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在中国最具有标本的意义，它是把城市和乡村结合起来的地方，也是中国最真实的存在。走在年关的关东县城，刘连舟不时会被那种热闹的喜庆气氛所感染。随着年关将近人越来越多，市场也越来越红火。
秋红玉每天回家都会买一些东西，那种过年的喜庆也裹挟着她。她和女儿都放了假，每天主要的任务就是准备过年，打扫布置家里，给一家人买衣服，给父母买礼物，给自己做头发，做美容，很是享受县城老师放假的快乐。
但刘连舟还不能回，学校高三的课要补到腊月二十六，往大里说老师们也算一种奉献，可往小处说也是一种福利。这种集体补课，就是求得一种心理安稳，学生和老师的心其实都有些乱。虽然给老师的补课费一提再提，老师们补课的热情并不高。不过对刘连舟来说，补十天课能有几百元的收入，想想这钱是没有理由拒绝的。而这钱不光他们补课老师有，带班的领导们也有，刘连舟现在除了带语文课，也是年级组的一名副组长，也算半个带班领导，除了补课的钱，额外还有100元的，所以对补课这事他是看得重的。
副组长是这学期才当上的，他是从高二跟着这届学生升到高三的。到了高中后，对于用分数和金钱的管理，他已完全接受。对高中来说，学生要的就是分数，老师要的就是金钱，这都是极实在的事情，学生的学习就是用金钱换分数，老师的教学就是用分数换金钱。当然在这种交换中，也有师道传承，有授业解惑，有所谓的人生奋斗。
高中是梦想最为明朗的成长期，也是最为现实的成长期。而生活和工作变得现实后，一切就变得很平静了。刘连舟不知道自己还能为什么而生气，还能有什么生气的地方？每天虽然具体的事情也多，但所有具体事情说到深处就是权力的大小和利益的分配。成了年级副组长后，对年级的事有了发言权，但还不具有决定权，更不是校委会成员，所以对学校的事也就没有发言权，说了没用，也就不说什么。
比如今天是高三年级在放假前的最后一次检测，也算对这一学期的一个教学小结，算是年级的大事，也是学校的大事，刘连舟作为具体的实施者，自然有不少的事要操心。监考、试场他昨天已安排好了，而且也通知到相关教师，但来校后被通知有三位老师突然有事请假了。反映上去后，教务处的意思是让年级组与其他年级协调一下，调三名老师来监考。这协调的事就落在刘连舟的身上，他先同一年级组长说，一年级说他们今天请假的老师也多，人不好抽。于是他又同二年级组长说，二年级人到有但组长说拿不了主意，要他同二年级的分管领导讲。
高二的分管领导是闫副校长，刘连舟觉得由自己给闫副校长说有些不妥，就转回来给组长讲了，意思想让他去给闫副校长说。组长显得不耐烦，让他直接去找就行。结果闫副校长的意思是高二也有个考试的，高一年级怎么能没有三个人，就让他去给一年级分管领导讲。
刘连舟一看皮球又被踢回来了，气的回去给组长讲他协调不了。组长也气，直接给高三年级领导，也就是学校的李书记讲了。李书记也是火气大的人，说这事麻烦别人干啥，再没人叫教务处几个干事去。说着给教务处打了电话，最后还是两干事加上刘连舟顶了请假老师的监考任务。
可让连舟去找别的年级组要人的事是教务主任讲的，结果还落在教务处身上，教务处的干事不高兴，主任不高兴，刘连舟更是。想想这过程心里不由窝火，可这火还没处发。
监考完后，老师们收了卷子往年级组一放，都走人了。刘连舟还得为阅卷的事安排，安排时就觉得自己当这副组长真不值。可不值还得干，自己这副组长是最底层的管理者，学校的每个处室都会给年级组安排事情，而年级组这儿又是条块化管理，自己上面有组长，组长上面有分管领导，一件看似很简单的事，协调起来并不易，不易的原因不是事情有多复杂，而是自己人轻言微，总被别人当皮球踢，真还不如当个普通教师的好。
回家给秋红玉说时，秋红玉说他们校长讲了，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学校也是官场，地位高的还不是从地位低的上来，别说主任了，就一个备课组长大家也争的。劝他还是要忍忍，真再做回普通教师了要想当主任，当校长就不可能了。而且为当这个副组长，也是找了人的，现在真不干了，不是白弄了么？
对刘连舟的气，秋红玉有些嘲讽的说是他同校长的关系还不近。说她是看来了，在一个单位工作，同一把手的关系不好，不论当啥都不会太顺，也没什么好结果。就让他想法要与校长搞好关系。听秋红玉的意思还是要他继续上，不就是受了点委屈吗？以为当教师就没有委屈了？
