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不幸的小孩的故事。
他叫三穗，鸟山三穗，但这名字在1945年深秋的吉林乡下，没人认得，也没人稀罕认得。
大家、主要是屯里的乡亲们……再具体点主要是和三穗一般大的孩子们，他们私下里都叫他“小鬼子”。
这个称呼中的“小”，是考虑到三穗年龄后加上的“恶意”。
他像颗被狂风吹落的、未熟的果子，骨碌碌滚进了中国东北这片厚实的黑土地，滚进了靠山屯王家那铺着破苇席的土炕上。
那一年，他八岁，裹着一身辨不出原色的破棉絮，头发枯黄虬结，小脸皴裂得如同老树皮，只剩下一双眼睛，大而空洞，盛满了不属于这个年纪的惊恐和茫然。
当时把三穗送到王婶家来的是一位八路军的战士，一米八几的山东大汉，出现在村口的第一眼，乡亲们还以为是打了只鹿的猎户。
并不是说这位战士粗暴地对待了三穗，而是政委的原话就是“这小孩不能出一点事”。
不到二十岁的战士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哪有机会娶妻生子、学习小孩的抱法？于是他只能按自己的理解，像捧着炸药包一样把三穗夹在腋下进了屯子。
炸药包在战士心里就是这样贵重的东西。
在村里老人的指引下，战士来到了王婶家门前，空着的手里拽着张政委特意写下的条子，上面是“鸟山三穗”的汉字。
战士向王婶和王老头解释了三穗的来历，他是跟着溃败的关东军眷属队伍逃难时掉队的，没人知道他的父母现在怎么样。
战败的消息像野火燎原，恐惧和仇恨则烧得更旺。当这支狼狈的逃难队伍经过中国人的村落时，村里的人们拿着锄头、镰刀就围了上来。
事实上找不找得到趁手的农具已经不重要了，据三穗的回忆——“那些人的眼神就像刀子”。
混乱中，不知是谁推搡了他一把，他跌倒在冰冷的泥地里，再抬头时，那些曾经熟悉的、裹着和服的背影，已消失在漫天扬起的黄尘里，连头都没回。
他被抛弃了，像一件无人在意的碍事破烂行李。
村民们拿这个小孩毫无办法，其中也不是没人提出过一些“过激”的报复行为，但人又岂能做出与禽兽一样的行径？
后来，三穗被交给了路过的八路军。再后来，三穗来到了王婶家里。
战士把字条和三穗一同交给了王婶夫妇，他摆弄了好一会儿才搞清楚这张四方字条的正反，指着上面全屯都没几个人认识的汉字说道：“喏，鸟、山、三、穗。我们政委说了，这个‘穗’在日本就是粮食的意思，这小孩也是农民的孩子。”
王婶心软，见不得活物遭罪，哪怕这是个“小鬼子”，她把三穗从战士手里拽起来，拍打掉他身上的土坷垃和冰碴子，叹了口气：“造孽哟，这么点个小人儿……”
王老头是个闷葫芦，一辈子都在地垄沟里刨食，老实得也像块土坷垃。他到死话都不多，说给三穗听的第一句话——即便三穗当时听不懂——就是给他重新起了个名字。
“王庆收，都是粮食，都是丰收，不打紧。”
战士在临走前留下了一些钱财，擦了擦三穗的鼻头，他并不觉得这个异国的小孩和本地的小孩有什么区别，一来二去倒还有些舍不得了。
“小家伙，我走了你要听王婶的话，要是我跑快点搞不好还能帮你追上你爹娘呢！”
后来，战士再也没有回来。同一天，村里的货郎说县城有日本人闹事，有兵被打死了……
王家穷，穷得叮当响。
土炕冰凉，苞米面糊糊稀得能照见人影，三穗的到来让本就紧巴的日子勒得更紧。
屯里人风言风语，戳王老头和王婶的脊梁骨。
“王老蔫，你捡个鬼子崽儿，图啥？养大了咬你手脖子？”
“王婶子，心善也不能喂了狼崽子啊！想想你家大儿子！”
