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重农轻商，并不是没有商业经营的土壤，中国那么大，资源分布很不均衡，倘若没有商贾往来转运，很多地区的老百姓都只能勉强活命而已，根本不可能凝聚成偌大的一个帝国。
所以商业从古早以前就开始发展了，“商”这个字，原本就是殷商的国名，据商人善于买卖致富——他们的老祖宗王亥就是在贩牛卖羊过程中被有易氏谋害的——所以后世才会把这种经营称之为“商”。春秋战国之际有子贡、陶朱公、白圭，秦有吕不韦，汉有卓王孙——卓文君她爹——都是史载有名的豪商富贾。到了晋代，还有石崇。
石崇富甲下，根据史书记载，他是靠在荆州刺史任上抢劫商贾，才积聚起了万贯家财，不过这种法未必靠谱。应该，石崇是靠抢劫淘到了第一桶金，其后他也利用职务之便，进行过一系列的商业活动，以钱生钱，这才治下了偌大的产业。
但是政府对于商业活动的管理手段却始终落后，要么根本就没法从商人手中获得什么税收，导致社会思潮普遍嫉商恨商——对国家毫无贡献的家伙却能够越来越富，换了谁都会不满啊——要么只能盘剥商贾，涸泽而渔。好比汉武帝时代的桑弘羊，他出自商贾之家，却背叛了自己的阶层，帮忙武帝施行“算缗”和“告缗”，导致“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
商人的社会地位一直都是很低的——石崇之类官商例外——这就导致了商业活动毫无风险承受能力，一遇兵燹，最先萎缩。商业的萎缩同时也造成了自然经济的衰败、庄园经济的兴盛——世家大户庄园中有耕有织，还有各类工匠，日常用品皆不假外求，要商贾没用啊——而在庄园林立的地区，又哪有官府权威、统一政令可言？
当然这么深刻的道理，就连裴该都只模模糊糊有点儿想法而已，熊远自然是瞧不透的。只是在士人阶层普遍轻视商业的前提下，这位熊相却能够想到以商致富，不管是不是有实际可操作性，他的眼光都可谓相当独到，值得叹赏了。
是不是因为他祖父本是石崇家奴，受到过耳染目濡，故此“家学”渊源呢？
裴该走了一的路，本来有些累了，打算去休息了，忽听熊远谈论起商业来，不禁精神一振，起了兴致，于是微笑着教导熊孝文：“熊君，商业固然可以致富，然须有所产，斯能有商，今徐州有何特产，可以贩卖他乡啊？岭上树木，他郡国亦有，而徐州木匠，又无特技、远名，靠着贩卖些水产、器具，安能获利？且下丧乱，百姓困穷，又拿什么来购买君的产出？”
熊远闻言，不禁深深地皱起了眉头。因商致富，进而恢复彭城国民生之事，他也只是一个初步的构想而已——因为光靠种地、养蚕，彭城实在是富不起来——尚未筹思完备，正巧裴该到来，便腆着脸想要央求一笔启动资金。可是听裴该这么一，貌似自己的想法完全是镜花水月，根本不现实啊，这可该怎么办才好？
但是裴该随即就了：“熊君，若将铜、铁矿交付于君，可能为我经营么？”
要徐州最重要的特产，那就只有铜、铁矿藏了，而且这是刚需——富人多攒铜器，商贾需要铜钱，穷人也需要铁制农具——只有把这两种矿产经营好了，彭城国才有富庶的可能。不过此前铜山、铁山都被裴该遣兵占据，牢牢捏在州府手中，熊远不敢开口讨要，没想到裴使君却突然间端出了这么一份大礼来。熊远当即愣住了，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而对于裴该来，彭城距离他的主基地淮阴实在太过遥远，而他手头又没有什么可以经营铜铁矿产的人才，此前只是派兵占据，强迫生产而已，效率相当低下。故此他才作此设问，心既然熊远有经营工商业的想法，那不如就把矿产交给他，来尝试着经营和管理吧。