秋红玉这几年在实验小学同校长走得近，这近让刘连舟心里常有气，甚至有莫名的醋意。但与校长的靠近让秋红玉成了少先队的大队辅导员，用她的话讲也进了班子，说起他们学校倒有一种主人翁感。
刘连舟知道妻子是尝到了甜头，这甜头从妻子三天两头的饭局和不时的各种礼品能看得来，所以才这样劝自己。
要说刘连舟这般去争的目的也是有这因素的，看看妻子就能明白，一个小学校长都让妻子充满向往，而向往会让女人主动靠近的。刘连舟还没有强烈的要女人靠近自己的想法，但在与秋红玉的关系上，刘连舟感到是自己在向秋红玉靠近，而不是相反。
秋红玉不只成了大队辅导员，而是有了自己的世界。这个世界以他们学校，以他们校长为中心展开，辐射到方方面面。秋红玉所在的实验小学是县城最好的小学，首先是学校对外交往的事情多，与兄弟学校，与不同单位的联谊、演出、交流、联系多，让她三天两头有事，其次是学校内部的事多，同事间的，部门间的，相互联系沟通不少，最后就是来自同事，同学间的人情交往多。
实验小学是很多家长想让孩子上的学校，而上了后又存在的调座位，调班，给特殊照顾的想法。所有这些让在学校能说上话的秋红玉显得挺忙，秋红玉似乎每日不是陪人吃饭，就是被人请吃，不是出外交流沟通，就是在联络感情。而所有这些事让秋红玉也变得越来越老练、精干，能喝酒打牌能跳舞唱歌，能打扮会说道，能挣能花。
忙了起来的秋红玉与刘连舟的关系倒融洽了许多，融洽的原因是连舟经常要早回家照顾孩子，要在家等她回来。不知不觉中不再是刘连舟为她买什么东西，而是她经常会给刘连舟物品，从一条烟，一瓶酒，一双皮鞋，一条皮带，一身衣服什么的。不只是给连舟送东西，更是当刘连舟为一件小事苦恼时，反倒是秋红玉出手解决了。
如他这个副组长就是秋红玉带着他在过年时拜访了校长和书记后变成现实的。在刘连舟看来送礼巴结人这些事，在秋红玉做时十分自然，随意又让人舒服。她通过自己的交际圈，家长圈，在这个小县城过得越来越滋润了。所有这些让刘连舟在很长一段时间有愤懑和不解，他不明白秋红玉身上的这些变化是怎么出现的？
秋红玉说，即使再坏的孩子也想让老师注意他，关心他，欣赏他。大人不过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孩子，而人与人之间其实是相互的，一个老师欣赏学生，学生也就会对他亲近，相互亲近了，你的事情就变成了我的事情，事就顺了。
秋红玉还给他讲，生活就是解决一连串的问题，你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了，周围的人也就多了，拥有权力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问题更多问题。再者，工作是生活的一部分，生活也是工作的一部分，所以不要把工作看成只是学校的事情，不要完全把你的生活与工作分开。你所说的那种不顺，不只是你权力小也是你没有与人融在一起。
听秋红玉说这些时，刘连舟不时会为这个女人惊讶，觉得这个女人对生活的融入程度比自己想象的深。看到自己的惊讶，秋红玉会笑笑说，你以为我那些早出晚归的陪人吃饭喝酒打牌全是娱乐吗？
刘连舟当然知道，那些事就是娱乐，可又不全是娱乐。
刘连舟说不出秋红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化的，但这种变化却影响了自己，或者说刺激了自己。一种莫名的自卑在心底有了，特别是抽着她拿回来的烟，穿着她给的衣服，陪着她出席一些酒宴时，这种自卑感就更强了。这倒不是觉得秋红玉变成了另一种人，当然她是变了，变得比过去更通情达理，更善解人意，也更理性和更有主见。
相反她对刘连舟选择做一头精明的猪的态度并不反感，反而对刘连舟能更多的顾家觉得好。不过，那种莫名的自卑让刘连舟对自我改变有了一种期许。
有时连舟会为这种莫名的自卑感到可笑，自己并不是没搞过管理，自己为那种进步曾努力过得到过，知道这种进步能得到什么，也知道会失去什么。而且当自己也放下那所得来到高中后，以为把这一切都可以放下了，可现在居然有了种自卑。
这种莫名的自卑其实来自两个方面，不光是秋红玉的变化带来的，也有来自一个普通教师的自卑感。这种普通教师的自卑深植于这种等级化的学校管理中，你被当作一个工具一样的固定在一个点上。在这个点上，那种所谓精细化的管理让你不能左不能右，不能前不能后。以至于原来在讲台上的那份自由与尊严也在慢慢消失着。每日除了上课，批改作业，辅导，似乎再没什么事与你有关。