王老头蹲在门槛上抽着旱烟，烟雾缭绕里看不清表情，半晌才闷闷地吐出一句：“总归是条命。”
王婶则把三穗往身后拉了拉，用瘦弱的身子挡住那些刀子似的目光。
三穗听不懂太多话，但那浓浓的敌意和“小鬼子”的称呼，却依然能像刺刀一样扎进他心里。
他缩在王家炕梢的角落，像只受惊的鹌鹑。王婶给他端来一碗热乎的苞米碴子粥，他不敢接，只是用那双惊恐的大眼睛看着她。
王婶就把碗塞进他冰凉的小手里，粗糙的手指碰了碰他皴裂的脸颊，用起来她养自己孩子时的办法生硬地说：“吃！不吃就饿死！”
日子在寒冷和沉默中一天天度过。
三穗像王家养的一只沉默的猫，小心翼翼地学着干活：抱柴火，扫院子，给鸡撒把瘪谷子。
他学得很快，手脚麻利，生怕慢一点就被嫌弃、被赶走。
他怕见生人，尤其怕屯里那些半大小子。他们朝他扔石子，学着连他也听不懂的日本话怪叫，骂他“小鬼子”。
有次他被堵在村口的草垛旁，拳头和泥块雨点般落下来，他抱着头蜷缩着，不哭也不叫。他在来到王婶家前吃得不差，和这些从小就饥一顿饱一顿的孩子比起来强壮不少，但从未反抗过，生怕一反抗就会被赶出去。
还是王老头扛着锄头路过，像拎小鸡崽一样把那几个小子轰开，然后一言不发地把他拎回家。王婶用热水给他擦洗脸上的血污和泥，一边擦一边掉眼泪，嘴里骂着：“这帮天杀的猴崽子！”
三穗看着她浑浊的眼泪，想到了自己生死不明的母亲，第一次觉得这从来添不满柴火的冰冷土炕似乎有了一丝微弱的暖意。
渐渐地，那铺土炕上三穗的位置从炕梢挪到了炕头，离烧火的灶膛越发近了些。
王婶开始教他说话，指着碗说“碗”，指着水说“水”，指着天上的老鸹说“老鸹”。
三穗学得很认真，咿咿呀呀地跟着念，声音细弱得像蚊子叫，他不再只是“小鬼子”，王婶也开始叫他“收儿”，王老头也偶尔闷头递给他一个烤得焦香的土豆作为奖励。
因为他学会的第二句中国话就是自己的中国名字。
至于第一句，那是自己穿军装的亲生父亲教的，他从来不说，因为父亲说那是中国人求饶时才会说的话，自己能听懂就行……
真正让三穗心头那块坚冰裂开一道缝的，是王婶教他写名字。
那是一个寒风凛冽的冬日午后，窗外飘着细碎的清雪，王婶从炕柜最底下摸出个旧箩筐，里面有几张泛黄的毛边纸和半截快秃了的铅笔头。
她盘腿坐在炕上，把三穗拢在怀里，用那双布满冻疮和老茧的手，笨拙地握住铅笔，在纸上照着王婶从县城讨来的字条临摹。
“看好了，收儿，”王婶的声音带着点难得的柔和，“这是‘王’，咱家的王，代表大富大贵的王，知道吗？”
她一笔一划，写得很慢，很重，虽然不熟练得像是要把这字刻进纸里，但也是为了刻进三穗的心里。
“‘庆’，喜庆的庆，盼着咱家以后能有点喜庆事儿，比如等你长大了给你讨个媳妇儿……屯里可能有点难，没关系，我们去远点的村子讨！”
“‘收’，收获的收，代表地里长出粮食，代表一年风调雨顺。”
“王、庆、收。”
王婶一个字一个字地念，然后指着三穗，“你，王庆收，记住了不？”
三穗、不，此刻的王庆收，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三个陌生的方块字。他认识一些日本字，像弯弯曲曲的豆芽菜，眼前这方方正正、带着棱角的字更像是学起来很难的日本汉字。
他伸出冻得通红的小手指，小心翼翼地摸了摸纸上的痕迹，又抬头看看王婶。
在王婶的眼里，有他从未见过的、一种近乎虔诚的光亮，仿佛在赋予他一个崭新的生命。
他用力地点点头，学着王婶的样子，同样笨拙地握住铅笔，在那三个字旁边，歪歪扭扭地画着。
