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吕蒙正的归隐以及李沆的离世，宋朝的宰相之位就此出现了空缺。按照以往的惯例，新任的宰相一般都在参知政事当中挑选，但赵恒这一次却一反常态地看中了一个人，此人便是此前名不见经传的时任翰林侍读学士兼兵部侍郎的毕士安。不过，赵恒并未直接将其提拔为宰相，而是先将其升任为吏部侍郎兼参知政事。
毕士安入宫答谢之时，赵恒对毕士安说道：“朕不止是要提拔你为参知政事，而是要让你不久之后正式出任宰相，其实朕早就想任命你为宰相，但不曾想却一直等到了现在。不过，如今天下乃是多事之秋，中书省也是事务繁巨，你觉得谁和你一起出任宰相会比较合适呢？”
面对赵恒的直言不讳，毕士安没有丝毫犹豫地提到了一个人：“宰相者，必有其器乃可居其位。臣驽朽，实不足以胜任。寇准兼资忠义，善断大事，此宰相才也。”
赵恒略微沉思，说道：“朕听闻寇准性格刚直且爱意气用事，由他出任宰相恐怕不妥吧？”
不曾想，毕士安的回答直接让赵恒顿觉脸红：“陛下，寇准为人方正慷慨且有大节，他忘身徇国，秉持正道而憎恶奸邪，这些都是他的优点，在这方面朝臣中罕有能出其右者。也正因如此，所以他才不为流俗之人所喜。如今天下的百姓虽然在陛下的仁德之下安养生息，但党项和辽国却始终是我朝的心腹大患，这正是寇准这样的人为国出力之时。”
也不知道毕士安在说出这一番话的时候是否察觉到了赵恒脸色的变化，不为流俗之人所喜，这句话是否也在间接地影射赵恒也是流俗之人呢？然而，赵恒最终还是被毕士安的这一番话所说服。
他点了点头，说道：“那朕就依爱卿之言起用寇准，但是，朕还得借用爱卿的宿德压制一下寇准为好。”
八月，赵恒正式下诏由毕士安和寇准各以之前的本职并兼平章事之职，但是毕士安负责监修国史且是首相，寇准是次相。也就是说，虽然同是宰相，但毕士安要比寇准高那么一截，这意味着参加朝会时寇准得站在毕士安的后面。
这是中书省，在军事机构枢密院方面赵恒也另有人员安排，诏命：宣徽南院使王继英为枢密使，同知枢密院事冯拯、陈尧叟并签署枢密院事。这里面有两个熟人，赵普身边曾经的那个小吏王继英这时成了宋朝军方的最高领导人，而早前与寇准相互间斗得咬牙切齿的冯拯这时候也和寇准一样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他成了枢密院的二把手。
看完了这些是不是觉得有些莫名其妙？别的不说，这个毕士安是什么人？他凭什么突然冒出来成了宰相？可是，在当时几乎没有一个人敢跳出来反对由毕士安出任宰相，原因就在于此人的资历和履历尤其是他的德行都足以镇服整个朝堂。
毕士安（公元938年－公元1005年），字仁叟，小字舜举，代州云中人。此人早在宋太祖乾德四年（公元966年）就考中了进士，单是凭借这份资历他就足以让赵光义时期才开始步入官场的那帮官老爷们仰视，就算是吕蒙正和李沆见到他都得喊一声前辈。赵光义登基之后，毕士安先是出任大理寺丞，后又官拜监察御史，随后相继担任翰林学士、右谏议大夫、工部侍郎、枢密直学士等官职。
要说此时已经六十六岁的毕士安为什么一直没有进入两府成为顶级高官，这里面的原因就太复杂了，一来他早期是政法系统的官员，二来则是当时的能人也确实太多而他又并非赵光义的门生和嫡系，但赵光义对此人的学识却是相当欣赏，更佩服此人的德行和操守。然而，以上种种都不足以成为让赵恒将其提拔为宰相的理由，他能当宰相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他在人生的后期成为了赵恒的亲信和嫡系。
当赵恒以亲王的身份出任开封府尹的时候，毕士安被任命为开封府判官从而成了赵恒的副手，赵恒当了皇太子后他又进入东宫担任太子府右庶子成为了赵恒的近身幕僚，赵恒登基以后他又直接把赵恒手头的开封府尹的活儿给接了下来成了开封府的知府，同时赵恒还升他为工部侍郎兼枢密直学士。
有这样的学识、资历和隆重高深的品德，再加上又是当今皇上多年的亲信、助手和近臣，毕士安直到这个时候才升任为宰相已经是很显得“老天无眼”了。不过，这也怪不得老天爷，吕端对赵恒有拥戴之功，李沆是赵恒的老师，张齐贤和吕蒙正更是早在太宗朝就做过宰相，这一切只能说毕士安是生不逢时。然而，命运终究还是给了他登上人臣权力之巅的机会，而这也为不久之后的那场影响了东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历史性事件埋下了伏笔。