“熊君，今所铸铜钱，月七千缗，然未必可以持久。州府将征收五千缗，多余的便与君用，若能多产，也都留在彭城……”裴该倒不在乎超发货币引发什么通货膨胀，以徐州铜山的铸造量来，还远远谈不上——“铁山所产兵器，九成输送州府，所产农具，六成输送州府，余皆可由彭城贮藏、交易……”
裴该此前就已经把几种新式农具的改良版图纸交给了新履任的三郡国守相，但没有给实物——他广陵郡都还没能完全普及呢——故此一路行来，所见下邳、彭城的百姓仍然在使用粗陋的旧式骨、木农具，劳作效率很低。他本来就在考虑，是否输送部分新农具与这两郡国——要等他们自己有钱了铸造，不知得到猴年马月去了——正好就利用这个机会，给熊远一个制造和贩卖农具的机会。
“当先兴工，然后商业可行。熊君，且记住一句话：‘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
熊孝文当即站起身来，朝着裴该深深一揖：“使君之言，远当牢记在心；使君之命，远殚精竭虑，也要完成——使君将铜、铁交于彭城，必将妥善经营，非止富一国也，当富全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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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卞壸、陶侃、熊远等人的治理下，半个徐州的生产开始逐渐恢复，并且一步步地迈向了快车道——至于虞胤，可以暂且不论。裴该心情大好，欢欣鼓舞地返回淮阴，从此就专注于军事方面的建设。
经过一个冬的整训，军屯众已经达到了七千多人，并且形成了一定的战斗力。裴该就此开始扩军，把原本的四营各扩充到七百人，此外还挑选勇健者填充自家部曲，组建起来一支百人规模的核心骑兵部队。
部曲的首将，倒并非王导给他那十四人中的一个——啊，如今只剩下十三个了——而是从峄山上逃过来的郗鉴残部，由郗夫人推荐给裴该。此人姓文名朗，无字，自称是文俶（世以字行，人称文鸯）之孙，文氏在二十多年前就被东安王司马繇族灭，文朗自称时在襁褓之中，被旧部藏匿起来，始得活命——反正没人作证，就连所谓救他的文俶旧部，他也指认不出来。
文朗成年后的履历倒还相对可信一些。裴盾前任徐州刺史，招募丁壮为兵，文朗前往相投，后来还跟着裴盾投降了胡将赵固。裴盾遇害后，其部曲多为赵固所杀，文朗狼狈逃出，就跑峄山上去跟从了郗鉴——郗鉴被蘷安所擒的消息便是他带回来的，此人确实勇猛过人，精擅弓马，所以才能又一次逃得了性命。
此外，裴该还完善了军中组织结构，采取“五五制”：五人为伍，设一伍长；五伍为排，设一排长、两排副；五排为队，设一队长、两队副；五队为营，设一营督、两营副、三参谋。所以他现在手里大致有四个正规营、十个屯垦营，再加一个部曲队，总计九千之众。
将来还会设置五营为一军，倘若手里能够捏上两三个正规军，裴该就有了彻底的胆气，不但能够守住徐州，甚至还可以挺进青州，去尝试着跟石勒撞一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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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该开始爆兵的时候，荆、湘两州的战事仍在继续。
自陶侃被贬，王导便把他的旧部暂时划归新任湘州刺史甘卓指挥。甘卓字季思，丹阳人，乃是东吴大将甘宁的曾孙，也是妥妥的南貉。按照王敦的想法，本来想就此吞并陶部，但王导却考虑到骤然剥夺南兵为侨客所御，恐怕会引发不必要的矛盾，也会使得江南士人疑惑、恐惧，故此还是仍以南人任将为宜。