写出来的字像蚯蚓爬，但他写得极其认真，写着写着，一滴滚烫的眼泪毫无预兆地掉下来，砸在“收”字上，洇开一小团痕迹。
他慌忙用手去擦，却越擦越脏。他不敢抬头，怕王婶看见他的眼泪，更怕这眼泪是懦弱的表现。
王婶没说话，只是用粗糙的手掌，轻轻揉了揉他枯黄的头发，把他往自己怀里又搂紧了些。
土炕烧得温热，窗外寒风呼啸，屋内只有铅笔划过纸张的沙沙声，和一个不幸的孩子，在异乡的土地上，笨拙地、一笔一划地描摹着自己新的名字，描摹着一份微小却真实的归属。
那写着“王庆收”的纸片，被他像宝贝一样，和另一张写着“鸟山三穂”的、皱巴巴的旧纸条一起仔细地叠好，藏在了贴身的破棉袄最里层。从此，他心里装了两个名字，装下了两份沉甸甸的命运，也装下了另一位母亲。
自从庆收会写自己的名字后，他与屯里孩子们的冲突越发激烈起来。庆收不喜欢孩子们叫他“小鬼子”，更不喜欢叫他名字的谐音“禽兽”。
年纪再小，他也明白了这两个不是好词，但同时他也不明白，明明大家都是同样的面庞、同样的肤色、甚至等自己再学上一段时间后还能同样的语言，为什么自己就是“不好的”？
庆收不喜欢被欺负，特别是这些孩子在侮辱王婶给自己起的名字！
仗着身体结实，庆收第一次反抗了，六七个孩子被他摧枯拉朽地推倒。他揪住每次喊得最大声的孩子的领子，恶狠狠地用蹩脚的中文说：“我叫‘王庆收’！这是王妈妈给我起得名字！”
说到这，被揪住的孩子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
庆收惊慌失措地松开手，他自认为力道控制得很好，绝没有弄疼这孩子。直到哭声引来大人，所有人在训斥下各回各家后庆收才知道，那个孩子的妈妈在从县城回屯里的路上，被他们口中的鬼子用刺刀挑死了。
从这一天起庆收明白了，自己和这些孩子们其实并不一样……
让他真正意识到自己身上所背负的罪恶的，还是他与王婶间的冲突……这样的事总有一天会发生。
那天庆收帮王婶在灶间烧火，火光映着他汗津津的小脸，王婶正絮叨着屯东头老张家丢鸡的事，三穗听着听着，不知怎的脑子里就钻进了前几天在井台边听来的闲话——几个纳凉的老太太压低了声音说的，说王婶命苦，以前有个半大小子，后来……被日本兵给害了。
“娘……”三穗犹豫了很久，终于鼓起勇气，声音细得像蚊子哼哼，“他们说、说你以前……有个娃儿？”
灶膛里的火苗噼啪一声，爆了个火星。
王婶添柴的手猛地顿住了，背对着三穗，肩膀几不可察地僵硬了一下。灶房里一下子只剩下柴火燃烧的哔剥声和锅里水将开的咕嘟声，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
过了好半晌，王婶才低低地应了一声，声音像被砂纸磨过：“他……没了。”
王婶没回头，只是用火钳用力地捅了捅灶膛，火星乱溅。
“咋……咋没的？”三穗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他隐隐知道答案，却又控制不住地问了出来。他想知道，更想……安慰她，想笨拙地靠近这份巨大的悲伤。
王婶的背影剧烈地颤抖了一下，她猛地转过身，脸上是极力压抑却依旧汹涌的痛苦，眼圈瞬间就红了。
“让那些天杀的鬼子兵……给害了！”她几乎是吼出来的，每一个字都带着血泪的腥气。
三穗被她眼中的悲愤和痛苦吓住了，但孩子天真的残忍和对“自己人”模糊的维护感，让他下意识地、急切地想要找到一个“理由”，一个能让这可怕的死亡显得不那么无理的理由。
他搜肠刮肚，用他那贫瘠的中文词汇和从日本大人那里听来的只言片语，结结巴巴地问：