而教育学生也变得十分单调，不过就是鼓励学生考好大学，到大城市去，博取更好的人生而已，而这些最终还会归结于利益。考大学，考好大学不过是一个取得利益最大化的路径而已，教育与成长已没有太大关系。
当然，教师也真正成为一种职业，一种督促学生学习，走好这条捷径的工作。当然快乐和情感也有，但这些东西只是一种自我安慰。因为不是这个社会需要你，而是你需要这份工作。在这种你需要中，虽然你在工作着，但是你却也在成为一个多余的人。
当刘连舟把这些讲给李愚同时，李愚同说看来你的感受不浅啊，咱们也算有过一段经历了，应当成熟了，可相比你妻子咱们还是不能很好的融入呀，她是比咱们更能看清这个社会了。说到这，李愚同又说起方春华，说她也有自己的想法了，现在已成了市级教学能手。
刘连舟说，看来咱们还是太看轻这个世俗了，你看轻它时它也就看轻你了。李愚同感叹一声说，女人们还是厉害，咱们过去是小看了。你家红玉多好啊，越变越通情越能干，还能容你照顾你，多好。我家那口子倒有些看不上我这个小学教师了，她不过只是做了个小小护士长，人就不对了。
刘连舟说，咱两个大男人现在倒还不如女的，一个大队辅导员和护士长，咱们可能瞧不上，可咱们到不了那步又还瞧不上是很可笑的，还是咱们自己有问题呀。
李愚同说，你不是已成年级领导了么，也算有进步。刘连舟说，那算什么领导，就如同班主任指定的小组长，连班干部也算不上的。只是我心里别扭，怎么走着走着又成这样了，非要争个位职么？可这教师不争个位置，你说这日子怎么过？
李愚同自嘲地说，也不是非争个位置，但总要担点什么吧？不担点什么，这日子就太轻飘飘了。不怪肖明侠说我，就我自己有时也瞧不上自己。难道真是当个小学老师太好了，咱不愿干别的啥吗？不是，是退到最后一步时可以安心躺平了。咱骨子里其实是也想干事，可咱干不了，干不上，或者说不愿为干那些事再去委屈自己。想想也可笑，一个人连自己都不想委屈，还想在社会上有一席之地，不是太奢求了吗？有时都不知把生生活怎么安顿，只有练毛笔字了。想想，咱们人离开阳中了，可那心在阳湾，让老婆嘲笑也活该。
刘连舟说，你也不要叹息，我听说你到教育组了，也算有些改变。李愚同哼了声说，这算什么改变？中国何止是个官位的等级社会，连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学校也存在明显等级。虽说都是小学，我那北关小学同红玉的实验小学是没法比的，出门都不好意思讲在哪工作。就那样好的小学，红玉都不甘做一个普通教师，想想咱们真不如女人。
刘连舟说，你别讲的可怜。只你说的不错，咱们真要变变了。原来咱们以为进城了就安稳，就可以什么也不想了，看来不是的。如同当年咱在阳湾，不是非要那样而是你只能那样。
李愚同说，咱们还是没有活明白呀，那日莫船有事来关东，匆匆见了面，他也说了既离开体制了，挣钱就是硬道理了。连他也不再说那些责任和梦想了。
刘连舟说，愚同，你提到莫船了，倒让我想过去在你俩面前我是自卑的。可现在我一个中师生在高中教书，你一个本科生在小学教书，莫船还不教书了，想想不是社会有问题，而是我们有问题，总觉得自己的道理对。现在的问题是即使明白了，知道怎么做了，可能否做到还是另一回事，这才考验人了。你说的对，咱人离开阳中了，可心还在阳湾，总以为在阳中的事就算闹过世事了，其实算不了的。
李愚同一仰脖子喝了杯酒说，说的没错，咱在阳湾陷的太深了。可知易行难，就是这个理，好好干，连舟你没问题的，我相信咱们在阳中的岁月不会白过的。来，再喝一杯，
那天两人都喝得不少，喝完出来，刘连舟说回家吗？李愚同说，现在回去也是挨骂，不回了，带你去洗个面，按摩一下。李愚同说着吐了一地。刘连舟拍了拍他说，回吧，你这个样子还能干什么？李愚同说，回什么，回去干什么？咱们他妈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总怕下滑，又越怕越下滑，还不如彻底滑下去的好。
那晚两人洗了面，又做了按摩。起初女人在身上做时还有感觉，不时说些调笑的话，也会用手摸女人的身体。可后来刘连舟有些迷糊，居然在那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