于是春末夏初之际，王敦便命周访、甘卓率军，再伐荆、湘二州。
有了陶侃的前车之鉴，周访打点起十二分精神，奋勇冲杀在第一线——他并不担心杜弢、杜曾，担心的是自己若也吃个败仗，或者进军迟缓，恐怕将会变成陶侃第二，也被那些北伧剥夺兵权，投闲置散。
周家军首先进入湘州，陶侃旧将杨举奉甘卓之命，担任先锋，于巴陵击败了杜弢。本欲趁胜南取长沙，杜曾却本着唇亡齿寒之义，从北线开始对西征军施压。周访佯装败退，却突出奇兵，直取江陵，杜曾被迫退归江陵，途中却遭遇埋伏，一战而溃，险些做了官军刀下之鬼。
这位自封的南中郎将、竟陵太守败得好惨，带出去七千多人，跟他返回的不过三百挂零，军资器械抛弃殆尽，他本人也身中数矢，好在甲胄坚固，加上皮糙肉厚，倒不算什么重伤。一路败逃到江陵城下，留守的王贡打开城门，策马迎将上来。杜曾就在马上拉着王贡的手，臊眉搭眼地道歉：“悔不听子赐之言，致有此败……”
王贡字子赐，三十出头年纪，身量颇高，四肢修长，面若冠玉，目似朗星，勉强可以算是个美男，只可惜一对吊眉毛，破坏了整张面孔的布局，瞧上去阴郁郁的，一望便不似正人君子。他当即笑对杜曾道：“胜败乃兵家常事，将军不过折损了七千之众、荆州精锐而已，如人断折双臂，幸好腿脚尚在，还不至于一命呜呼。”
杜曾心你这是在安慰我吗，怎么听上去是在嘲讽我？但他也知道王子赐惯常这幅德性，想从他嘴里听到什么好话，势比登还难。当下连声哀恳道：“如今当如何处？还请子赐教我。”
王贡了：“我本奉劝将军，趁着官军南攻杜弢，我等即在荆州召聚人马，建造舟船，沿江而下，直取武昌，则官军恐怕粮道被断，或者被迫退兵，或者被迫招安我等。今陶士行已离江东，周士达辈与将军并无深仇，只要贿赂王处仲左右沈充、钱凤等人，必肯接纳我等——南中郎将不易得，竟陵太守是丢不掉的。奈何将军一战丧尽精锐，东下已成画饼，待得官军击灭杜弢，收其余众，挥师北上，恐怕我等将死无丧身之地……”
杜曾我知道啦，我都已经道过歉了，你还那么多干嘛？我问你还有没有扭转局势的妙计，你要是没有腹案，那就先进城，咱们好好商量商量，若有腹案，就请赶紧出来吧——“我必肯定言听计从，再不会孟浪行事了。”
王贡吊眉一垂，淡淡而笑：“诚恐江陵居不得也，即竟陵亦不可守，为今之计，只有北上，弃长江而经营汉、沔之间。”
杜曾皱眉问道：“人地生疏，如何经营？”
王贡突然反问：“将军可知，当日我因何劝将军降而复叛？”
杜曾摇摇头，王贡便：“将军资英武，有倜傥之志、纵横之才，只可惜根基浅薄，非可自成王霸之业，而须有所依附……”
杜曾对啊，你当初跑竟陵来劝我归顺建康，也是这套辞，可是后来怎么又劝我造反，还发兵袭击陶侃呢？王贡的神情变得严肃起来，缓缓道：“我本以为，陶士行为将军可依附者也，谁想他不信将军，要召将军前往。我投入士行幕下，已历三岁，其人心胸、秉性，我所深知也，得其书信，便知已起杀心，要害将军。如此一来，岂非我坑陷将军于死地乎？王某虽然薄情，却亦不肯为这般不义恶行，更不肯无辜而背负害人之名。故此乃劝将军背反，且知陶士行必不设防……
“陶士行之召将军，是不信将军，更是不信王某，则其不能预料王某的手段，是可知矣——袭则必破！将军有若后汉张绣，而王某自拟为贾文和，既有主从之谊，绝不轻弃，必当为将军谋一可安生立命之处，共享富贵。如今这机会终于来了……”
杜曾急切地问道：“然则机会何在？”
王贡神秘兮兮地回答道：“世间健者，非止王处仲、陶士行，而下之主，也不在建康——江北恰有友人到来，通传消息，将军只须随我北上，自有强势可以依附……”