾款。孝昌元年（525年），关中地区遭遇旱灾，百姓流离失所，朝廷本应发放的赈灾粮却被徐纥挪用为灵太后的“私库”，导致“饿殍满道，人相食”。地方官员上奏灾情，均被他压下不发。在司法方面，他建立了一套“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规则：对依附自己的党羽，即便犯下杀人罪也能“改判流放”；对反对者则罗织罪名——清河王元怿曾弹劾徐纥“卖官乱政”，徐纥便诬陷其“谋反”，虽因元怿是宗室未被处死，却被罢官软禁；大臣袁翻因拒绝为徐纥亲信脱罪，直接被外放为地方官，终身未得召回。
六镇之乱（523年爆发）是北魏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而徐纥的统治，正是这场动乱的重要推手。北魏初年，为防御北方柔然，在漠南设立沃野、怀朔、武川等六镇，镇兵多为鲜卑贵族子弟或中原强宗，地位等同于“国之爪牙”，升迁路径通畅。但孝文帝汉化后，朝廷重心转向中原，六镇地位急剧下降：镇兵从“贵族军人”沦为“边鄙杂户”，与洛阳士族的差距拉大；军饷被克扣、土地贫瘠，甚至出现“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情况；原本“立战功可入中央”的规矩被打破，职位多被洛阳权贵子弟占据。这些矛盾已积累数十年，亟需朝廷调整政策化解。但徐纥掌权后，对六镇的诉求不仅完全无视，反而通过两项政策加剧了矛盾。他将地方官职全部纳入“卖官”体系，六镇军官即便战功卓着，也需缴纳重金才能升迁——而镇兵本就贫困，根本无力承担，最终“有功者无赏，有钱者得官”，军心彻底涣散。六镇防御柔然需大量粮草、军械，徐纥却将这笔拨款挪用为“卖官资金”的“周转金”，导致边镇“兵甲朽坏，粮储断绝”。沃野镇兵破六韩拔陵在起兵檄文中痛斥：“洛阳权贵（指徐纥等人）食肉糜，边镇士卒骨填沟”，正是当时的真实写照。523年，沃野镇民因“请粮不得”杀镇将起义，六镇之乱正式爆发。虽然动乱的根本原因是北魏“汉化与旧俗的撕裂”，但徐纥的腐败统治无疑是点燃火药桶的火星——他的政策让六镇军民彻底看清了朝廷的腐朽，最终选择以暴力反抗。
外部叛乱席卷北方，内部皇权与后权的矛盾也彻底爆发。孝明帝元诩逐渐长大，不满灵太后与徐纥专权，暗中联络并州军阀尔朱荣，欲借外力夺回权力。528年，孝明帝密令尔朱荣率军南下的消息泄露，徐纥与灵太后为自保，竟合谋毒杀了年仅19岁的孝明帝。这一行为彻底突破了伦理底线，给了尔朱荣“清君侧”的完美借口。尔朱荣以“为孝明帝复仇”为名，率铁骑直指洛阳。徐纥试图组织抵抗，却发现朝廷早已无可用之兵：禁军被他的亲信掌控，但士兵“久不操练，贪腐成风”；地方军队或被叛乱牵制，或不愿为“弑君者”卖命。最终，他只能劝灵太后“挟幼主（刚立的元钊）出逃”，自己则带着亲信与搜刮的财物先行逃亡。
他先投南朝梁，因“携带重金”被梁武帝短暂收留，但梁廷鄙视其“弑君乱政”的行径，始终未予重用；529年，北魏北海王元颢在梁军支持下北伐洛阳，徐纥试图依附元颢东山再起，却因元颢战败而再次流亡。530年，孝庄帝元子攸（尔朱荣所立）稳定政权后，下令“全国通缉徐纥”——他的罪行已被昭告天下：弑君、卖官、引发叛乱，成为北魏后期“乱政”的代名词。最终，徐纥在逃亡途中被地方官抓获，押回洛阳。孝庄帝为“平民愤、正国法”，下令对徐纥处以凌迟之刑（一种极其残酷的死刑）。据《洛阳伽蓝记》记载，行刑当日，洛阳百姓“聚观数万人，唾骂不绝”，可见其民怨之深。
《魏书》将徐纥列入《阉官传》（虽非宦官，但因“依附女主、乱政误国”的行为与阉宦类似），评价他“性贪婪，智小谋大，以谄媚得权，以暴虐亡身”。这一评价虽带有封建史书的“道德批判”色彩，却精准抓住了他的本质——他是北魏后期“皇权失控、吏治腐败”的产物，也是加速王朝灭亡的“催化剂”。徐纥的一生，映射出北魏衰落的三大教训：权力缺乏制约必致腐败，灵太后赋予他无限权力，却无监督机制，最终让他从“能吏”沦为“贪官”；忽视基层必失根基，他对六镇军民的困境视而不见，最终被底层的怒火吞噬；依附权势能得一时，不能得一世，他依靠灵太后获得权力，却因失去权力根基（太后倒台）而瞬间崩塌。作为北魏由盛转衰的标志性人物之一，徐纥的故事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一个王朝在腐败与动荡中走向终结的缩影。他的结局也印证了“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历史规律——无论权力如何显赫，若背离民心、践踏法度，最终只会落得身死名裂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