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时又省力，茶叶的品质也更稳定了。这都得感谢党的好政策啊！”
“能带我去看看这台‘宝贝疙瘩’吗？”林纾顺势提出。
“当然可以！就在后面的厂房里。”黄老汉毫无戒备，爽快地答应了，领着林纾穿过一个院子，来到一间新建的彩钢瓦厂房。
厂房里，一股浓郁的茶香扑面而来。那台巨大的茶叶炒制机正静静地立在中央，银色的不锈钢机身在灯光下闪闪发亮。几个工人正在旁边打扫卫生，为第二天的开工做准备。
林纾的目光，第一时间就投向了那台机器。他缓步走上前，装作好奇地围着机器转了一圈，手指不经意地抚过机身上那块金属铭牌。就在指尖触碰到铭牌上凹凸不平的刻字时，他的心，猛地沉了一下。
铭牌上清晰地刻着型号：“cq-300”。
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300”型和“500”型，在价格和性能上，却有着近三万元的差价，相应的，国家给予的补贴额度，也相差了近万元。
这是一个极其隐蔽的“猫腻”。如果不是亲眼看到实物，单凭照片，根本无法发现。因为两种型号的机器外观几乎一模一样，只有这块小小的铭牌是区别。显然，他们在拍照时，用某种方式，临时替换或者遮挡了铭牌。
那一瞬间，林纾的内心五味杂陈。他没有感到愤怒，反而是一种深深的疲惫和一丝悲哀。他原以为，自己设计的制度已经足够严密，却没想到，在最偏远的山村，依然有人会为了这点“小利”，而绞尽脑汁地去钻制度的空子。这让他再次认识到，与人性的贪婪作斗争，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战争。
他没有当场发作，而是不动声色地继续和黄老汉聊着天，甚至还夸赞了几句机器的保养得当。黄老汉丝毫没有察觉异常，还热情地邀请林纾晚上留在合作社，尝尝他们自己炒的新茶。
林纾婉拒了邀请。在回县城的路上，车窗外的天色渐渐暗淡下来，细雨敲打着玻璃，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在诉说着某种无奈。林纾的心情，也如这天气一般，有些阴郁。他反复思考着一个问题：是黄老汉有意为之，还是另有隐情？如果直接定性为骗补，按照规定，不仅要追回补贴，还要对合作社进行罚款，甚至可能影响他们未来几年的申报资格。对于这样一个刚刚靠政策扶持，才稍有起色的山区合作社来说，这无疑是灭顶之灾。
但如果就此放过，自己亲手建立的制度，岂不成了一个可以讨价还价的摆设？开了这个口子，以后会不会有更多的人效仿？
经过一夜的深思熟虑，第二天一早，林纾再次拨通了黄老汉的电话。他没有直接点破问题，而是换了一种方式。
“黄社长，你好。昨天看了你们的新机器，我回来后也查了一下相关的农机信息。我发现，这个cq系列的炒茶机，好像还有一个‘500’的升级版，热效率更高，更省电。你们当时购买的时候，经销商没有给你们介绍吗？”
电话那头的黄老汉沉默了几秒钟，林纾几乎能听到他有些急促的呼吸声。过了一会儿，黄老汉才用一种带着明显愧疚和不安的语气，支支吾吾地说：“领导……我……我对不住您……我跟您说实话吧。”
原来，问题出在农机经销商身上。当时黄老汉订购的确实是“500”型，经销商开的发票也是“500”型。但发货时，经销商却告知“500”型全国缺货，要等半年，但手头有“300”型的现货，可以便宜三万块钱卖给他们，并且“拍着胸脯”保证，帮他们“操作”一下，补贴照样能按“500”型的标准拿到。对于急于在采茶季前用上新机器的黄老汉来说，这个提议充满了诱惑。他明知不合规，但在经销商的再三怂恿和“包票”下，还是动了侥幸心理，默许了这种做法。
听到这个解释，林纾心中那块沉甸甸的石头，才算落下了一半。黄老汉的错，更多的是源于山里人的短视和法律意识的淡薄，而非主观恶意的诈骗。
林纾用温和而坚决的态度，处理了青峰山乡茶叶合作社的“型号乌龙”事件。
他没有一棍子打死，而是指导黄老汉主动向县农业局说明情况，退回了多领的补贴款，并补齐了所有合规手续。
同时，他也将那个“聪明”的农机经销商列入了黑名单，通报全县，禁止其参与任何政府采购和补贴项目。
这次经历，对林纾的触动极大。它像一声警钟，让他清醒地认识到，单靠制度的文本和少数人的抽查，构筑的防线依然是脆弱的。人力的监督，总有其极限。当他一个人驱车往返数百公里，才能发现一个隐藏在山坳里的问题时，那些他没去过的地方，那些他没看到的人，又会是怎样一番光景？
一种更深层次的忧虑在他心中升起：必须建立一个超越人力、覆盖全局、能够自我预警的系统。这个系统，不仅要防“大奸”，更要防“小恶”；不仅要靠干部去监督，更要让阳光成为最好的“杀毒剂”，让每一个普通村民，都成为制度的“哨兵”。
这个想法，在他脑中盘旋酝酿了数周后，逐渐清晰成一个具体的方案。在一个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他作为特邀代表，用十五分钟的时间，详细阐述了一个名为“西郊县智慧惠农资金阳光监管平台”的构想。
他的构想，核心有三：一是“数据天网”，二是“全民探头”，三是“能力地基”。
这个在当时听起来颇为新潮的提议，却意外地得到了县委陈书记的大力支持。陈书记当场拍板：“人民的钱，就要放在人民的眼皮子底下。这个平台，要建，而且要高标准地建好！”
于是，在接下来的半年里，西郊县的政务系统，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数字化革命”。
一个由县纪委、农业局、财政局和信息技术中心联合组成的攻坚小组成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