关于毕士安拜相，历史上也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赵恒在李沆病逝之后首先想到的宰相人选就是寇准，可赵恒认为寇准这人虽然有做宰相的能力但却不好驾驭。当初在做参知政事的时候他连宰相吕端都敢压制，如果让他做了宰相很有可能就会让中书省成为一言堂，而他也极有可能变成一个难以制驭的权臣，让赵恒这种白净小生整日跟寇准这种凶神恶煞打交道岂不是要他的小命？既然自己镇不住寇准，赵恒便想找个人来帮忙，可他望遍中书省和枢密院的所有高官都没有发现有一个能够镇住寇准的人，王继英、王旦、王钦若、冯拯，这些人不被寇准欺负就都得烧高香了，哪里还能指望他们去震慑寇准？所以，赵恒最后这才把毕士安给抬了出来。
不管这件事的真相如何，毕士安能够在气场上压制住寇准倒是事实，而在当下的整个朝廷唯一能够让寇准在其面前稍微保持谦逊和低调的人恐怕也只有毕士安。
说一个可能会让很多人感到意外的事，由于寇准在十九岁之时就考取了进士并开始了自己的官宦生涯，因而此时刚刚荣登宰相之位的他才刚满四十四岁，但他这时已经把宋朝的顶级官职都给当了一个遍，中书省、枢密院、三司、开封府，京城里的四个最有权势和地位的部门首长位置上都留下了他的个人印记。
赵恒越过中书省和枢密院的一众高官而挑选了毕士安和寇准为宰相自然会招来一些人的不满乃至是愤恨，毕士安当宰相这些人倒是不敢有太多的怨言，但寇准可就不好说了，他得罪的人实在是太多。可是，皇命难违，于是这些人便使出了一记阴招。
就在寇准出任宰相没多久，一个名叫申宗古的平民向赵恒告发寇准与已经过世的安王赵元杰私下里有过密谋，其目的就是要让赵元杰取代赵恒成为新的皇帝，也就是说他俩之间曾经密谋造反。此事一出，寇准立即陷入了巨大的惶恐之中。虽然他天不怕地不怕，就连赵光义他都敢龇牙咧嘴，但在他看来那都是出于公心，他那是在践行一个臣子的职责。可是，谋反这种罪名一旦成立就将把他牢牢地钉死在反贼的耻辱柱上，这可就不是寇准所能承受得了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赵元杰此时已经死了，这个事也就成了永远都查不清的疑案。即使如此，在极其注重声誉的北宋官场，寇准仅凭这个事就足以让其无法在朝堂上继续立足，也就更别提还能在中书省生存下去了。这时候如果寇准知趣一点就应该主动申请离职，要不然等待他的要么是群臣的弹劾，要么就是赵恒的罢相诏书。更严重一点的是，如果赵恒选择相信这件事确有其事，那么寇准的下场也就和当年的卢多逊差不了多少，不砍他的头他都得高呼皇恩浩荡。
就在寇准惶惶不可终日之时，毕士安主动站了出来，他先是极力在赵恒面前为寇准辩白，然后又把这个案子接了下来。他直接把告发者申宗古关进了大牢，一通“审讯”之后，这个平头老百姓终于承认自己是在诬告。至此，此案宣告了结，寇准的冤屈得以洗刷从而保住了相位。
这件事看上去似乎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也就是一个小老百姓胡乱告状而已，可很多事都不能去细想：申宗古一个平民老百姓怎么就敢告发当朝宰相曾与亲王谋反？他是怎么知道这事的？他的背后是否有高人在指使？那个高人又是谁？毕士安为什么没有顺藤摸瓜？他为何就如此轻易地放过了幕后的主谋（如果真的有的话）？
很难想象这事如果没有毕士安出面会往何种方向发展，毕士安在这起案件里完美地充当了一回裁判的角色。他运用自己高超的政治手腕最大程度地维护了帝国顶级权力场的和谐与团结，寇准、寇准的政敌、赵恒，这三方最后都相安无事，但同时毕士安又通过杀鸡儆猴的方式极为严厉地警告和震慑了那些想对寇准下黑手的人，正所谓响鼓不用重锤，毕士安就此点到为止。至此，因为李沆病故而导致的宋朝权力高层的动荡和再次洗牌宣告结束，大宋的朝堂重新归于平静，而新的挑战也在这时候紧随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