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明后暗的君王
在与各藩镇的战争中，唐宪宗李纯重用了宦官，并任命心腹宦官吐突承璀担任左右神策将军、兼河中、河阳、浙西、宣歙等道行营兵马使和招讨处置使等要职，作为统帅带兵出征。然而，在一次弓箭库使刘希光因贪赃被查办的事件中，吐突承璀受到了牵连。因此，唐宪宗将吐突承璀外放为淮南监军。事后，宪宗询问宰相李绛：
“朕将吐突承璀任为外官怎么样呢？”李绛回答说：“外界想不到陛下忽然能够这么做。”
宪宗回应道：“此人只是一个家奴而已。以往，朕觉得使唤他的时间很长了，所以因私情恩宠而宽宥了他。倘若他有违纪犯法的行为，朕抛弃他，就如丢掉一根毫毛一般轻易！”
长期的心力交瘁使得唐宪宗寻求精神上的寄托，他逐渐崇信起了佛教。晚年时，宪宗下令将凤翔（今陕西扶风）法门寺的佛骨迎至长安，这一举动引发了王公贵族及黎民百姓竞相施舍奉养的热潮。刑部侍郎韩愈为此上疏，恳切谏阻。唐宪宗勃然大怒，准备对韩愈处以极刑。但后来在裴度等人的劝谏下，最终决定将韩愈贬为潮州刺史。
此外，为了求取长生不老之药，唐宪宗又转向道教。元和十三年（818年），他下诏征求方士。宠臣皇甫镈向他推荐了一个名叫柳泌的人，此人声称可以配制长生药。次年，唐宪宗开始服用长生药，但药物的影响使他的性情变得暴躁易怒，经常斥责或诛贬身边的宦官。这些情况不仅反映了唐宪宗在削藩过程中用人上的复杂心态，也揭示了他在政治压力下的个人信仰和行为变化。
尽管唐宪宗李纯在削弱藩镇势力方面取得了显着成绩，但李纯对宗教的过度依赖和对长生不老的追求，也为他的统治带来了负面影响，尤其是在他的性格转变和决策方式上产生了不利影响。这也表明，即使是英明的君主，在面对个人欲望和信仰时，也可能做出不利于国家和个人的选择。
皇位继承的波折
宪宗李纯原配是唐代宗长女升平公主与郭子仪第六子郭暧的女儿——郭贵妃。作为代宗的重孙，按辈分计算，郭贵妃实际上是李纯的表姑，二人的联姻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郭贵妃为李纯诞下了第三皇子遂王李宥，而另一位后妃纪美人则生下了皇长子邓王李宁。
尽管李宥身份尊贵，仅比李宁年轻两岁，但宪宗却选择了立长不立贵的原则，在元和四年（809年）正式册立李宁为太子。不幸的是，元和六年（811年）底，李宁早逝，这使得关于新太子的人选再次成为了朝廷内外热议的话题。当时形成了两派势力：一派由深受宪宗宠信的宦官吐突承璀领导，主张立澧王李恽（本名李宽）为继承人；另一派以宦官梁守谦、王守澄及大多数朝臣为代表，鉴于郭氏家族的显赫地位，他们力荐郭贵妃所生的遂王李宥（即后来的唐穆宗李恒）。最终，唐宪宗李纯同意了册立三皇子遂王李宥为太子，但却迟迟未立郭贵妃为皇后，导致太子李宥的地位一度不够稳固。
身罹不测
至元和十四年（819年）末，因长期服用金丹，李纯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到了元和十五年（820年）正月，他甚至取消了元旦朝会，令群臣深感忧虑。然而，在义成军节度使刘悟入宫觐见并传出“陛下身体平安”的消息后，朝廷内外才稍微松了一口气。然而，就在同一天夜里，唐宪宗李纯在长安大明宫的中和殿遭遇了宦官陈弘志等人的谋害，享年四十三岁。
陈弘志、王守澄等人对外宣称皇帝是因为服用长生药而亡，并与中尉马进潭、梁守谦、刘承偕、韦元素等人合谋拥立三皇子李宥继位，即唐穆宗。吐突承璀及其支持的澧王李恽也在此次政变中身遭不幸。同年五月，群臣为宪宗上谥号为“圣神章武孝皇帝”，庙号宪宗，并将其安葬于景陵。到了大中三年（849年），宪宗之子唐宣宗李忱追封其父为“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以此缅怀这位曾试图重现大唐辉煌的帝王。