“他、他是不是……冲撞了日本兵？他……被杀死，一定……有理由吧？” 他想表达“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是不是他做错了什么才这样” 。
他以为这样问，或许能减轻一点王婶的痛苦，或者至少，给这可怕的死亡一个他不成熟的心智一个能理解的“道理”。
然而，这句话像一根烧红的铁钎，狠狠捅进了王婶最深的伤口！
“啪——”
一声清脆响亮的耳光，毫无预兆地、结结实实地抽在了庆收的脸上！
力道之大，打得三穗一个趔趄，半边脸颊火辣辣地疼，耳朵里嗡嗡作响。他彻底懵了，捂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完全陌生的王婶。
他再一次在一个中国人的眼睛里看到了刀子。
王婶的眼睛瞪得血红，里面燃烧着滔天的怒火和无尽的痛苦，那眼神像要把他生吞活剥！她浑身都在剧烈地发抖，指着庆收，手指哆嗦得不成样子。
“理由？你管那叫理由？” 王婶的声音凄厉得变了调，泪水决堤般汹涌而出，“他懂什么！他能冲撞谁！他就在河边……就在河边捞鱼啊！那些畜生、那些挨千刀的畜生……”
她再也说不下去，巨大的悲恸瞬间将她淹没。她像一头受伤的母兽，发出压抑不住的、撕心裂肺的呜咽，整个人瘫软下去，双手死死抠着冰冷的地面，指甲几乎要嵌进泥里。
“我也想、我也想知道啊！我的儿啊……他到底为啥……为啥就……” 王婶哭得浑身抽搐，语无伦次，“为啥要杀他……为啥连个尸首都不给我留啊……扔进河里……找都找不到……我的儿啊……”
这哭嚎如同濒死的哀鸣，充满了人间至痛的无解和绝望。庆收被彻底吓傻了，捂着脸僵在原地，脸上火辣辣的疼远不及心里的惊涛骇浪。
他第一次如此清晰地触摸到了这片土地上深埋的、血淋淋的仇恨和创伤，而这创伤，竟是自己血脉相连的“同胞”亲手造成的！他那些愚蠢的“理由”，在王婶这蚀骨的痛苦面前，显得如此苍白、如此残忍、如此……不可饶恕！
“作死啊你！” 一声低吼从门口传来。是刚进门的王老头。
他一看屋里的情形，立刻明白了八九分，几步冲进来，一把将呆若木鸡的庆收狠狠拽到身后，像护崽的老牛。然后他蹲下身，用那双沾满泥土、骨节粗大的手用力却笨拙地去扳王婶抠在地上的手，声音又急又沉：“孩儿他娘！孩儿他娘！起来！地上凉！你跟个啥都不懂的娃儿置啥气！起来！”
王老头从未说过这么多话，然而已经崩溃的母亲只是在不停地哭喊，捶打着地面，仿佛要把所有的痛苦和质问都砸进这无情的土地里。
王老头费了老大力气才把她半扶半抱地弄起来，让她靠在自己同样单薄却坚实的胸膛上。粗糙的大手一下下拍着王婶剧烈起伏的后背，喉咙里发出沉闷的、无意义的音节，浑浊的老眼里也滚下大颗大颗的泪珠，砸在王婶凌乱的头发上。
庆收缩在王老头身后，看着眼前抱头痛哭的两个人，看着王婶那被巨大痛苦扭曲的脸，听着她口中那“尸骨无存”的绝望哭诉……他小小的身体里，有什么东西彻底碎裂了。
脸上挨巴掌的地方还在火辣辣地疼，但这疼痛，第一次如此清晰地让他明白了什么叫“罪”，什么叫“恨”。
他死死咬着下唇，直到尝到了血腥味，才没有让那巨大的、混杂着恐惧、羞愧和无边悲凉的呜咽冲出喉咙。庆收把自己蜷缩成更小的一团，紧紧抱住膝盖，仿佛这样就能消失在黑土地里，消失在这份沉重得让他无法呼吸的、属于他人的血泪和苦难之中。
这是1945年，一个意识到自己身上的不幸的小孩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