结语:唐宪宗李纯在位期间，唐朝迎来了被称为“元和中兴”的复兴时期。面对地方藩镇势力坐大、中央权威式微的局面，宪宗通过一系列果敢的军事征讨和平息叛乱措施，成功削弱了地方藩镇的自主性，解决了长期困扰唐朝的藩镇割据问题，暂时恢复了中央政府对全国的有效控制。同时，他重视吏治整顿，任用贤能如裴度、李绛等名臣推行改革，使得朝政清明高效，经济得以复苏，文化繁荣昌盛。宪宗个人也很重视法律建设，组织修订法令以求司法公正，并大力支持佛教的发展，促进了宗教文化的繁荣。然而，晚年受长生不老思想影响，沉迷于道教丹药，最终早早离世，结束了其15年的统治。尽管如此，唐宪宗的努力和贡献，为唐朝后期的历史留下了深刻印记，成为后人缅怀的一段光辉岁月。
关于宪宗皇帝的轶事典故
不立皇后
根据《旧唐书·后妃传》的记载，唐宪宗李纯在位时，后宫中受宠的女性众多。他特别注意到贵妃郭氏出身于显赫家族，担心如果立她为皇后，郭氏可能会限制他对其他妃嫔的宠爱。因此，李纯迟迟没有立皇后。现代研究者认为，唐宪宗的顾虑并不是害怕皇后专权，而是担忧外戚势力过大，影响皇权。从宪宗开始，唐朝后续的几位皇帝——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和宣宗——也都效仿此做法，未立皇后。实际上，史书中提到的皇后多是在她们的儿子登基后追封的。
有志河湟
一次，当宪宗查看天下地图时，注意到了因安史之乱而失去的河湟地区（现今的青海东部和甘肃西部一带），不禁萌生了恢复这片旧土的愿望。翰林学士李绛曾劝说皇帝不要过度聚敛财富，但宪宗解释道，国家的政令无法覆盖河南、河北的多个州郡，而河湟地区的广袤土地仍处于异族统治之下，这让他感到祖宗蒙羞，日夜想着如何洗雪耻辱。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认为有必要积累足够的财力。否则，即使宫廷内开支节俭，多余的财富也无实际用途。
最终，在大中年间（847-860年），即宪宗去世多年后，唐军利用吐蕃内部纷争的机会，成功收复了河陇三州七关之地。宪宗的第十三子唐宣宗李忱感叹道：
“先帝宪宗常常挂念河湟，遗憾的是未能完成这项伟大事业就离开了人世。如今我们应当继承先人的遗志，商议为顺宗和宪宗两庙献上谥号，以此彰显祖先的光辉，并向后世展示。”
通过这两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唐宪宗不仅是一位有着远大抱负的君主，他在处理国家大事时表现出的决心和策略，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对于皇权稳固和个人欲望之间的微妙平衡。同时，宪宗对河湟地区的关注，体现了他对恢复失地的强烈愿望，这种愿望在他之后的几代帝王中得到了延续，直到他的儿子宣宗实现了这一夙愿。
历史评价
下面这段文字是唐代诗人韩愈对宪宗平定淮西叛乱这一历史事件的颂扬:
当宪宗皇帝继位之时，他环顾四周，感慨万千。他心中怀揣着对文臣武将的信任与期待，同时也忧虑着国家的命运和皇室的安宁。在平定了吴蜀两地之后，朝廷的目光转向了山东，并迅速将其纳入版图。魏博的将领率先响应朝廷号召，六州相继归顺。然而，淮蔡地区的割据势力却自恃强大，公然反抗中央权威。
面对淮蔡的挑衅，宪宗果断下令讨伐，却遭遇了周边势力的勾结作梗。更甚者，他们暗中派遣刺客，意图加害于朝廷重臣。正当战事不利、京师内部人心惶惶之际，众大臣纷纷劝说宪宗采取安抚政策。但宪宗皇帝不为所动，坚信天命所归，决定继续坚定地执行讨逆之策。
最终，在宰相裴度等人的支持下，宪宗坚持了自己的判断，成功地完成了对淮蔡的征服。这场持续四年的征战，起初并未得到所有官员的支持，但在宪宗坚定不移的决心面前，逐渐消除了疑虑。正是由于宪宗的英明决断，才使得淮蔡之战得以胜利，进而稳定了国内局势，吸引了四方边夷前来朝贡。随后，宪宗开设明堂，以彰显其治国理政的能力。
五代刘昫对宪宗的评价充满了赞美与敬仰，他通过几句精炼的话语概括了宪宗在位期间的关键政绩和领导特质:
1. 在贞元年间，由于皇帝控制力的减弱，各地出现了许多叛乱势力，犹如盗贼盘踞。然而到了章武（宪宗谥号）时期，宪宗展现了其非凡的魄力，成功地平息了这些叛乱。当时有贤能的宰相辅佐，他们不仅展示了德行的力量，也展现了军事上的实力。宪宗时期的元和之治，成为了后世传颂的美好时代。
2. 章武皇帝心中怀揣着对过往耻辱的愤怒，积极寻求良策来巩固国家。早期，他得到了杜邠公的帮助，任命高崇文讨伐了叛将刘辟；中期，又得力于武丞相的战略规划和军队训练，支持了宪宗明智的决策；最后，在裴晋公（裴度）的领导下，宪宗得以展示军威，彻底清除了两河地区的长期叛乱。宪宗的果断决策真是令人钦佩！
3. 宪宗展现出了非凡的英勇气概，他的威严和恩德深入人心，赢得了臣民的尊敬和支持。
宋欧阳修和司马光对唐宪宗李纯的评价既肯定了他的成就，也指出了他晚期统治中的失误。
欧阳修评述:
宪宗皇帝以其刚强、明智和果断着称，自登基之初便立下了平定叛乱的决心。面对割据势力，他能够采纳忠臣的谋略，不被众人的议论所左右，最终达成了削平叛乱的伟大胜利。特别是当吴元济被铲除后，那些强大的藩镇和勇猛的将领纷纷表示愿意悔过自新，归顺朝廷。这一时期，唐朝的威望几乎恢复到了鼎盛时期的水平。从这一点来看，宪宗治下的优劣对比一目了然。
然而，在统治后期，宪宗开始任用了不合适的人选，导致未能完成其宏伟的事业，甚至遭遇了个人的不幸。这表明，即使是聪明睿智的君主，一旦受到小人的蒙蔽，国家也可能陷入困境。小人误国，不仅限于昏庸之君，即便是贤明的君主，若有所惑，也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司马光评述：
宪宗成功地平定了各地的叛乱，几乎实现了国家的和平与稳定。但他的伟大事业之所以没有得到善终，原因在于他过于追求短期的成功，而忽视了建立长远的信任。这种短视的行为削弱了他的统治基础，使得他在晚年无法巩固自己的成就。
宪宗皇帝突然离世的原因
关于唐宪宗李纯遇害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是否为宦官陈弘志所弑杀以及穆宗李恒以及其母郭贵妃（后来的懿安郭皇后）是否参与了这一阴谋。尽管新旧《唐书》都记载宪宗是被宦官陈弘志等人谋害而亡，但历史上存在不同的观点：
根据《旧唐书》和《新唐书》的记载，宪宗李纯是在820年正月被宦官陈弘志等人谋害的。这种说法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学界的定论。
穆宗与郭贵妃的嫌疑:一些历史学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明末清初的史家王夫之认为，虽然陈弘志是直接行凶者，但真正的幕后主使可能是郭贵妃和她的儿子唐穆宗李恒。近现代历史学家陈寅恪也有类似的观点，认为穆宗可能涉及谋害其父的阴谋。1992年，黄永年的文章进一步将此事与元和后期党争联系起来，提出穆宗是“元和逆党”的主凶。
经过证据分析，支持穆宗和郭贵妃参与弑君的说法基于以下几点：
1.陈弘志未受惩罚：宪宗走后，穆宗并未处罚弑君的凶手陈弘志，反而将其外放为淮南监军。
2.对特定官员的优待：穆宗即位之初，特别荣宠兵部郎中薛放、驾部员外郎丁公着和翰林学士杜元颖，这些人被认为可能与弑君有关。
3.处理宫内方士：穆宗即位后不久，下令杖毙柳泌及僧人大通，并流放宫中方士，远贬皇甫镈、李道古，这些行动似乎是为了掩盖宪宗服食丹药而亡的事实。
4.尊崇郭贵妃：穆宗迅速册封其母郭贵妃为皇太后，并给予郭家极高的荣誉，这可能是在掩饰弑君后的不安。
这件事情的后续影响
唐宣宗李忱，作为宪宗李纯的第十三子，在他即位后改变了对郭太后的态度，奉养礼节变得较为冷淡，这也被解读为他对穆宗弑逆行为有所了解的表现。
学术界仍有争论
尽管有上述种种迹象指向穆宗和郭贵妃，但学术界对此仍有分歧。部分学者质疑“元和逆党”说的真实性，认为没有足够的直接证据证明唐穆宗直接参与了弑君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